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四百年前，柏拉图用他的言语掩盖住苏格拉底的真像；二千四百年后，我们的世界仍然为柏拉图的符咒所封，走不出极权的阴影。波普用严谨的科学分析与颇有个性化的言语欲揭开柏拉图的符咒，这就是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从波普书中的字里行间，可以找出柏拉图的符咒就是延绵数千年的“历史决定论”。其实波普是将多种社会学说寄附到一个祖先处，无论马克思还是汤因比等人，都不过是柏拉图的继承者或是阐发者，他说，有些影响的社会哲学家“已经发现了历史规律，使他们能够预言历史事件的进程。我把提出这类议论的各种社会哲学归类在一起，以历史决定论这个名字称之……尽管他们貌似有理，但它们是出于对科学方法的严重误解，尤其是出于无视科学预测与历史预言之间的区别。”（导言，页３）
波普虽然揭开了柏拉图的符咒，但却在通向其所谓的“开放社会”的大门上贴上了一道新的符咒：只有反对他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和极权主义才能达到民主、安全和自由的新天地——一个完全区别于几千年封闭社会的开放社会。要揭开波普的新符咒，那我们就必须再次审视他对柏拉图的理解与发挥，从中寻出一条他诱使我们走入他的逻辑的道路，我想最后我们不得不相视一笑曰：老路尔。
波普认为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未来预言，恰与之相反，而是对早期斯巴达式国家的憧憬，它是一个存在着阶级并强调极权的国家——纵然极权是为了国家的稳定。所以波普便认定柏拉图是反民主的，而且斯巴达的统治与雅典的统治的区别便是极权与民主的区别。在后来的叙述中，波普始终将斯巴达式的极权当作开放社会的雏形乃至楷模，大加赞赏。www.133229.Com他提倡的开放社会只是欲重建今日雅典而已。
我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逐章摘要，重温波普之路，并想狂妄地证明一点：波普的符咒是可以揭开的，我们不必为它的似乎不可反击的“证伪主义”所吓倒或蒙骗。
一、第四章“变化和静止”摘评
正因为波普在前几章已将太多的学者烙上“历史决定论”的印记，所以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的论述他的观点，防止被旁人抓住把柄。于是波普很有见地地提出两个概念，即“变化”和“静止”。我所能理解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变化”使之“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静止”是“封闭社会”在衰败中称为“被阻止”的社会。其实在这种观念中，我们可以发掘出波普着意而巧妙地隐藏着的几个观点：１、“变化”优越于“静止”，因为“静止”意味着“被阻止”，意味着消亡；２、自“静止”到“变化”是上升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如此，我们则可以反诘波普：即认定“开放社会”的出现或走向成功的必然性，但又反对诸如汤因比、施本格勒等人的“社会规律”，难道这不是一种矛盾吗？别人的“社会规律”是“历史决定论”，而他的“开放社会的必然性”却不是“历史决定论”，令人费解。同时，我抱歉地对波普怀有了不敬，因为：１、他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将此概念严重泛化，正如它表现在对音乐的个人情绪：“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在伦理领域，我统统反对‘未来主义’。”（注释，页２６４）其实这是反映了它的“证伪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在后文将会有评述。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只让我钦佩他的踏实与古板。２、波普的“开放社会”论并没有逃出他自己给“历史决定论”下的定义，他自认为自己是“科学语言”，而别人详加考证研究的学说却是“历史预言”，是“历史决定论”。而他唯一便是被人的学说是无法通过他的“证伪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一关，因为未经证实的理由具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也许波普更加认可的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与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吧。但波普又何以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归结为非“历史决定论”的科学规律呢？唯一的解释是“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都是二千四百年前那段历史中出现过的，于是符合“证伪主义”和“经验主义”。波普在打通二千四百年的时间长廊上却是个奇才，但他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到二千多年前的社会状态与今天的社会状态大不一样。无论民主、安全、平等，都有了新的环境，都有了新的影响因素，都出在一种新的体系之中。３、波普为西方文明展开的辩护与对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恶感，使我认识到他狭隘的一面，在这点上，他甚至比不上他的同行贝尔，至少贝尔只认定美国的老大地位，而不去判定社资的优劣高下。在我看来，无论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无奈的定位，究竟何者为胜不足以为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一方成功，那么原因何在，究竟有无成功的原则？意识形态的过程令我不能赞同，只有那个结果才是最为终极的目标。只有实现那个终极的欲望，而没有维护意识形态的欲望，那方是罗素所说的真正的伟人。
二、第五章“自然和约定”摘评
此章是波普论证得最为严密的一章，几乎无懈可击。波普认为“自然规律”与“规范规律”的区分只有在“这种巫术的‘封闭社会’确实衰弱之后才能发展起来”（６０），而所谓的“巫术的封闭社会是指原始部落或‘封闭’社会由于它所处在固定不便的禁忌、律法和习俗的巫术圈子之中而具有一种典型的神秘态度”（页60）我已能理解波普何以如此说，他认为在“自然规律”与“规范规律”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源。但他同时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并且认为这两种规律除了有一个相同的名词之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页６１）。他所言的“二者”都是绝对意义上的，他并未排斥“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等自然法的内容。
在本章的第二节中，波普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即他认为自然规律与规范规律的区分过程中有一个起点：“幼稚的一元论”。可分为两个可能性：１、幼稚的自然主义，我称之为“天不可违”；２、幼稚的约定论，我称之为“上帝权威”。后来发展到一个终点：批判的二元论，或叫批判的月定论。此时产生一种有意识的区分，“即把人所不及的自然规律性区别开来”。（页６３）
波普几乎是以陈述事实的语气将我们的思维牢牢困住，引导我们承认自然和约定之间的区别，并隐隐地在我们心中注入一种理念：封闭社会中自由自然规律，而当社会发生变化后，便出现了规范规律，这是个天经地义的过程。我也承认规范规律，因为规范规律在中国的历史更长，也更为深刻。倒是自然规律在中国弱得可怜，唯一值得提的地方就是天人观念，但天人观念后来也为君权神授、天命难违的官方思想粗暴地权威化了。正是这种我内心中的“自卑”让我发现了波普此论中的突破口。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的“自然规律”发展的迅速而且影响深远，或者说与中国的情况相反，西方的规范规律往往被注入自然规律地因子，甚至成为自然规律发挥社会作用、政治影响的强大手段。这种因子的主要成分是宗教观念和契约观念。限于篇幅，我不加展开，仅提几个让我们足以对波普发难的切入点：１、宗教中的平等思想：表现如十字军东征中的精神征服的平等欲望，马鼎·路得的宗教改革提倡的平等……２、宗教中的自由思想：表现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３、契约观念：自卢梭的契约论提出后，契约制与契约观念成了今日西方世界的最基本的理念。何以我将如此三者都归结于源自自然规律呢？原因有两点，一是波普如此斩钉截铁地认定自然规律与规范规律的区别，他便定会同意自然不带有规范规律才固有的阶级、等级等特性，因只有自然规律具有真正（或说绝对）的自由、平等的特点，而且自然规律中的万事万物都因着有“自然法”或说自然契约才得以固定不变，故契约论也是从自然规律中抽离出的，其次，波普认为“自然界只有事实和规律性，它本身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把标准施加给自然，从而把道德引进自然界”（页６４），“责任、决定只是和我们一起进入自然界的”（页６４）。此言有唯物主义的味道。人与自然本身是相连的，人在认识自然后，又受其影响（反作用）产生了对自然的欲望，从而又作用于自然，并带着自自然界的规律中所体味与探索到的社会规律（广泛的道德体系）作用于社会，这与中国人的天人和一论颇合。
自然和约定是柏拉图的基本思想是形而上学二元论。它表现在各个领域的对立上，而“这全部二元哲学是出于要急于解释理念社会的憧憬与社会领域中的可憎的实际情况的之间的鲜明对照——稳定的社会与在革命过程中的社会之间的鲜明对照”。我无法断定波普是否在之中隐含着他对政治稳定（民主）与政治冲突（革命）的见解，但亨廷顿、阿尔蒙德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波普与亨廷顿、阿尔蒙德不同，波普的“稳定的社会”与“革命过程中的社会”分别被喻为“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两者是必然冲突的，而且后者优越于前者并必然代替前者。亨廷顿和阿尔蒙德把两种社会的“稳定”与“革命过程”时作两个共存的特点，并且深入分析两者的相似共存情况。事实上，波普的理性分析只是推测，他的推断被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的“经验主义”分析所击溃。（可参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一文）
三、第六、七、八、九、十章摘评
由于这五章都围绕着一个明显的核心，即批判极权主义。于是我将它们贯穿在一起，以更方便的进行分析。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是“阻止一切政治变化“，而这一目标若办得到的话，又可以由他的自然主义来回答：“回到自然”，这点竟与两千年后的现代人的反对物质世界的方法之一——回归自然不谋而合。
柏拉图的政治纲领是“极权主义的正义”，实际上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或森严的阶级观。对柏拉图的这一观点的反对，我和波普又不同的意见。波普认为柏拉图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极权，而极权正是“开放社会”的首要大敌。我则认为阶级的观念会随着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为人所淡忘。我一直在尝试探讨阶级与资本所有制的分离（淡化），那么若我的命题成立，唯一的渠道便是由经济竞争基础上的民主带来的阶级观念的淡化实现。
波普认为“正义”是“平等”与“公正”，而柏拉图的正义不是此范畴之中。柏拉图用生物上的平等争取法律上的平等，并总结道：“对不平等的人以平等的对待必定造成不平等。”波普显然事件柏拉图关于“保持人们自己的岗位就是正义”绝对化了。他认为“柏拉图的最大意图在于认定阶级特权是唯一的正义”。同时波普认为“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已成为我们西方文明的基础。这是基督教的主要学说（《圣经》说“爱你的邻人”而不说“爱你的部落”）。很明显看出，此处波普与柏拉图的最大分歧是对“正义”的两种不同理解。柏拉图带有狭隘的集体主义（或说因波普的评述才如此的）的特色，而波普则是个“左派个人主义者”。波普认为集体主义与跟人主义一样，是民主与自由的最大敌人，而且必会严重阻碍个人的自由，而只有个人的自由的以保证，我们才能进入“天堂般”的“开放社会”中去。
在领导原则上，波普认为选择“最有智慧的人”或“最好的人”来执行统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些学说是自相矛盾的。纵然是“法律至上”，也不过是统治者的法，如赫拉克利特所言：“法律也可以要求大家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他认为有意义的是如何设立一些与统治者的权力足以抗衡的权力。波普于是又推出他一贯推崇的白蜡图的师傅——苏格拉底来，认为苏格拉底提倡的道德理性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反对出身论，另一方面又易为人理解为权威主义而走向反民主的道路。其实他只不过要大家明白，这双刃剑的刃只要被磨掉一个，就可以成为一巴锋利的德摩克里特之剑，足以与统治者的权力进行抗衡。当然被磨去的显然是“权威主义”。波普肯定也知道反权威主义会有什么后果，我甚至认为波普只是想夸大一些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因为如贝尔、麦格雷格·波恩斯等人提出的新权威主义太盛了，需要收敛一下。
柏拉图在波普眼中是个“逆徒”，柏拉图的哲学王（传统权威主义的源头？）思想被波普认为是故意曲解了苏格拉底的意思，他说“从这个反躬自问的、理性的和真诚的世界下降到柏拉图的哲人王国是多么严重的倒退啊！”（页１６５）波普认为柏拉图的这种乌托邦工程是有害的思考方式，而唯一合理的社会工程是“逐步工程”。（页１６５）“逐步工程师”的任务是消除社会上的最严重最迫切的祸害，而不是要求最伟大的终极幸福并为之奋斗。（页１６７）波普认为只有对某社会计划有足够的经验才能去实现它。波普的话是对的，我们对任何社会计划的实践的确应该小心从事，但他似乎认为别人都重视的不够，他用“足够”两字压死了大多学者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式的学说。至少在我见过的、他所批过的几个学者如马克思、汤因比等人的著作中，我并没有读到太多的妄加推测，相反它们可称得上是理论实践相联系的典范著作。而对于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始终惴惴不安地不住反躬自问：“你说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哪？”
波普认为“马克思在抨击乌托邦主义时，事实上是在谴责一切社会工程——这一点是很少人能理解的。……他认为社会必定是按照历史规律而发展的，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合理计划而发展的。”波普对马克思的误解主要出在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社会变化规律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是一大创造，并由此为基础推论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跟波普所言的“合理计划”相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另一方面波普在哲学观点上认为马克思是因为“唯美主义”而“谴责一切社会工程”的。由“唯美主义”到“完善主义”再到“乌托邦主义”，波普也在暗暗嘲笑马克思的天真，但他又何曾重视过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理论、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呢？我同意波普所说的“认为彻底改造我们的社会世界就会立刻导致一个可以运行的制度，是没有理由的”，但并不认为他这句话的所指责对象的存在。
波普说：“在修昔底德所处的同一代人之中，掀起了对理性、自由和博爱的新信念——我认为这个新信念就是开放社会唯一可能的信念。”他认为这个时期是“标志着人类历史转折点的时期”，并被称之为“伟大的世代”（great generation）。这个伟大的世代指的是雅典人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核战争之中的那个时期，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持开放社会论的学者，如修昔底德、伯克利、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人，但是随着苏格拉底的死去、柏拉图的重新解释，柏拉图用他的符咒封住了开放社会的大门，而波普对柏拉图的批判便是要揭去门上的符咒。
波普的批判的确揭去了柏拉图的符咒，但他同时又贴上了他自己的符咒，如果你同意与他一起抨击他所谓的极权主义与历史决定论，那么才能解开他的咒语，得以进入他的开放社会中去。
总结全文，波普的符咒应该被揭开，否则就会把我们置于一种个人主义与纯粹的经验主义中去，从而艰于对社会产生长远的看法。最后，我从三个方面揭开波普的符咒：
首先，波普在全书中一再重申开放社会的特征是“对理性、自由和博爱的信心年”，但他每一处都只是对开放社会作极为泛化、模糊的描述，我们无法从“新信念”中得到对开放社会感性的认识，甚至是较为清晰的想法也无法形成。波普的开放社会与马克思等人的学说相比，显得更加无经验并且更抽象。
其次，波普在全书中充满对苏格拉底与雅典的眷念，无论是眷念民主还是自由，实际上都是对“人”的眷念，是他的对个人主义的向往。英格尔斯说过“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而波普虽然认可了柏拉图的发现，即开放社会的敌人的根源是“人的堕落”（页２０９），但波普心目中开放社会中的人不是英格尔斯笔下的现代人，而是不认可集体、认为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的人。我难以想象波普在将个人如此自私化后，由这些人组成（如果能的话）的开放社会该有谁来管理呢？因为同时波普也反对权威主义，甚至反对统治者（社会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开放社会中亦会存在）的领导权威。波普的理想让我赞叹，他希望一大群具有“新信念”的人组成一个没有权威、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安全的社会，是乌托邦还是经验主义，一眼明了。
最后，波普将历史决定论视为“天敌”，因为历史决定论不是“逐步”的，而是“跳跃式”的。但设想一下没有习惯性的长远规划，只是逐步地靠经验主义办事能行吗？在当今最为人注目的两大方法论——系统论与混沌论中（其实，它们在没人注目时已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都认可了对未来发展规律的可分析性与可预测性，而且它们也真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方法论。
所以波普的符咒只是一道理想的符咒，揭开他的符咒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中有他所谓的“新信念”，但绝不是个仅靠理念来支撑维系的社会，更不是纯经验主义、排斥集体主义与权威的社会。历史中没有什么决定论，但是有蕴含在其中的深刻的社会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