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西方生态哲学的比较研

但是，埃伦费尔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代自然界向人类提出了“权利请愿书”，要求承认自然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这就未免走得太远了，滑到自然主义的拜物教观念上去了。须知，任何“权利”都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主体的范畴。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就谈不上“权利”。马克思曾以揶揄的口吻，奉劝施蒂纳应该想一论文联盟http://想“人们要求而狗类并不要求对骨头的权利和人们能够而狗类并不能够把骨头变成生产对象，是不是没有联系”。埃伦费尔德同样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自然存在的客观因果性根据，“拔高”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的主体价值性根据，似乎不如此，便不能真正尊重自然。实际上，他错了：对自然的尊重，只能是对自然存在的客观性、对自然生态的系统性、对自然运动的规律性的尊重。如果把自然存在物人格化，赋予其主体性的权利，就必然要抹杀人的存在的特殊性，把人贬低为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这样一来，人就只能成为自然的驯服奴隶，只能在自然所规定的范围内像其他动物一样生存，就实际上同样否定了人的存在本身。人本主义自然观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承认人的生存的特殊性，不在于它承认人的主体性，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特殊性，否认人的主体性必须以承认自然的客观性为基础。
　　
　　 三
　　
　　 在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根源问题上，埃伦费尔德的看法也是肤浅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离开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抽象地静态地看待这一关系。
　　 埃伦费尔德企图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揭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并把抨击的矛头直指近代以来流行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潮，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忘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产生并接受这种观念，而且为什么恰恰是近代以来才产生并接受这种观念呢？这个问题只能由进一步考察人的生存方式、考察这一生存方式的历史演化才能解决。埃伦费尔德在这里停住了：他的自然主义世界观转变成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只能诉诸人们的观念。“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有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这里只能求教于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关系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代，人与自然的原始同一。当时，物质生产刚刚产生，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占有经济”，它只限于利用人的自然器官和自然结合去“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人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自然界的单纯依赖状态。因此在观念上也表现为自然崇拜下的“天人合一”思想，并在这种总体观念下以各种自然和社会禁忌的形式保护自己的生存资源、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
　　 第二阶段是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在资本主义下达到了顶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了一个普遍利用自决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性的东西。古代的自然崇拜已经为对人们的劳动产物的崇拜以及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所取代。“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认识本身不过是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
　　 第三阶段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下，人与自然的重新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要退回到古代那种自然统治下的原始同一，而是要在人的生产能力、社会关系和自身生存方式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环境的危机，正是人类以自己的活动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状态、但尚未建立起新的平衡这一过程阶段的必然反映。它表明，人开始摆脱对自然的奴隶般依附地位，但尚未合理地认识和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人在谋求对自然的统治权力的同时，尚未意识到和肩负起由此而带来的对自然的责任；人的生存方式本身有了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尚未摆脱对抗的社会形式和谋生活动的性质。正是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二重历史作用：“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等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命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四
　　
　　 埃伦费尔德不可能真正找到救治生态环境恶化的药方。他的自决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使其提出的对策只能流于一种浪漫主义的空想。
　　 说他是浪漫主义，是因为他要求人们摒弃理性和文化，返回到天赋的感觉和自然的生活，返回到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状态，返回到自然崇拜的观念。他提出了“超越人道主义”的口号，但实质上却是从人道主义倒退。他甚至确信：“新的情况还会唤起古老的观念，这些观念将动摇世界。”说他是空想，则是因为历史不可能倒退，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社会条件和现实的自然环境都远远不同于产生那些古老观念的时代。埃伦费尔德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不得不以折衷主义的态度与现实达成妥协，补充说可以保留“中间性的技术”、“某种最低限度的技术”。然而就连这一点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什么是“中间性的”或“最低限度的”本身是含混的，而且要使社会保持在“普遍的中庸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出路只能是从现实出发，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不是像埃伦费尔德主张的那样，要人从僭夺的“造物主”地位返回到上帝的“管家”身份；而是要像马克思所指出过的，使人由片面的自然“征服者”转变为自觉的地球“好家长”。
　　 要实现这一转变，第一个条件仍然是要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摒弃理性和文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只是由于人口稀少和需求不高，才使当时的自然生态平衡得以维持，其实当时的生产方式本身，与资本主义和现代商品经济相比，更带有直接的攫取性质；甚至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动物式的滥用资源”。在现代的人口和需要的条件下，企图沿袭或返回这种生产方式，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这一点已为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贫困地区的现实所证实。问题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和运用它们。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也强调，人所支配的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历史作用和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绝非埃伦费尔德所谓“人道主义”观念那种对“理性万能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迷信，而是在其本身中就包含着对二者的合理限定。
　　 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还依赖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其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同一、为更高基础上的重新统一创造条件这一意义来说，具有巨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其本身却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目前的生态环境恶化，从根本上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这种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虽然在一定限度内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却同时以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对待一切财富的两个原始源泉──劳动力和土地，即导致对自然生产力的破坏。只有在共产主义下，人们才不再以私有者的身份对待自然，才能超出所有权这一“使用和滥用的权利”的狭隘眼界。那时，“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供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