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术研究中，现代西学研究成为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使我能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出发，对自己的问题和问题的前提加以审理，而且能对中国20世纪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新发展做出新的阐释。因为说到底，中国20世纪现代性与其相关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有不可分离的联系。
审美性哲学或"哲性化诗学"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决非偶然。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不再从单一的文艺学学科内部从事研究，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跨学科语境中的哲性诗学思想，同时，还意味着我面对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20世纪哲学的问题和命题在诗学思想中的回应，或诗学的当代命题能否逃避哲学话语。无疑，这一根本性问题给我的研究提出了更为基本的要求。不仅关注理性，同时关注20世纪人类思想者为之纠缠撕扯的无所归依的思想、情感、审美领域，不仅关注随时代而出现的"新"问题，更关注难以解决的、不断反复出现的"旧"问题。尽管这些"旧"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合法性危机"中，拥有了自己不断转型的"新"形态。
不做包罗万象式的哲学话语或诗学问题的"宏伟叙事"而是注重社会思想理论、语言哲学理论、心理思想理论、文化学思想理论对现代诗学的拓展和改写；不去贸然处理尚未经深入研究和思考过的问题材料或领域，不一味偏重哲学思想家，而是以新兴学科和社会思想大家为关注点；不对任何未经判断证实的结论人云亦云，不以非此即彼的认识理念使自己屈从于某个结论或与之对立的相反的谬论，未有所得就宁愿暂时搁置而不遽下结论。WWw.133229.CoM
不带有门户之见或个体偏见去看问题，不为某些时髦的话题所迷惑。这提醒我，在20世纪流星般的社会学、哲学、美学的思想家中挑选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知识类型、思想模式、话语流派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使自己既不流于空疏无边，又不拘于狭窄封闭的学术圈层中，确乎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思想者是孤独的，社会文化资本或知识增长是靠少数真正独立不倚的精英思想者，而大多数人却在享受思想成果的同时，又使思想的革命性消解成习惯的残余物，或以鄙陋或矮化的形态表征出来。在思潮的涨落中确立思想史的尺度，将自己的思想在与过去他者的历史对话中厘定思想者的踪迹，对我而言，就成为殊为重要的了。
不写学者个体的学术思想专史，而是尽可能地将其放在20世纪学术思想史的网络中，去展示思想的多元景观。在研究中，即使是对颇有影响的大师的思想，也绝不面面俱到，而只能就我所关心的其中部分问题加以潜对话或对话。我试图透过这个世纪主要思想者的侧面，去寻找这个世纪的时代精神更迭演变的"思想型"问题，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复杂论域中，以生命体验穿过每个思想者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硬壳，对其前提和问题的解决提出新的质疑，从而使之显现出其差异矛盾乃至悖论之处。
不盲目听从任何未经审理的思想的召唤，并警惕任何未被证实的思想或伪思想的诱惑。我遵循唯一的精神导师就是"怀疑"。但是，这怀疑并不意味着虚无，而是对虚无的穿透。我愿意面对任何充满思想挑战类型的思想家，相反，与一个缺乏独创性的思想家对话则是相当乏味的。同样，我注意到，在这个世纪末回望上个世纪末，同时又面对"未来千年史"时，我只能关注不断重现的问题，并对超越专业知识范围，并且和其他领域的知识有关的现象感兴趣，以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的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作为论列的取舍标准。
不在乎激进的"理论家"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而尽量在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我将在20世纪的历史时间邃道中看到的不断延伸的学术前景作为自己的工作平台，并尽可能地在哲性诗学这一阐释框架中，在20世纪思想家思想的交织中，透视哲人诗人价值关怀的互通性，进而在现代知识系谱构架中分享每个思想家提供的某方面的知识话语，以及其共同组成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理论。也许，这些理论家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20世纪哲性诗学思想史，也许，是为了避免思想变形扭曲的危险，我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每个思想者的问题框架，从中追踪这个世纪学术增长中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身。也许，这样做的结果并未完全实现我的初衷，但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我想不妨作些尝试。
"不"这一现象学式的"减法"，使我可以面对"事情本身"，并在逻辑框架设定以后，使进入历史的"思想"叙述成为可能。然而，困惑我的问题仍然存在。诸如：现代哲学危机与诗学合法性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语言转向与当代诗学秉性问题，写作意义与价值重建问题等。于是，进入问题的过程就成为弄清问题的前提进而彰显问题实质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问题，必得对"他者"--现代西方文化理论语境有真切的了解，反过来，对他者的理解又将成为自我阐释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契机。也许，正是这种他者文化的审理和自我审理，使学术思想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