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问的生、死、原、伪与“交配”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WwW.133229.COm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古希伯来人的原始神学又如何呢？耶稣之死(公元三十年)象征着原始神学的第一次死亡；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犹太教的神学经过了一次再生，变成了伪人学的基督教神学；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中世纪后期，由阿奎那出面使神学又一次再生，变成了伪哲学的经院派神学；再经过新教改革运动，伪哲学的神学也终于走到了垂死的尽头。
古希腊人的原始(自然)哲学又如何呢?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社会帮助产生了哲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城邦民主社会完结了，自然哲学的时代也跟着完结了；从希腊化时代到古罗马帝国，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学人的手中，原始的哲学变成了伪人学的道德哲学；到了西方中世纪时代，经院派哲学其实是打着哲学招牌的伪神学；直到十六世纪由笛卡儿创生了西方近代新的(自然)哲学的时代。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笔者本人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中国古代人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它们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发生了时间性的历史演变。这种合流的历史演变的结果，就像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变迁，不仅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在它们的交配和互补中产生了全人类历史的大质变，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交和起始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均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等。其中尤其必须提到笛卡儿，他被人们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开启了对人性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学、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民主)的大发明和大创造的时代，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共同产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方面，只具备孤立的原始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与西方人相抗衡的，仅仅靠单一的原始人学以及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中国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近现代人类理性的工具——科学与民主。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神学(但不缺乏迷信)，更缺乏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又自行死亡了呢?
(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古希腊人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首创了逻辑。什么是逻辑?即是万事万物(也包括人自身及其语言、思维、智慧等)发生、存在、发展的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辩证（论)逻辑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按照怀特海的说法，逻辑即是创造一切物质工具的(思维)工具，是发明机器的机器。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三)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性智慧与伟大成就——科学与民主
在笛卡儿以前，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且严格地限于主谓逻辑的演绎，而其演绎的最重要的内容又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笛卡儿之后不同了，笛卡儿开创了西方近代新哲学的时代。正是因此，他被尊称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申明了每一个人的主体思维的自由的价值，而且人的尊严也集中体现于其自由思维并表达的权利，从而为哲学摆脱神学的羁绊和束缚发出了第一声最有力的抗辩；第二，他力主物质和思维是独立的二元(实体)，从而在人类对自然物的认识中，第一次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人类自身心理特别是情绪对认识的干扰，二元论学说比前期英国的奥卡姆的“剃刀”还更锋利、更有力，从而为开创真正属于科学的机械论力学的时代敞开了大门；第三，他创立了运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解析几何学，为行将出世的伟大的分析力学做出了最重要的数理奠基工作。当然，笛卡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成就，如发现了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正要论证起来，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运用的哲学范畴、概念便全都是基于二元论的：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比较而言，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上帝一元论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古代中国人的人学是混沌多元论的，其中最著名的模式是《易经》中的八卦和中医经典中的阴阳五行。
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经过英国的洛克、休谟、贝克莱等，法国的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和发展，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取得了愈来愈巨大的成就。哲学的二元论的工具完全变成了科学和民主的伟大的工具，但哲学的伟大成就在同时也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和民主的成就之后，它本身却精衰力竭了，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真正地不能不走向自己最后的死亡之路了。
科学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物的研究、索取和改造方面，民主的伟大成就才是哲学对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传统方面的贡献，可是由于哲学本身的二元论的局限，所以，哲学对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研究成果总是带有其自身难以自我克服的二元论的悖论，或自我矛盾。正是因此，迄今为止，一切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是对人类自身利害同时相加的双面刃，而且它们愈是自诩为科学，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愈是显得强烈，甚至有可能陷人类于万劫难复之境。二十世纪的人类正是遭遇了这种困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困境，从而不能不宣告西方哲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的最后的死亡。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死亡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状况便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西方哲学趋于死亡的历程。如果说在十六、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均为哲学家的话，这一点的确不假，像笛卡儿、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即是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则大变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已不再是号称哲学家的人物，而是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马克思虽为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和心理科学领域的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是颇为著名的，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尤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显然比其以前时代的大哲学思想家们要远为不足称道得多。很显然，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在二十世纪已经奄奄一息乃至最后死亡了。这是因为关系到人类重大命运的问题，已不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哲学问题了，而是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具体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不仅提不出这种问题，而且他们在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竟然完全自觉地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手中的工具——逻辑工具，竟然变成了不断制造自相矛盾或悖论的工具，如精英主义的悖论、民主主义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悖论等等。总之，一切在他们认为是正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工具性的理论、观念，到了最后都有可能证明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甚至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在这类问题面前惶惑过，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二元论逻辑本身的病根，意识到了哲学不能不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然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走不出他们传统的二元论逻辑的阴影；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人学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可是他们在自己成功的传统中涉足得太深了，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学问题的办法和道路。总之，面对人类命运的新的人学的问题，哲学的确已经死了，二十一世纪应是人学的世纪，也即用人学的多元论逻辑方法求解人学问题的世纪。
(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回看起来似乎也曾是相当热闹的，出现过不少新的哲学的“主义”和流派，如分析主义、现象主义、生命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主义林立，学派纷呈，但人们可能运用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仍旧全都属于二元论的逻辑。以前人们爱说，哲学自古以来即是两军对战，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战。这种说法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战，实际上更多地还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绝对论与相对论、客观论与主观论、分析论与现象论、形式论与辩证论、唯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许多二元性的争论，这些二元性的论争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类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二十世纪的哲学论争便基本上与唯心与唯物的对抗无关，与其说是心与物的对立，不如说是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包括现象学逻辑)的对立。严格说起来，后一种说法也显得牵强，因为作为现代哲学家来说，多数都看到了不同对立范畴、概念、观念等双方面的利钝，而且除了不同方法的利钝之外，更有不同对象（本体)问题的利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谁不想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以求从根本上为哲学找到新时代的出路呢?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能走出他们自己过去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二元论的传统。或者说，他们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二元论，而现在他们之所以失败，乃至最后走向哲学的死亡，也同样是因为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命运，它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它只有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其实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正因为有此发现，他们才合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挽救哲学的方法不是走向多元论，而是更加退回到彻底的一元论。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貌似突破二元论形式逻辑的多元论，其实依然是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二元论的辩证法比之二元论的形式逻辑，虽然似乎增进了对有机变迁的理解，却也同时渗进了大量有害的牵强附会甚至欺骗性的诡辩。
二十世纪，哲学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哲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一直到了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甚。
(六)分析哲学与现象哲学之死
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与海德格尔(1889～1976)分别代表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而这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都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基本上如上面所述分两大派。一派是英美哲学家偏重的逻辑(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派则是欧洲大陆哲学偏重的辩证的或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前者偏重形式逻辑，包括后来又得到发展的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后者其实坚持的是辩证逻辑。所谓现象学的逻辑实质上是同时掺和了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的变种。然而不论哪一派，它们的基础全都是二元论逻辑，谁也不曾逃脱得了二元论最终的羁绊和限制。
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1872～1970)最早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1918)。罗素与怀特海(1861～1947)曾满怀激情地想为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建构最终的符号逻辑的基础，他们合著了三卷《数学原理》，雄心勃勃地想首先为数学建构牢固的数理逻辑。可是这种梦想后来因为所谓的“罗素悖论”而破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曾接过老师的接力棒，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图式”，后来却发现，按照逻辑图式建构的世界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生活的价值，人类世界的意义存在于世界之外，除了自然科学，一切所谓的形而上学都毫无意义。这明白显示，在产生了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就应该死掉，它已经丧失了讨论其他人生问题的价值。然而在其后期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坦言，“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对哲学的发现则是，“让哲学安息”吧!有人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是“自杀性的哲学”。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接过了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想，继续高举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旗，把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判定为不可由经验证实的“伪问题”，其著名人物卡尔纳普在早期甚至因此而取消了一切价值哲学、伦理哲学的意义，视其为毫无逻辑内容的虚构，只能徒然引起人们情感和意志的波动。显然，逻辑实证主义(包括前期的逻辑原子主义和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儿子”——自然科学主义对其“父亲”——西方哲学的严重的挑战甚至杀戮。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埋葬者、掘墓人。但问题在于宣布研究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形而上学为无意义，为“伪问题”，这很容易，但却不等于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身等方面的问题为无意义。自然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能够承担得起这项意义的研究的大任吗?如果不能，维也纳学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科学主义的哲学，它们将何以再“活”下去?
事实是，英美一系的分析主义派的哲学，一头栽进了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们愈来愈与解决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无关；另一头则又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从工具回掘思维本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显然是必然走向失败之路，它将何以面对二元论的深渊?除了在名称、术语上挣扎，大量变换新的说法，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毫无作为。
到头来惟一只剩下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工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现世消费主义者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仅知识是实用的工具，而且人类自身的其他一切，包括信仰意志、道德情感、友谊、爱情、亲情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命等等，也都是可以相对论价的实用的工具。到此为止，分析主义的哲学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派的哲学又如何呢?
分析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沿袭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道路，虽然不排除借用辩证逻辑，如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二元论的传统是改变不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必然死亡。
现象学哲学与分析主义哲学不同，基本上沿袭的是辩证逻辑的道路，虽然同样也不排除借用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方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创立者胡塞尔(1859～1938)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实质上不过是将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改变了一种说法。胡塞尔在康德的现象－物自体的对立范畴中，通过取消后者使之成为一体，并统称之为现象，又把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的方法改称为“悬搁”。然而，其实际上的现象学分析却依旧离不开二分法，例如他把人的意向性活动区分为性质与材料，又在意向性结构中区分出“理想的”和“实在的”二种等等。胡塞尔认为，摆脱哲学传统危机的途径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也即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直至黑格尔的一切所谓对立范畴、概念，回到事物本身，彻底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回到事物本身”，这很诱人，但后来的种种所谓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哲学研究的事实却证明，到头来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传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了表面的说法，从辩证分析变成了现象学分析、语义分析、语句分析、符号分析、结构分析等等，或把分析也索性改称为阐释，例如所谓阐释学。
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经过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倾向于关心社会、人文、心理，换言之，更倾向于研究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科学方法，或更倾向于取消主观意义的客观方面。正是因此，不同于英美哲学的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主义愈来愈走向取消形而上学，甚至索性走向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关心生命(如生命主义)、关心存在(如存在主义)、关心社会的合理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因此，胡塞尔的实际上属于辩证逻辑的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又被胡塞尔号称为全面回到事物本身的怀疑一切的方法，获得了后来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们的青睐。
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指向人类自身，实际上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人学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思想家的某种必然的时代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范畴、概念、语言结构等)却深深受制于他们自身的二元论以及还原论的哲学传统。无论是英美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还是欧洲大陆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辩证逻辑或现象学逻辑，它们都是属于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是新型的属于多元论的人学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属于过时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的结局。
二十世纪哲学的努力，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哲学本身，方法的陈旧使得即使非常重大的人学问题也被肢解为无足轻重的语言、语句、语义等等工具(方法、技巧)问题，维特根斯坦索性称之为语言的游戏。
从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空前地热闹，号称哲学家的人数和号称哲学的著作远远超过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派别林立，术语新异，然而这一切，均掩盖不了它们事实上思想的苍白、内容的贫乏和方法的陈旧。美国哲学家罗蒂曾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这种虚假繁荣的哲学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我认为，产生这种后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哲学家把他们传统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哲学玩过头了，它们愈来愈远离了产生和导引哲学的绝对性基础，这种绝对性基础即生命的意志和道德的取向。离弃了这两个绝对性基础的西方哲学愈来愈走向了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本来，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是必要的，但一旦变为彻底的相对主义，人类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也变得荡然无存了。如此相对主义的哲学不死亡，难道还要求人类生命自身被宣判为死亡不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上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精神的骚乱。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可笑的红卫兵运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无知的义和团运动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中的人们虽然盲目无知，但其爱国主义却是真实的，因为其明显反对的目标是西方入侵者，是洋教和洋人；然而，红卫兵盲目的爱国主义却是虚构的，他们反对封、资、修，可是什么是封、资、修呢?不过是彻头彻尾人类历史的虚无主义加教条主义虚构的幽灵而已。红卫兵除了拥有教条，其实是人类中最盲目也是最愚昧的一群。
在西方也同样产生了青年学生的骚乱，他们反战，反意识形态，但他们反抗的却是人生意义的丧失。西方的青年学生精神空虚，但却并不愚昧，他们的精神首领是三m，即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单面人》揭示了现代化中人生意义的丧失。虽然他揭示了意识形态理性的畸形，人性的异化，意义的丧失，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给出解决的办法。青年人除了用非理性的骚乱行为对抗过盛的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中国的红卫兵的无思想和西方青年学生思想的过于理性主义哲学的畸形化殊途同归，归于何处?归于相同的人生意义的空洞化。这种人生意义的空洞化与西方哲学的死亡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必然的结局。
在法国青年学生的骚乱中，萨特(1905～1980)的存在主义也曾是一种催化剂。尽管萨特曾是法国青年学生反抗生命意义空洞化的精神导师，可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最终并不能帮助青年一代真正寻找到发现生命意义的道路。
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欧洲算是风光得比较长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拥有例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伽缪、马塞尔等一连串著名的哲学家。尽管在他们的思想中不乏智慧的闪光，但依然无法遏止西方哲学的死亡之车，他们的思想依然缺乏让后人继续坚持下去的生命力，他们的哲学也像他们的生命一样是短暂的。
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他不像后者那样把现象学方法归诸人的意向性的意识过程、认识论方法，而是把现象学的研究归诸人自身的存在，归诸人的存在论的目的，特别突出了人的“此在“的存在。胡塞尔批评海德格尔走向了“人类学研究”，而事实上这恰恰是后者的进步，后者悟到了哲学问题本身的枯竭，从而走向了人学的问题。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仍旧未能突破西方哲学的成规——二元论和还原论。运用陈旧的哲学方法是解决不了人学的问题的，所以最终海德格尔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人学体系，虽然他为人的此在设置了有意义的三态(沉沦态、抛置态、生存态)和两面(本真面和非本真面)，有一点点向新的思维方法过渡的痕迹，例如有一点点相似于笔者所创立的阴阳三行论的对位逻辑方法。海德格尔虽然已认识到西方哲学的两极思维方式已经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但他所提出的却是走向思和诗的语言，而与分析主义的哲学末路——语言哲学殊途同归；甚至到了他临死之前，他居然依旧诉诸“上帝”的拯救。这与其说是一代哲人的悲哀，莫如说是西方哲学本身最后的悲哀。
存在主义者为人生的意义寻找到了归宿吗?寻找到了人类能够不断攀登的道路吗?没有，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限死了他们。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即是他的本质，本质沿于与现象的对峙；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并指出，辩证法应是人学方法。这显示了萨特的某种进步，但萨特接着在与虚无的对峙中阐述存在时显然仍旧在二元论的监狱里跳舞。为了摆脱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观唯心的倾向，萨特选择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一元论的倾向却是倒退。尽管他辩称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可是人们还是指责他的个人主义倾向。方法论的捉襟见肘，使他完善不了真正的“人学”。随着其人的死亡，他的学说也只能同样趋于消亡。
梅洛－庞蒂(1908～1961)被人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他希望克服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论，然而，他的办法却是混沌一元论。他企图消除存在与意识的对立，却又建立了存在与虚无、自在与自为、充实与虚空等新的二元论。为了消除二元对立，他力图建立中介，为此他创立了“身体－主体”的概念，一个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现象学一元论概念。他依据“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整体先于细节，结构先于部分，加上知觉世界的不可逆性，以此达到被二元论冲淡的模糊一元论。为此，人们称他的哲学为模糊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倒退还不如二元论。
雅斯贝尔斯（1883～1969)的存在主义虽然也是不成功的，但他的关于建立世界哲学、关于人类轴心时代以及关于人类精神全面升华和全盘人性改造的说法，并预言新的世纪人类第二次轴心时代的来临，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相当于为新世纪人学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判断。
如果说梅洛－庞蒂走的是模糊一元论的道路，那么伽达默尔(1900～2002)等阐释学哲学家走的则是模糊多元论的道路。可是这种模糊多元论其实是貌似多元，实质上仍然是模糊的二元论。阐释学从解释启蒙思想家的偏见出发，否定一切对立概念的绝对性，认定即使偏见也存在其一定的合理性。在承认一切偏见的合理性的阐释的背景中，阐释学似乎在提倡某种多元论，但这种混沌的多元论到头来依然受到传统的二元论语言结构的制约，而且它并没有真正导引出多元论结构中的规律性，所以，阐释学的努力同样是失败的。
在面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方法的态度上，英美分析主义哲学家把二元论坚持到底，直到撞上南墙才不得已而罢休，如前面所述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哲学家们则要么退回到整体一元论，如前述的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等，要么推向模糊的多元论，如前述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推向多元论是正确的方向，可是由于未找到其中的规律性而只能提出混沌的诗的语言，或对一切偏见作出相对主义的辩护。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哈贝马斯(1929～)想通过把康德的主体性转化为“交互主体性”、把纯粹理性转化为“交往合理性”和把先验性转化为程序性等的观念、术语、说法来改造传统的哲学。他不承认自己为纯粹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社会危机问题的改良者。他的方法基本上与英美分析主义哲学家后来的语言哲学倾向合流，希望通过改造语言(语句、语法、语义、语用等)来改善人类的思维。前面说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与西方古代的先哲从发现逻各斯出发来推进语言并从而推进思维的发展相比，恰恰走了完全相反的路。如果说西方古代的先哲是在推进哲学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则是在“让哲学安息”(维特根斯坦语)。
结构主义是哲学由对象转向语言以后形成的一种影响相当广泛的思潮，它与后来的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派别几乎全都出自法国。结构主义最初产生于索绪尔(1857～1913)的语言学，他所创立的能指与所指、同质与异质、共时态与历时态、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以及后来的转喻与隐喻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结构概念被后来(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学者发展为结构主义哲学运动，并逐渐壮大而取代存在主义成为法国哲学的主流，例如列维－斯特劳斯（1908～)建立了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拉康(1901～1981)建立了结构主义的(潜意识)精神分析学，阿尔都塞（1918～1990)建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科(1926～1984)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思想史，巴尔特(1915～1980)把结构主义运用到社会学和文艺学领域等。
前面提到，通过语言现象的研究来探索思维(逻辑)的规律是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掺和进了大量人为的非自然的因素。利用结构的系统概念来批判传统的二元论哲学逻辑固然具有新意，但语言本身的二元论结构却限定了这种研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充其量，它仍旧不过是一种变换了方式的新说法，对于揭示人自身的人性及其思维的规律而言，并不能产生突破性的成就。
(七)西方哲学死亡的最后一幕——后现代主义
在发生了六十年代后期(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西方青年学生的精神反抗运动之后，曾一度充当过青年精神导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尔库斯等)、存在主义(萨特等)以及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大大失落，被人们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福科、巴尔特、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转向了对西方传统的彻底解构。解构主义的哲学融入了后现代的文学艺术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形成了当今行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前面所述“让哲学安息”的哲学行为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这里，大概算是到了让哲学真正进入死亡的最后一幕。
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什么新创立的哲学派别，而是一种埋葬一切哲学派别的文艺化话语风格。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是法国人，他的哲学获得了欧洲，其中特别是英国、德国的哲学家的发展和推进，到了二十世纪末，仍旧由法国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基本上都是法国人)出面来把它埋葬。这与其说是出于巧合，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宇宙对称原理的公平原则，即一个大的循环最后又回到原点。
笛卡儿作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是以逻辑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等身份出现的，其哲学的出现强烈地体现了人类的自然理性。其哲学经后人的发展推进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总之，大大高扬了人类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作为哲学的埋葬者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其反对的目标恰恰是理性主义本身，是对启蒙主义的颠覆。由于上述情况，人们会很容易发现，先前的哲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在创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人类自身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而后现代主义者研究的重点则在揭露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现状的危机，由此反而解构既存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相应的物质工具。很显然，后现代主义者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实在在的反哲学家，不是哲学的建设者，而是埋葬哲学的掘墓人。由于哲学(在历史上与神学的联姻)生下了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已经完全被体现为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并愈来愈被后二者所超越，所以，实际上哲学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力了，因此，哲学在二十世纪的死亡是自然的归宿，毫不足怪。问题在于，人类未来的命运仅靠既存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性主义即可获得完全安全的保障了吗?后现代主义者对危机的揭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至少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相当真实的。可是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是成功的破坏者，却远不必是成功的创造者。笔者认为，未来的人类命运的问题需要靠新时代的人学来审视，并求得解决。人学的逻辑远不仅仅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创立人学的逻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是道德真空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亟待更新逻辑、呼唤逻辑革命的时代，人类必须创造三元乃至多元的逻辑来取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逻辑。这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社会的需要，更是改造人类自身也即人性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者作为哲学的破坏者和埋葬者来说，其任务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但仅仅破坏是不能改善人类的命运的。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破坏哲学本身，而且还要取消哲学所要求的关心人类命运的“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利奥塔(1924～1998)在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论文中即明确地指出了上述观点。利奥塔说：“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使用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样的元话语明显地诉诸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以及对财富创造的解放。”他直接定义“后现代”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1〕，仅仅“不信任”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还要取消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由于方法论素质的欠缺，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是对这种“关切”的放弃。利奥塔认为，哲学的叙事是违反规则地帮助科学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它倚仗哲学叙事的两大神话：一曰关于人性的解放；二曰关于知识的统一性。前者属于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后者属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二者连同英美传统的经验的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宗旨是要超越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哲学的基础：批判二元论尤其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批判还原的知识论基础，批判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批判以人类中心论为主导的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很明白，如果没有了二元论，没有了还原论，没有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论，没有了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等等，西方哲学还怎么存在下去呢?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又被称为解构(哲学)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充当西方哲学最后的埋葬者。
利奥塔、福科、德里达(1930～)等是几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其中福科甚至被称为与柏格森、萨特并列的当代法国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当代有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法国还是他国)?我认为没有。柏格森、萨特，再加上福科，我都只视为不过是杰出的人文学者而已，伟大的哲学家谈不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谁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值得后人继续加以发展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柏格森、萨特没有，福科就更没有，至少前二者还没有以“解构”哲学为己任，而福科是要彻底解构西方哲学的人。
关于福科的哲学倾向，他本人自称：“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2〕福科此说是在否认自己与当时大行其道的各种思潮的关系，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福科决不是在继续谈论哲学，因为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即逻辑是最讲知识的共性和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所有作家其实都只能说是社会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想评论家，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如利奥塔、福科、德里达、德留兹(1925～1996)等人，甚至他们在“解构”意义上的先驱，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谓的三位怀疑主义的思想大师，也难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事实上，西方哲学的解构的先驱应首推马克思，因为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哲学界才产生了明确意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前面曾说到，摧毁二元论哲学基础的工作是从或者倒退到一元论，或者推向混沌的多元论进行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只有到了马克思才开始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尼采是非理性主义者，是十足的哲学基础的攻击者、解构者，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哲学家。弗洛伊德用非科学的方法建构“科学”，因此他也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维护者。这三位的确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掘墓者，也即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驱。
福科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来取代对理性、社会、人的一般研究，他的见解新颖，有个性，有时也的确比较精辟、深刻，但他的方法(如他本人所言)是非科学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在解构既存知识的一切先在的理性“结构”，他的“系谱学”“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他自称其“系谱学是完全反科学的”。
无论福科的“知识论”研究抑或“系谱学”研究，都只是对哲学进行解构的尝试，都只是一次性的破坏工具，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的价值。他的关于性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在福科的研究中，过去哲学关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画像全都被取消了。福科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劳动创造，而只是快乐、休息、躁动。福科摧毁理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推向更高级的精神性，例如真理的信仰、仁爱的情感、美的自由等等，而是退回到人的原欲，其中特别是回到性欲的快乐中去。福科本人死于爱滋病与他的这种追求不无关系。
德里达被一些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最为“纯粹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按反讽的意义去理解的话，我倒是认为，德里达更像是一位颇为坚忍的与纯粹哲学处处对着干的语言文字的游戏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解构主义的立场，他的与纯粹哲学对着干的表演最为鲜明。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有让人颇觉哲学可疑并从而摒弃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德里达的学说实在也有一点“有理三分辩，无理辩三分”，甚至有时还似乎有点无理取闹之嫌。虽然他可能确实已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弊病，然而他的所作所为除了进一步消灭它之外，实际上却并没有想要另辟蹊径，从而建设性地使之重生，以便继续使之成为对人类的命运有意义的思维工具。有人评价所谓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种文艺评论的风格，并没有多少真实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思想，说得温和一点，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可谓中的。
针对西方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提出反中心主义和哲学“边缘”的作用，还有“补充”因素的可能及后来居上的作用等等。例如他认为，文本写作的流动性可能构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他提出从哲学的“边缘”发掘中心意义的设想，以及在逻辑的意义中寻找出对修辞和隐喻的依赖；此外，他又提出文本是字符流动所编织的“网络”，而网络无中心、无结构、无本质，从而可以解构一切中心、一切结构、一切本质；他还在字符的“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关系之间插入流动的“意指”，以“分延”(difference)否定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以“撒播”(dissemination)表示在意指过程中不断产生“意义的意义，无限的蕴意，从能指到能指的无限的指向……”等等。以此尽一切可能解构任何固定的对应性，从而达到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德里达还接受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启示，设想了先于书面写作、先于说话的“原型写作”，即设想把图形和符号直接刻写在人的大脑中，以此为他对理性主义的哲学的解构提供先验的基础。总之，为了解构现存的西方哲学的二元论结构，德里达设想出了一切可能想到的机械办法。遗憾的是，这样做，虽然对二元论基础的破坏绰绰有余，可是对于多元论基础的建立却毫无任何真正的建树。这不是对他的责怪，其实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也一样。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旧传统的阴影中，他的确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然而就好像孙悟空之于如来佛的手掌心，或人之于地球，他不可能仅仅揪住自己的头发即可把自己提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例如东方人的智慧，或许更应有中国人的古老智慧。
(八)后现代主义的拙劣模仿者——部分中国文人中的“思想”闹剧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智慧应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传统的智慧，这种智慧与当今一帮自称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人无关。这些人不过是一帮只知鹦鹉学舌、填词造句，而实质上崇洋媚外、食洋不化的无知的文学人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也多为人文、社科界学者，毕竟人家大多数都还拥有深厚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他们对西方哲学的后果所造成的对当代人类尤其西方人类本身的危害也看得相当真切，对西方至少具有二百年历史传统的启蒙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哲学的二元论、还原论等等的教条的批判自有其深刻的道理，虽然缺乏真实有意义的解决的办法。但是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不然，只不过是一帮只知生搬硬套，以新译的术语当做时髦自我标榜的无知文人而已，没有多少理论根底，偏又要硬充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一篇篇胡评海侃当代中国思潮文章的人们，便大多出自这样一帮。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一篇篇可以拿到稿费的胡言乱语而已。他们在中国照搬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结论，也依样画葫芦对中国的“启蒙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种种“思潮”，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胡论乱评。有时候虽然感到相当可笑，但更深切的却是令人感到沉痛和悲哀。在中国，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存在过上述的种种“主义”，并且还在横行。真不知道这是一帮文化痞子呢，还是一帮文化骗子，他们是真傻呢，还是装傻，中国当代真有如此的“思想界”吗?面对这一帮轻浮的文人，使我想起了我曾痛苦地写下的一首有关传统中国文人的打油诗：
空中的浮云，权力的弄臣，
水面的飘萍，金钱的营蝇，
地上的灰尘，势利的伥魂，
中国的文人，卑鄙的小人。
如果说，即使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西方也不过是一帮为哲学掘墓的人，那么，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则是一帮为新生婴儿甚至为还尚未出生的胎儿掘墓的昏人。
在当今西方的哲学界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中，以哈贝马斯最为突出。他自觉地用“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虽然他也并非没有看到“现代性”本身的弊病，乃至他也同样缺乏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但他的确看到了，人类毕竟不能在最根本的进步性成就面前向后倒退，如职业性的科学法则、普遍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以及自由创造的艺术情感等等，这应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他指出，后现代主义以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否定道德的普遍性，用散乱无序的多元性和种种具体化的要求瓦解社会关系的凝聚力，以解构的游戏精神取消理性的真理，用阅读文本的自由想象去动摇社会不可或缺的理性基础，以“反人道主义”的名义抹杀个人价值和人的尊严。所有这些，都是用现代艺术的价值观来否认或削弱其他两个领域的价值观的做法，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说一千，道一万，西方哲学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确已经彻底地死了。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有什么疑义呢?
问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将应该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是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破坏呢，还是在种种危机面前，通过思维方法的创新，通过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踏着哲学的遗体推出新时代人学的逻辑，以解决新世纪人学的问题!
笔者自然认为应该是后者，而且还坚信，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思想者也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利奥塔：《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参阅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26页。
〔2〕转引自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