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埃尔•布迪厄的众多作品中，《国家精英》可能是最为费解，最具矛盾性的，无疑这些原因给国外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它的矛盾性体现在：第一，它引用的实证材料的性质与范围全部源自法国本土，然而其分析的意图与所达到的深度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第二，这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布迪厄社会学风格的作品，所有的问题全部被具体材料实证化、数据化了，但是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又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并使它置于本世纪末有关权力、文化和理性讨论的漩涡之中。
《国家精英》以《区隔》[1]为基础，并在诸多方面作了伸展。它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它深刻地挖掘出了1968年5月法国社会巨变以来的二十年中，阶级、文化、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特征，这种全方位的研究甚至比《区隔》表现得更为出色。同时，正如m•莫斯（marcelmauss）所指出的,在一部优秀的人类学著作中：“那些貌似无用的细节材料事实上正是原理的浓缩”,[2]布迪厄揭示的这些理论，无论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这个新的世纪来说，都是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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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第一条重要原理是物质权力与象征权力之间那种变动不居而顽固执拗的关系：二者彼此抵触而又暗中妥协，独立自足而又共同串通，保持距离而又相互依赖。正如韦伯的精确概括，在每一种统治的结构中，那些“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地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取权力的体系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wWW.133229.COM”[3]在封建社会中，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们通过控制武器、土地和财富而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牧师的权威则表现为：替这些新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证明并从而使其统治更为坚固。布迪厄认为，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学校接管了这种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所以现在不是一种资本而是有两种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通向了权力地位，决定了社会的空间结构，并且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人生机遇和轨迹。
文凭有利于界定当前的这种社会等级秩序。从中世纪的教会法典意义上说，这种社会等级秩序表现为世俗与精神、凡尘与天国之间的差别。该差别不仅通过把男人与女人分类、安排在组成社会等级结构的不同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还通过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外化为个人欲求、努力程度及天生禀赋的不可避免的差异，从而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确立了一种不可通约的价值尺度。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尽管主要通过家庭来积累与传承——看上去却似乎是资本持有者所天
罗克•华康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他为布迪厄的《国家精英》英译版（thestatenobility，剑桥，政治出版社，1997）所作的前言。
生固有的，它努力“将先天继承的特权与后天获取的优良品行化合在一起”，[4]这一事实使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承合法化，尽管民主理想试图去打破这种传承。
这里，布迪厄的研究目标是社会炼金术的运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以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它是如何把置根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们温文尔雅之外部表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而社会炼金术的运作则使得无论尊严者还是沦落者都对自己处境的形成原因懵懂无知。从这个角度看来，文化精英们获得学位，就不是凡•吉勒普(vangennep)所谓的“通过仪式”，而毋宁是一种“制度仪式”，[5]与其说它在之前与之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它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其能够统治的对象群中辨别并超拔出来了。它激发了下层群体对他们的尊敬与奉献，甚至，从更强的意义上说，它使他们神圣化了（任何一个参加过英国或美国主要高等学府学位授予典礼的人，都不会不震撼于他们那种古典式的虔诚）。从词源学上看，文凭（credentials）的词根是credere,有信任的含义，从而，文凭的权威性证明了新的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生产得到了集体的信任，而毕业学位的授予，则意味着这个较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到了最高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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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尽管在马克•布洛赫(marcbloch)看来，中世纪时期“授爵仪式的深层意义”是“骑士的思想观念深刻转型的一个象征”，[6]但布迪厄认为，经由教育获得头衔——它是晋升到私人企业与政府机构高层地位的先决条件——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标志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巩固，以及一种相应的社会策略的转变。通过这样一种策略，统治阶级迅速地并不断地自我转变，从而维持并控制了自己的统治。
在封建社会中，世俗与精神两极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与牧师之间、军队与贵族之间、武器使用者与语词使用者之间的相对简单、二元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反对关系。随着正式的理性国家的建立及相应的“第二资本”的优势的确立（布迪尔强调，这两个概念是有相互联系的历史发明），这种敌对的双方被更换成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而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便在这些场域中有效地流通并集中。这种互相依赖的网状链条把自己严密地缝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总体，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这是布迪厄1970年代早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但在本书中第一次从理论上和实证材料上作了完善）。“权力场域”从经济场域这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生产场域那一端。[7]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工业家与艺术家、二十世纪的经营管理者与知识分子，分别是经济场域和文化生产场域的统治者，成了社会统治的化身。在两个权力场域之间，则陈列着政治、高级社会服务、职业者和高等学府等众多场域，它们或与经济资本相适应，或与文化资本相符合，分别占有不同的优势，从而形成彼此之间或对称或对抗的关系。
随着不同类型的资本和自治场域的激增——由于资本与场域相互界定、彼此规范，所以这两个命题在布迪厄看来，是对同一时代潮流的一种等价的概念性转换——也随着只能粗略区分且相互转换的各权力之间的那种较为透明的“机械性统一”让位于高度区分且不可通约的各权力之间的那种更为复杂的“有机性统一”，不同资本、不同场域之间的张力上升了，冲突时有可能发生。因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业已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现实，预示着必须处理、调停众多问题，诸如何种资本具有社会首要性、何种资本具有社会合法性等等。于是，权力场域完全变成了一个竞技场，其中各种资本的占有者彼此竞争，以求战胜对方，取得优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它常被误解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冲突），制胜的武器筹码便是参与竞争的各种资本的相对价值及其有效性，而竞争则尤其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交换率”的提高来完成。
正是在这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精英制造的系统工程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各种权力形式相互共存与竞争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而这些权力日益依赖于转换成文凭来确立自己的神圣性，使自身永存不朽。高等教育工程不仅保证了那些业已垄断特权的家族的儿孙们（贵族成员，无论是基于血缘的还是文凭的，基本上都是男性）优先并迅速地进入到统治阶层，而且，它的高度自治和清晰的内部区分（这种区分，与组成主要权力场域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区分相适应），也使它能够通过承认和奖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即社会优秀分子）的方式来消除权力形式间的内部冲突。
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学院”（布迪厄是学院众多杰出的男毕业生之一），是培育法兰西高级知识分子的温床。它们吸收的是那些首先对学院怀有强烈兴趣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的气质正是学校所需要和评估的那种文化资本的活的体现——并使他们得到了荣誉，这样，来自于已经文化化了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迅即又加入到了文化资本家的行列中。而另一方面，高等商学院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等高校旨在培养国家与工业界的领导者，吸引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也注定了是经济富裕的法国中产阶级上层家庭。国家管理学院，则把自己定位在上述两种精英学府的中间，重点培养内阁成员与高级社会服务人员，既注重文化能力，又强调经济能力，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于那些罕见的既有世袭财产又有文凭的家庭。
这样，通过提供不同的特权传承途径，通过承认秩序内部的竞争、甚至敌对、自我炫耀，精英学校场域使不同权力形式的继承者们彼此隔离开来，得到安抚，并且，相对于其它机制来说，它更能确保权力继承者们以和平的方式分享领导霸权所必然带来的成果。因此，不是这所学府或那所学府，而是由它们组成的场域（即客观关系的空间）致使场域本身成为了地位差别与距离的再生产的场所，这是一种血缘遗传似的再生产，而模式化了的地位差别与距离则构成了社会等级次序。《国家精英》的现实针对性与具体目标就是揭示法国高教系统中最高阶层的结构和功能，及其与国家顶尖企业和资产阶级的联系。它的更深的、理论上的目的则是，通过这种现时的历史例证的分析，来阐释出统治权力的社会分工模式。该模式在形形色色的权力形式互为共存并都试图攫取最高霸权的发达社会中，是随处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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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阶级差别、国家政体建设、共和主义以及教育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联系，也由于一般综合性院校与贵族院校之间存在着区分，法国的高教体系具有极端的集中性和高度的社会选择性，这种体系热衷于将世俗的（即资产阶级的）文化包袱神圣化，同时又残酷地将自己神化了的产品贬低为“学者”，所有这些特征都形象地揭示了学术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幕后勾结，以及经济权力场域和象征权力场域之间彼此冲突而又相互纵容的复杂关系。但是，《国家精英》中，这些具体材料的翔实分析，并没有遮蔽它所运用的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性。准确地说，《国家精英》提供了一套可用于分析任何国家权力场域的系统的理论框架，美国（英国、日本、巴西等）读者则可以移用这种框架，根据相同的逻辑原理，总结一套观点来比照分析本国的情况。[8]
布迪厄认为，这种时代统治秩序的交叉机制，表现了物质（经济）资本和象征（文化）资本劳动分工的历史状况[9]，而精英学校场域则是这两种既彼此分离又相互缠绕的资本的反映，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特征。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对反关系的深层构造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取决于许多互相影响的因素，包括所分析的社会和时代中的（上层）阶级形成的历史轨迹、国家结构，以及教育体系的形式。同样，布迪厄认为，在不同国家，“新资本”的形成呈现出不同的再生产模式，从直接的再生产——其中权力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经济财富的传承来转移，到以学校为中介的再生产——其中权力的获得是通过教育机构的介入来完成的并被它美化了。但是，所有统治阶级都得依赖于两种模式的结合（布迪厄极力强调，即使文化资本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它也决不能阻止经济资本自动地展示自身），至于他们特别偏爱这种或那种模式，则取决于他们对全部再生产模式的工具体系之任意使用，也取决于各阶层（这些阶层依附于这种或那种权力输送模式）之间当前的权力平衡。
在移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怀特海德（whitehead）称之为“错误地具体化的迷误”[10]——即跨越国别界线，一一对应地寻找那些促成权力世代传承的机构（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寻找法国国家管理学院的对应机构，而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个运用本民族思维模式来思考的学者，必须从特定国情出发，来实证性地分析由社会空间结构、教育体系，权力场域及其内部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
简要地说，在法国，精英教育的空间结构，表现为贵族学院与综合性大学之间明显的平面式的二元性。前者招收的学生都修习了特定的预备课程，经历了全国性的入学筛选考试，毕业后将从事高酬薪的工作；后者则是向所有完成了中学课程的学生敞开的大众机构，与职业社会的联系较为疏远。即使是在贵族学院内部，也是二元性的，一方面是各类主要和次要学院之间的二元性，另一方面则是熏陶文化价值的机构和培养经济——政治能力的学院之间的二元性。而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这种平面的二元性被更换成既平面又垂直的巢状结构，它体现在私立和公共大学（从中学教育就开始了）之间，在社区大学与四年制大学之间，在大量的第三级教育机构与众多宣称培养公共和私人场合社交名人的精英学院之间。[11]在美国，由于经济资本凌驾于文化资本之上，具有历史的优势，因而这两极权力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应的美国统治阶级中两部分的矛盾，并没有具体化为对手或学院之间的竞争，而是表现为（精英）大学内部艺术、科学学院与职业学院（特别是法律、医药和商业）之间的对抗，这些学院所享有的权力之间的对抗，以及它们所倡导的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如具体研究与基础科学的对抗、批评与实践的对抗，创造性与实用性的对抗等等）。
然而，尽管美国和法国的高教系统各有自己的定位及运作机制，但美国的常春藤联合会和私立寄宿学校，与法国的贵族学院及其附属预科班相比，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尽管只是部分相似。鉴于这样一种观点——“仅仅肯定精英学校特别是社会精英学校的存在，是对美国高校贮库的不恭”，[12]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其它学校是如何被排除出（统治权争夺的）。事实上看看这组数字就够了，美国公立中学的大学升学率是45%，教会学校和私立中学的升学率是76%，而寄宿学校（占美国中学总量的1%）的毕业生全部进入了大学。这些享有特权的学生，十有其九都是职业人员与商业经营者的子女（三分之二的人的父亲和三分之一的人的母亲是大学或职业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高的奖学金，甚至左右了奖学金的倾向。由于寄宿中学与地位尊贵的私立大学之间联系紧密，渠道畅通，在1982年，常春藤联合会高校中近一半的准毕业生申请了奖学金，其中42%的申请者获准授予了，相比之下，全国各地申请者（尽管是来自其它高校前4%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才26%[13]
在198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美国大型企业中10%的理事会成员以及两个龙头企业中十五分之一的董事，只来自于十三所精英寄宿学校。这是因为垄断性大学的学位加上高等的身世门第，极大地增加了进入公司“内部权力圈”的可能性。在高级管理人员中，持有的特权教育学位与显赫的身世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谁将成为首席执行官，谁将任职于海外分公司，谁将进入主要商业协会的领导层。正像在法国，那些使“世俗资产阶级文化”神圣化的学校颁发的文凭逐渐替代了熟练技术人员的证书，在美国，一个管理者如果能够从精心选择的私立学校得到一张高级法律证书或学士学位，将比其它高校的mba硕士更有机会爬上公司领导的高层。[14]
这些精英寄宿学校和大学的毕业生，来自富有的“社会名流”家庭，他们也广泛地分布在美国政界（包括内阁、司法机构、政府咨询委员会）、政府公职、高薪法律事务所，国家媒介、慈善机构及艺术界的上层。[15]而那些经过了严厉的预科考试脱颖而出的人，毕业后则成为了波士顿、华盛顿、洛杉矶地区的“权力经纪人”，他们与毕业于巴黎圣奎那梅（saint-guillaume）的那些人同样享有职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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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精英》那些（具体的）材料发现中剥离概括出来的那种（一般的）理论模式，即国家权力场域的传承模式与社会构造模式，是极具借鉴意义的。它将帮助我们在任一种社会形态中，归纳资本的有效形式，清理造成这些资本之区别、距离及对反关系的社会与历史的决定因素，并且评估精英学校（或功能与之类似的机构）机制在调整这些关系时所起的部分作用。
这样一种调查，无疑能够证实以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模式（比权力的直接再生产模式）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它付出了真实的代价来完善自身，以求掩饰自己传承权力的本相。首先，成为一名继承者的代价越来越高：每个精英学校都训练它的学生适应严格的工作制度，严肃的生活方式，经历知识的和社会的羞辱，这是成为杰出人物必须做出的牺牲；其次，现在特权传承的逻辑可能变成这样了：首席执行官、外科医师或者科学家一开始可能占有了特权，但他们的儿子不一定能够完成竞争从而占据较为显赫的社会地位。[16]以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模式的这种特殊矛盾完全可以归咎于它自身的悖论：精英学校场域在捍卫特权阶级的集体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罚没其中一些个体成员的利益。
布迪厄认为，某些贵族后代的这种（有限的）沦落，以及使一部分人从权力一端坠落到另一端的“反常轨迹”——当那部分文化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后代承接了公司或政治地位时，这种情况尤为常见——是促使权力场域变革的强力因素，也是大学竞争剧烈的年代爆发“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机制下，显然不是所有的继承者都有能力和愿望来肩负起成就事业的使命。
这意味着，多种权力逻辑的生成社会学为了从分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分析资本分布的客观构造。它必须将自身置于涂尔干（durkheim）所谓的（但没有正式阐释过的）“特殊心理学”中[17]，也就是说，它必须发明并实施一整套的思想与行为范畴，以使被检测的各种社会事务的参与者能够借以认识和实现（或不能实现）他们拥有的潜能。在布迪厄那里，这样一种对个体实践认知能力的细致研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社会策略从来不是被社会结构的客观限制这一单方面因素决定的，它同样受制于实践者的主观意图。从而，实践行为产生于主观意图与客观支配的相互吁求中，“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之间的冲撞，历史“客观化”而成的场域与历史“具体化”而成的惯习（一种社会模式化了的主体偏爱与倾向）之间的冲撞[18]，则使得这种相互吁求的关系时而和谐、时而分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精英》分析了法国精英学校中师生们的日常事务与行为。在第一部分中（“误解与符号暴力”），布迪厄带领我们走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们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像一个哲学教授那样思考、感觉和判断。从而可以说，这让我们从内部抓住了优秀学术与上层阶级之间那种显而易见的密切的——然而是连续地否定的——关系。在第二部分中（“圣职的任命”），布迪厄准确地、也不无哀伤地重构了权力聚合与分离的准魔术般的运作机制，借助这种机制，学术贵族们从身体到心灵都被武装起来，并被灌输给一种崇高的信念来确认自己的社会天职。这样，学校卷入到了统治阶级者惯习的制造中。而这一事实显示着，权力，不仅通过外部物质条件的“单调的推动”，也通过对其内部成员的思想铸形、理想建构，使自己巧妙而迂回地传承下来了。
尽管未能揭示出社会结构间诸权力形式的内部作用方式，布迪厄还是向我们指明了，统治是在并通过社会结构与行为者——其行为原则源出这个社会并被模式化了——之间直接而内在的特定联系得以形成的。从而他断然宣称，社会行为者是被全部决定了的，并且是被决定着的。
套用马克思的一条著名理论，在布迪厄那里，我们可以说，男人与女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创造。而且，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借以认知、了解并改造世界的认识论范畴，其本身就是社会环境在主体身上的反映，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认识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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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会觉得困惑，官场机制、政治、公职人员这些传统政治社会学的主要课题，在本书中很难找到。其实，这种蓄意的缺席正可以推导出布迪厄的一个关键论点：国家，并不在我们期待它的地方，即它默默地吸引我们集中视线的地方显得必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的效能和影响在（当）我们既不期望也不怀疑的它的地方（时候）发挥最强。[19]
布迪厄认为，国家作为权力集中的产物和培养中心权力的机构，其属性并不像马克斯•韦伯（maxweber）、罗伯特•伊利亚斯(rorbertelias)、查尔斯•泰勒(charlestilly)等唯物主义理论家界定的那样。当我们视其为一个成功地垄断了合法的物理暴力的机构时，我们过于因循了一个十八世纪的观点，把它看成“税务征收者和警官招募者”，而忽视了它同时也是——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一个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20]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它控制了所有行为的提名权，从而，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被安排和预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颁布给既定范围的既定人员。而学术头衔则是这种“国家魔术”的范例展示，通过这种魔术，社会身份和人生命运就被隐蔽地、按部就班地制造出来，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对抗被熔合了，外在的特权被转换成合法的礼物。
从而，国家暴力，并不仅仅（甚至主要）施加在士兵、疯子、病人和罪犯身上，每每在我们用学校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来认识并建设社会时，它也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降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国家不仅“在那儿”，在那些官僚机构、权威和仪式中，它也“在这儿”，深刻地烙在我们身上，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共享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中，不是军队、庇护所、医院，也不是监狱，而是学校，成了国家的最潜在的线管和仆人。
优秀的康德主义者涂尔干正确地把国家描述成一个“本质功能在于思考”的“社会的大脑”，一个“被委托陈述明确的集体意志的特殊机构。”[21]但布迪厄认为，它所陈述的，只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的意志，不是一个统一而和谐的社会的意志，只是它偷偷地强加于众人的要求，不是其自发的承诺。而那种“分门别类的学术机制”——它提供了解释发达社会国家的逻辑基础——并不像图腾那样神秘，而是服务于特定时代利益的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它把自己描述成普遍性的东西。由学校谆谆教诲和传播开来的知识工具和社会现实结构，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符号统治的工具。所以正是文凭贵族们欠缺了一种忠诚，我们则出于忠顺和信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那套这个社会炮制出来的、并由学校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解释思想”，借用凯纳斯•柏克（knnethburke）的话来说，接受这些思想，就使我们温顺地屈服于一个连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枷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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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通过对新的资本生产方式的解剖，通过对权力在各种场域中——这些场域分享了社会统治的劳苦——流通的社会影响的分析，《国家精英》体现了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教育的本质一开始就是：一种着力于分配特定符号资本的权力再生产，它促成了权力的运作、转换与中性化。尽管经典社会学确立的三大课题是初期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宗教、道德与神正教，但布迪厄一以贯之的兴趣却在学校，他把学校界定为时代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这种捍卫通过“国家魔术”来完成，而后者则通过划分客观物质（资本），同时划分主体认知能力将社会分层神圣化了。
韦伯曾经警告道“教育的专利权将生产出一个特权阶级”，这一预言被证实了，统治着今天大资本公司与政府机构的技术专家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全副武装的权力和头衔——财富的、教育的及血统的。他们并不需要——在身世与品行、责任与成就、继承与自我奋斗、传统氛围与现代效率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他们全部拥有这一切。当然，布迪厄对国家贵族的严肃分析，并不会将我们推向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消极被动的悲观主义，也不会导致夸夸其谈“文化政治”的激进主义。因为符号权力在充分实现自己合法功能的过程中具有一种自动性，这种自动性使得符号权力除了致力于自我再生产外，还必然包含了其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当合法性的链条延伸得更广、更趋复杂时，当社会统治以正义、普遍性和共同幸福的名义在进行时，这种社会服务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布迪厄呼吁对历史理性主义加以限制，其缘由不是尼采似的在“权力意志”激励下的虚幻错觉，也不是哈贝马斯根置在人类交往的内部结构中的永恒理性，而是他自己对众多社会微观世界——诸如科学、艺术、法律及政治等场域——的历史发明，在这类微观世界中，可以揭示出——尽管不一定十分精确——普遍性的原理。[23]统治游戏的积极支持者发现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性的证明时，无疑能逼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推动社会正义的前行。
与普遍性抗衡无异于玩火。知识分子作为“普遍社团主义”的支持者，其整体功能是推动世俗权力达到预期的标准，使之符合知识分子所呼吁的正义准则——尽管只是虚伪地推动着。这就把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推向了我们时代论争的中心。因为统治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召唤的科学愈多，科学工具及其结果就被统治者利用得愈多。《国家精英》一书的政治意义与目的就在这儿：它揭示了社会统治的本质面貌，从而使我们保留了一种最好的武器来反抗统治的理性化——尽管这种反抗只是后现代主义者早已疲倦不堪了的吁求。
注释
[1]皮埃尔•布迪厄：《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
[2]marcelmausse：《人类学教程》巴黎payot图书室1989p7
[3]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hansgers和wrightmills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4]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见johng.richarson编《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p125。该文是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概述，分析了资本的基本形式，各自特点，转换方式及文化资本的分类。
[5]皮埃尔•布迪厄，“制度仪式”，见《语言与符号暴力》（剑桥，政治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p117-127
[6]marcbloch,《封建社会》（巴黎，albinmichel,1968）
[7]皮埃尔•布迪厄，“权力场域、知识分子场域与阶级惯习”，《社会学》1971年第1期。关于场域概念的综合讨论参看“场域的特征”，见《社会学问题》（richardnice译，伦敦,sagepublication,1993）；具体的实证材料参看《文化生产场域》（petercollier译，剑桥，政治出版社，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
[8]有关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高校场域的分析，参看华康德“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学术人神话”《社会学论坛》1990年冬季卷，p677--689
[9]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十九世纪金钱与艺术之间互相反对的历史关系作了回顾。见《艺术的法则：文学场域的生成和结构》（巴黎，editionsduseuil,1992）
[10]alfrednorthwhitehead,《科学与现代世界》（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48）p52.
[11]关于这些差别，分别参看，irakatznelson与margaretweir,《学校大观：种族、阶级与民主理念的滑落》（纽约，基本图书室，1987）p208—221；barbaraheyns与barbarafalsey,“高校渠道：私立与公立学校反思”《教育社会学》第57期，1984年冬季卷，p111—122；w.cookson.jr与carolinehodgespresell,《权力的准备：美国精英寄宿学校》（纽约，基本图书室，1985）；stevenbrint与jeromekarabel,《扭曲了的梦想：社区大学和美国教育机会的承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williamkingstonpowell与lionels.lewis编《高层的轨迹：精英学校与社会分层研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
[12]cookson与persell，《权力的准备》，p15。下文引述的那些材料也出自这本优秀的研究著作，第3章。
[13]carolinehodges与peterw.cookson.jr,“特权与交换：精英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社会问题》第33期，1985年12月，p114--129
[14]michaeluseem与jeromekarabel,“通向公司高层管理的教育”《美国社会观察》第51期，1986年4月，p184—200。
[15]michaeluseem，《内部圈子：大公司与美、英国商业政治行为的兴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w.cookson.jr与carolinehodgespresell,《权力的准备》p198—202；michaelschwartz,《美国权力结构：作为统治阶级的公司精英》（纽约，homesandmeier,1987）；georgee.marcus,《在信任中生活：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贵族家庭的未来》（西部观察出版社，1991）；g.williamdomhoff,《权力精英与国家》（newyorkandberlin,aldine,1993）；stevenb.levine,“美国寄宿学校的兴起与国家上层阶级的发展”《社会问题》第28期，1980年4月，p63—94。应该注意到，经由精英教育产生的真正的权力场域成员，全是白人。（参看richardl.zeigenhaft与g.williamdomhoff编，《白人机构中的黑人？美国种族与阶级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
[16]cookson与persell强调，进入寄宿学校和精英圈子是一个刻苦努力的过程，并且指出，来自统治阶层的孩子们不得不忍受自我否定、孤独、体力痛苦和严格的生活修行，这是获取权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或被驱逐出了）预科学校，企图自杀，或选择去发展其它更少约束的业余爱好。见《权力的准备》。
[17]“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学不能进入到个体的内心深处以描述出它旨在解释的人类心理世界，那么社会学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emiledurkeim,“社会宗教与认识论”《形而上学回顾与道德滑坡》，1909，p755）
[18]关于惯习和场域双重关系的更全面的考察，参看皮埃尔•布迪厄和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p12—19及p97—140。
[19]关于这点，布迪厄同意后期philipabrams的观点，后者指出，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有能力掩饰自己的权力（“国家研究的困难”《历史社会学杂志》1988年第1期，p55--89）。
[20]皮埃尔•布迪厄，“国家再思考：论国家机构场域的兴起与结构”《社会学理论》第12期，1994年3月，p1—9。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国家已经建立了权力使用的合法性，那么它必须掌握大量的符号权力。
[21]emiledurkeim,“社会身份的确认”《社会学课程》（巴黎，法兰西学院出版社，1950）p87—89。
[22]kennethburke,《历史态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
[23]皮埃尔•布迪厄，“透视知识分子问题”《文化人类学》第5期，1990年11月p380—391。有关布迪厄在现代理性主义与后现代相对主义之间倡导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可以参看，craigcalhoun,“惯习、场域与资本：实践理论的历史分类”,《社会理论批判：文化、历史与不同的挑战》（牛津，basilblackwell,1995）p132—161；以及paulraymondharrison,“布迪厄与后现代社会学的可能性”,thesiseleven,第33期，1993，p3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