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维（bernard-henrilévy，1948-），是法国当代哲学中一个重要流派“新哲学”领袖人物。他是一位揭示法兰西思想意识的人、犹太人团体的代言人、左派分子、自由悲观主义者。他著述勤奋，作品频出，影响巨大，至今已出版了以下著作：《民族主义与革命在孟加拉》（1973）、《人面兽行》（1977）、《上帝的遗嘱》（1979）、《法兰西思想》（1981）、《原则问题》（1983-1999）、《头脑中的魔鬼》（1984）、《亚洲印象》（1985）、《知识分子颂》（1987）、《夏尔·波德莱尔的最后日子》（1988）、《自由的冒险历程》（1991）、《最后的审判》（1992）、《男人和女人》（1993）、《危险的纯洁性》（1994）、《萨特的世纪》（2000）等。除了写作，他还积极投身于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很有萨特的生活风格，一直生活在法国媒体聚焦之下。
《自由的冒险历程》（lesaventuresdelaliberté：unehistoiresubjectivedesintellectuels），宣示了列维的知识分子主体史观，反思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追思了知识分子与自由、冒险间的秘密关系，为我们理解“20世纪”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哲学视角，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WwW.133229.cOM它聚集着法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名流：诗人、作家、画家、教授、历史学家、哲学家……本书一问世就立即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
二
什么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属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是理智的化身。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说某人是知识分子，意思是说，他（或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掌握一定学术文化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记者、编辑、工程师等都可归入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之中，其中不乏博雅之士。他们是有才智的人，是聪明人和智者，是天才，不是“大老粗”，有理智、智慧、智力、才智，有精深的知识，有特强的理解力（理智能力），善于推理和思考，其直接任务是理解、从事智力活动，或脑力活动，或思维活动，或精神活动，使所为之事理智化和打动人的理智，其行为具有理智性。他们强调理智、理性的重要性，崇尚凭理智行事，主张唯理智论（唯智论或理智主义）和智力至上。他们是唯理智论者（唯智论者或理智主义者）。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理智上，都是卓尔不群的。总之，知识分子是智力、理智、知识的在者、象征或代表。
知识分子一词，在英语中，即intellectual，在法语中，即intellectuel。法语intellectuel来自拉丁词intellectualis，正式进入法语的时间是1265年，这时还只是一个形容词，意即与智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相关的特性，指“智力的”、“理智的”、“精神的”、“知识的”，与moral，représentatif，spirituel同义；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把它与“脑力的或思维的（cérébral）”明确联系起来，指某人具有过多的智力和精神的东西或智力生活（脑力生活）占主导地位，于是，那些献身于智力生活的人被称为“脑力劳动者或思维劳动者（travailleursintellectuels，cérébral）”，与“体力劳动者（travailleursmanuels，manuel）”相区别。有了这一认识，形容词intellectuel才有向名词intellectuels即“知识分子”这一层含义靠近的可能性。可见，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人才把intellectuels看作一个阶层即“知识阶层”。这是一个十分新近的发现。至于intellectuelisme和intellectueliste的出现就更晚了，前者出现的时间为1853年，后者为1876年。intellectuel作为名词，与clerc，intelligentsia（intelligentzia），mandarin同义。
不过，clerc一词除了指知识分子外，还指教士、神职人员（clergé）、文人、学者、书记、文书、办事员；此词来自拉丁词ecclés，clericus和希腊词cleros，十五世纪时指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即lettré（文人）、savant（有学问的人、博学者、学者、科学家）、expert（专家、行家、能手），即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intellectuel。能配称为savant的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某学科，在某领域造诣很深。intelligentsia是个俄语词，在历史上指沙俄时代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mandarin指中国古代的官、官员，转指名士、要人、闻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儒生、儒士）”、“士人”，即读书人（有时也叫“士大夫”或“士子”或“学子”或“士民”），其中会做文章的人则叫“文人”，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其中出现了“霸权势力”，这一势力横行于文学界、艺术界、政治界。我们今天称作“学霸”。
中国历史上的“儒”、“士”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汉语里，“知识分子”是个译词，即是对intellectuel的翻译。这表明，它大大晚于法语词intellectuel。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现代称谓的意识相当晚。但究竟起于何时，今已无从考掘（考古）。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儒，古时对读书人、学者的称谓，博洽多闻者就是儒，也指分化于巫、史、祝、卜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人（知识分子）。儒士是崇信孔子学说者，儒生是通经之士，都可指一般的读书人。可见，读书人就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而儒又意谓柔（顺）、愚昧、缓慢、懦弱，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柔顺、愚昧、缓慢、懦弱之辈。士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阶层：一是指先秦时期贵族的最低等级，位居大夫之下；二是指古代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是四民（士农工商）之一；三则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林、士流、名士，在这一层含义上，士即儒，即智能之士、学问之士。这三个方面的“士”品德好、有学识、有技艺，同为国家之本、天下之用。可见，儒和士当是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最早称号。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益于人类（生民）、宇宙（天地）、往圣、万世、人生、社会的栋梁。
三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特征。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所描述的法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为自由而冒险的战者。知识分子大多有自由的天性，愿意为这自由冒险。知识分子冒险的历史也相当漫长。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必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独立、思想的独立，是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知识分子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创造者，人类文化因他们的劳动而产生、发展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他们在精神上占据了人类的制高点，其超前思维引导着常人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以自身的思想规尺衡量常人社会、社会人、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务。他们生存于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之间。这决定了他们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创建理论与参与社会，或者说，写作与战斗。写作是冒“理论”或“文本”之险，战斗是冒“实际”或“军事”之险。社会事件让知识分子卷入其中，让他们成为风云人物。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开头就提出知识分子及其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知识分子的历史究竟源起于何时？或者说，“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名称何时出现？澄清这一问题就是为“知识分子”正名。法语词intellectuel作为名词，指谓法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或读书人）这一阶层，还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之后的事情。1898年发表于《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的《知识分子宣言》标志着“知识分子”之名（概念）从此确立。这个宣言是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发表的。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举动。这一举动使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可以广泛和解而具有共同追求，使本具贬义的称谓上升为一种荣光、一种象征、一面旗帜。和解就是欢乐的婚宴。“知识分子”的含义是深刻而明确的，不再是肤浅而暧昧的。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敢于正面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崇尚知识，知识是和解的基础，即是说，他们正是站在“知识”这一共同基础上接受了“知识分子”这一新称谓。可以说，左拉一代掀开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一词开始于左拉时代，在法语史上具有深刻意义。法国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美好时代”。
在法国知识分子这面伟大旗帜下，聚集着数目惊人的“智识分子”。如果说，19世纪末采取某种政治和道德立场的作家还只是个案现象，那末，在20世纪则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除了作家外，还有画家、教授、诗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把参与评论国家事务视为分内使命。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新型人物。他们为自由而战斗，努力使自己回复到自由王国去。这一回复过程是一个冒险历程。他们在正义、真理、善良与国家之间调停，在自由王国与政治空间来回奔忙。为此，他们在哲学、神学、政治、媒介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成为勇敢的人。这意味着作家、画家、教授、诗人“有时能够也应当停止写作或创作（peuventetdoivents’arrêterparfoisd’écrireoudecréer）”[1]，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可以说，写作或创作有时能够而且应当服从社会政治活动，并为其服务。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仅仅埋头写作是绝对不够的。他们要为政治生活创造最大的可能性条件，参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成为道德问题。战斗与写作一样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继续存在的条件。如果知识分子在某一天失去战斗就像失去写作一样，就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失去存在的价值。
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社会”这个居所的“居主”，就必须继续写作和战斗。写作和战斗都是他们切入社会居所（制度空间）的直接路径。写作还是战斗？有时必须作出果断抉择。写作与战斗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双重在者，有时也使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
四
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何为？”这个问题。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宇宙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对于列维来说，具体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时代何为？”我们应当如何领会和把握这一问题？答案应是怎样的？“时代”在这里具有冒险特征，是指栖身于自由冒险历程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自由冒险时代是令人惧怕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冒险的加剧变得更加令人惧怕。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历程中必须承受和亲历自由冒险的恐怖绝境。他们是出入绝境的在者。战争使世界转入完全的黑夜之中，自由冒险者的冒险也随着进入深渊泥潭。海德格尔在《林中路·诗人何为》一开始就借用了荷尔德林的问题：“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并进一步指出：
“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2]
神的末日、上帝之缺席以及神光之熄灭意味着世界进入黑暗（黑夜）时代。没有上帝的黑暗时代无疑就是贫困时代，也是一个缺乏基础的时代。世界丧失了基础，就掉进深渊泥潭。诗人自属知识分子群落。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自然包括诗人的使命。冒险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与贫困时代的诗人何为，具有一致的意义。“诗人何为”仅仅是“知识分子何为”的局部性问题。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这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3]
由于世界进入黑夜、掉进深渊泥潭，因此，知识分子必然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冒险：或写作或战斗。当然，他们最好进行有效的写作和战斗，写出有效的作品，争取胜利的战斗。他们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也听任冒险的摆布，他们的存在进入冒险状态。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冒险，一切以冒险为中心。冒险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冒险这一日常生活是他们的基础。知识分子作为冒险者，其冒险就是最高的自由意志。
作为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如若它们被抛弃了，那么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如若它们仅只被消灭了，那么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只是就所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的无保护之中。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4]
天平意味着权衡、均衡、摇摆、踌躇，冒险往往把冒险者（如列维的知识分子、海德格尔的诗人）带向天平，使冒险者处于这种或那种状态，也使冒险者进入游离状态。因为冒险途中多迷途，迷途就是歧路、岔道，所以天平状态实际上是危险状态。冒险者必须在天平上把握住自己，因此不能处于不安全之中。安全地存在是冒险的先决条件，而冒险又是为了获得安全的存在与创造和平环境。这是一个有目的、有条件的回复过程（永久重现）。知识分子在冒险过程中必须寻找安全的居所和保护伞。这种居所不仅指住处，而且指国家、组织、集团，甚至某位要人、某种靠山。他们在居所相互依靠、相互合作、相互利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为这种居所冒险，他们的使命与整个居所及其各个成员息息相关。
五
在政治冒险的苦乐园，阿拉贡是一个突出代表，代表一个自由冒险的时代。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阿拉贡时代”。阿拉贡作为共产党的伟大作家对法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重大问题是共产主义问题，当然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或政治上的问题。他在法共扮演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角色，这完全是他的肉体存在。列维关心的是，他做了什么事？想了什么事？能对此说些什么？这么重要的大作家以法共为安身立命之所，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当然他经历了不断寻觅的冒险，由达达主义而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终至共产主义。20世纪法国的大作家中许多人都在寻找“安居工程”，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就下决心定居下来，如马尔罗象征戴高乐主义，纪德即背叛者，加缪象征正义，萨特象征信仰，莫里亚克只不过是个坏孩子。
阿拉贡为什么最后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居所？因为布勒东禁止他写小说，而共产党需要他写小说，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以过受到保护的安全生活。安全生活是当时的人们的梦想。要获得这种生活，就必须首先投靠某个重要组织：或法兰西学院、或政府内阁、或议会，但它们对阿拉贡都不合适，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阿拉贡受到保护，可以认真写作，安心生活。可以说，小说和生活成了他选择共产党的理由。这种理由同时成了他冒险的动力。当然，从总体上看，超现实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阿拉贡。尝试过多种生活（也是矛盾的、冲突的生活）成为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时尚，但是难以同时得兼，多数时间只能二者或多者必居其一。
列维关注的关于阿拉贡当时的状况及其所作所言，可以他的朋友埃德蒙德·夏尔－鲁所言为据：
j’aitrouvéaragonprofondémenttroublé,sedemandantcequ’ilfallaitcroireetnepascroire,etdéjàtoutàfaitconscientqueceneseraitpaslesthèsesofficiellesduparticommunistequipourraientleconvaincre.cesthèses,vouslesconnaissez!onparlaitdeprovocation.d’ingérencedelacia…etenfait,grossomodo,delaresponsabilitéaméricainedanscetteintervention.alors,biensûr,aragonnemarchaitpas.ilétaittropeuropéen,tropcivilisé(etbizarrementcivilisé,sivousréfléchissezcombiensonhorizonavaitétélimitéaudébutdesavieàparis,etmêmeàquelquesquartiersdeparis),ilétaitdenaissancetropeuropéenpournepassentirqu’ilyavaitquelquechosed’autre,là-dessous,d’affreusementgrave.jecroisqueçaaétéuntournantquinel’apasdéstabilisé,nel’apasrendumoinscommuniste,maisqui,pourlapremièrefois,l’afaitdouterdel’urss.[5]
我发现阿拉贡极度不安，寻思应该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他已完全意识到他无法信服法共官方论点。这些论点，您是知道的。他们谈论过挑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等。事实上，大概是指美国在这次干预中的责任。当然，阿拉贡没有跟上这种论点。他过于欧化，过于开化（如若您考虑到他在生活之初的视野只局限于巴黎，甚至只限于巴黎的某几个市区，就觉得他得到了一种古里古怪的开化），他生来就过于欧化，以至无法觉察出其中玄机，并且极其严重。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没有使他发生任何动摇，他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可是，这使他开始怀疑苏联。
形势把阿拉贡带到了乡下别墅，阿拉贡是孤独的。孤独使阿拉贡置身于不安状态：把他带上了信与不信的天平上。他站在这一天平上摇晃不定，一不小心就从一端滑向另一端，甚至摔倒。这是人生重心的偏离。信与不信都是一个信仰或信念问题。信此还是信彼，是应当认真寻思的，因为这是一个居所、家族、路线问题。站在天平上的阿拉贡是够呛的。信与不信的天平意味着冒险、危险、摆动、抛弃、解雇、均衡、比较、补偿、悬而不决、犹豫。不安的阿拉贡正处于这种种情形构成的复杂状态，眼前一片混浊紊乱，思想昏昧，心绪不宁，已经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不知道往那里走，法共官方言论也不足信。他成为一个整天慌张发窘的在者。在关于挑衅、干预和美国责任的讨论中，阿拉贡因过于欧化而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恰恰是他的转折点。转折点联结着之字形弯道或曲折迂回的弯路，也联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反方向，标志着车削、转动、转向、翻转、绕过、转变、表达、变成等。它标志着方向、重心和意志的分配，分配不同，结果就不同，犹如转动钥匙，对转动的方向、重心和意志作出左右不同的分配，其结果要么开要么关。分配应当符合意愿的要求，不能与要求相背离，否则结果必与要求相左。这个转折点虽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已使他开始对苏联抱持怀疑态度。
阿拉贡行游于天平上，是一位超现实更甚者或冒险更甚者，即超-超现实主义者，在超现实派的道路上比统治者布勒东走得更远更快。他也许是冒险时代的作家、诗人的先行者，他的命运可以证明这一点。
政治性自由冒险把知识分子引入“出”与“不出”的矛盾境地。自由冒险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无可选择地参与时代，投身政治，必须忘记所知的一切，如德苏条约、集中营……这是为了某种形势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事务成了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为此，他们以前确立起来的原则倾刻化为乌有。不过，他们一旦成为战斗作家（政治作家），其想象力、创造力、智慧和才华就会荡然无存。政治事务偷走了作家的时间。时间失去，年华飞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明知如此，却执意想继续当作家，只是免强写作而已。他们已经失去了写真小说（创制出真东西）的权利和时间。最明智的选择是退笔从政。作家在政治介入期的作品量少而质劣，介入期即作家作品的萧条期。作家只有摆脱介入，才能恢复行使自己的完整权利，才能重返自由的精神领域。不然，时至晚年会真正感到气怒和烦心，因为逝水年华永不复现，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业被延搁而终无实现之日，青春曾为政务而耗尽，中年和晚年悄悄来到了面前。人生充满幻灭。
六
另一位冒险者马尔罗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即“知识分子何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列维是马尔罗的崇拜者。这不奇怪，因为马尔罗迷恋冒险，令人着迷，恰恰符合作者胃口。马尔罗何许人？他生于1901年，死于1976年。其正式身份是法国作家。他除了写作外，还从事社会政治活动。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广州起义时访问了中国。小说《征服者》反映亚洲人民的觉醒，《人类处境》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希望》则反映了他亲身参加的西班牙内战。还有作品《反回忆录》、《蔑视的时代》、《沉默的声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阿尔萨斯游击队。在戴高乐执政期间，他担任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他在西班牙飞行中队的某些战役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作为一位作家获得了战争体验，并梦想成为战争领袖。当年在马尔罗身边工作的人、飞行中队最后的幸存者诺通认为，马尔罗神气而有才华，举止非凡。马尔罗就是马尔罗。他所领导的西班牙空军中队人员都是左派分子，处于无政府状态。中队运作不靠任何纪律、任何强制，其成员充分体验了自由。他还充当过前机枪手，这种躬亲实践是一种冒险。他带领空军中队去西班牙的目的是革命，至少使革命成为可能。他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奥尔维尔、帕索斯之间的立场相反。他比他们勇敢，但没有他们清醒。马尔罗的一生充满传奇、神秘、冒险色彩，犹如历史画面中的阴影。
人们对马尔罗在西班牙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马尔罗是个撒谎大王，去西班牙仅仅是为了积累传记素材，对其参战的实效性和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人认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忘却的。列维显然是站在马尔罗一边的，认为不少人心存偏见和恶意，并为他辩护：
elleajouéunrôle,parfoiscrucial,dansquelques-unesdesesbatailles.honneuràmalrauxlecombattant.honneuràmalrauxlecondottiere.connaissez-vousunautreécrivainquisesoitrêve-etvécu-chefdeguerre?[6]
它（飞行中队——引者）是起了作用的，有时在一些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荣誉归于战士马尔罗。荣誉归于雇佣兵队长马尔罗。您还见到过另一位梦想并亲身体验过担当战争首领的作家吗？
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尔罗的勇气和胆识，像这样的作家只有他一人，因为他领导的飞行中队是临时组成的，装备极其简陋——飞机破旧，状态不好，孤立无援，在战争初期差点全部阵亡。然而，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表现出英雄本色，为战争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十字路口上路标性的。可以说，马尔罗及其飞行中队成员是冒险的代表，他们的冒险已经达到了极致，因此，荣誉归于马尔罗，是应该的，它也属于他所领导的飞行中队全体队员。荣誉是对有功者的奖赏，象征着体面、光荣、敬意、贞节、礼遇、地位、等级、伟大，是对耻辱、讽刺、贬低、怀疑、偏见、恶意的清算和颠倒。只有立功者才能撞开荣誉之门而获得荣誉，才能被载入西班牙战争史册。立功者只有告别耻辱才能亲近荣誉。亲近意味着告别的就绪，意味着从撒谎家向大英雄的过渡，是对战斗事实的证明。
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说家、伟大的反叛知识分子。可是，他当上了政府部长，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他改宗了。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骂：恶棍、变节者、法西斯分子，但对马尔罗来说，只过知识分子生活是不够的。人的一生就是经营荣誉的历史。马尔罗十分明白，20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对峙的历史，于是，冒险地选择了通往国际主义英雄的道路。然而，他的算计出现了严重失误。共产主义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是国际的。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优先原则。他为自己塑造的国际使者形象实际上是冒险的影子，在国与国之间奔波忙碌。战争让他看到了和听见了一切可怕的冒险故事。他与戴高乐结好，把自己视为诗人、奴仆、作家，而把戴高乐看作君王、领主、伟人。在法国，多数作家是失败的政治家（作家的失足），而多数政治家是失败的作家（政治家的失足）。知识分子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政治家不是当知识分子的料，否则，必然都是半瓶醋。行为的作家与著书的政治家之间难以存在永久和谐。只能以一个领域的失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胜利。知识分子最终发现自己选定的对象的凶恶面目时，会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伤口都有了，够痛的。
我们还可找到另一改宗的例子，即巴莱斯的情况。巴莱斯是马尔罗的导师，也是布鲁姆和普鲁斯特的导师，在政治与文学倾向上从一端走向了另一端，长着民族主义的头像和面孔，成为当时巴黎最受推崇的作家，冒着史无前例的危险。他从世界主义者立即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愚蠢的爱国者和沙文主义者），公开反对德雷福斯，只相信土地、死者、根、种族、血统。这令他的信奉者们极度失望。他从崇拜者们中间溜走了。“巴莱斯”简直是冒险的代名词。这就是著名的“巴莱斯效应”。冒险是知识分子成为显要人物的必经之路，冒险世界是专名的战场。知识分子是自由冒险的存在者。在冒险的支配下，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荒诞而矛盾的言行。可以说，改宗后的巴莱斯是一个新人、一个知识疯子。突如其来的改宗对他自己来说无疑是痛苦而困惑的（因为这一革命性改宗是一次大手术、一场生死决战、一种事关荣辱的选择），对他的崇拜者们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震撼着后人。也许，他认定他有权对自己的头像和面孔进行有意的重新分配，以图新的探险和提供双重面孔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时代的政治与文学的倾向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捉住了他。
七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荣誉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或回避荣誉，也不能过分追逐荣誉。荣誉应当是符合正义的理性追求目标。荣誉和行为应当配称。荣誉是对正义行为的证明和肯定，是对非正义行为的反驳和否定，与耻辱相反。可见，荣誉与正义相关，它把人带向社会义务领域，带向公职，带向公众，带向事功，要人过公开生活或公共生活。追求荣誉就必须首先追求并且过公开生活，抛弃隐秘生活。知识分子进行自由冒险就是过公开生活，马尔罗的行为足以表明这一点。
冒险生活使人的内在性格外化。冒险必然切入社会的“公开场所”或“公共空间”这一宽广领域，使人的生活公开，而公开化解隐秘，为隐秘者推开窗户，铺设通往窗外世界（社会、国家、机关、公众……）的道路。冒险允许隐秘者进入窗外世界，同样允许窗外世界进入隐秘者之中。知识分子通过冒险把自己牵引向社会，使自己进入公开状态而成为公开者。冒险是知识分子从书斋从象牙塔切入社会的直接途径。冒险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使自身他化的过程，使自身获得一种复杂的外在关系。外在关系的获得标志着人处于公开状态。人一旦处于公开状态就成为受监视者，其一切言行都受到公众的监视，于是，公开的人开始时时处处十分注意和检视自己的言行，相当在意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与此同时，公众也开始比以往更加留意其言行，时时刻刻执持批评态度，以更加挑剔的眼光看待公开的人。
冒险生活即公开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或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它把人从隐秘生活中牵引出来，使人进入公众中，使人由隐秘者成为公开者或公众人物，使人进入荣誉之途。只有公开者才能处于冒险状态，冒险状态则是对反公开者的否定，是对隐秘状态的告别。隐秘者对立于公开者。隐秘封闭和拒斥了荣誉，而公开是对隐秘的扬弃，使公开者向荣誉敞开大门。荣誉仅仅是身外物或外壳，因此，我们绝不能违背正义而巧取荣誉，更不能将一切荣誉都搜罗到自己名下，也不能为了荣誉而荣誉，成为荣誉的奴隶；我们可以失去荣誉，但绝不能丢弃正义；否则，荣誉如同废物粪土，一文不值。
蒙田写道：
应该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去打仗，并耐心地等待奖赏，你只要做了好事，不管如何隐秘，都会得到奖赏，即使是行善的想法，也会得到报偿：正直的人做了好事会感到心满意足……我们的心灵要起到自己的作用，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内心，只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它叫我们不要害怕死亡、痛苦乃至耻辱；它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忍受失去孩子、朋友和地位的痛苦；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它也会让我们在战争中去冒生命的危险。[7]
有朝一日，人总有一死。冒险者自然是总有一死的人。冒险意味着受伤、致残、牺牲、死亡，意味着告别生命，即进入毁灭性深渊。毁灭性深渊是绝对深渊。冒险者们是不怕掉进入这绝对深渊的，因为他们早在冒险之前就把生命抛至脑后，冒险的勇气超过了生命本身。冒险更大胆，意愿更大，意志力更强。绝对深渊是冒险者的最低线。每一位冒险者一旦踏上冒险的征途就会掉进这个深渊。这个深渊的确深不可测，随时敞开着，让人进入。勇敢而无私的冒险者意愿把它变成永恒的居所。在冒险之前，冒险者们必须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时刻准备着身陷绝境。这要求冒险者们必须摆脱私利，具有勇气和毅力，甚至愿意为冒险献身。
海德格尔如是说：
那冒险更甚者并非出于私利和为个体本己之故而冒险。他既非试图获得好处，也非沉溺于自私自利。尽管他们冒险更甚，但他们也不夸张任何显著功绩。因为他们冒险更甚只是凭这么一点点，即他们“……秉气勇毅……”。他们在冒险方面的“更”就有如游丝般难察的气息那样微小。从这种提示中不难得出谁是冒险更甚者。[8]
这充分表明，冒险重于生命，冒险行动胜过冒险者本身，冒险者全凭勇毅而不出于任何私利我欲。冒险使知识分子成为冒险的存在者。
八
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是自由冒险历程中涌现出来的又一大奇迹。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成为时髦，超现实主义者中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后来又退出。列维指出，劳动社会学创始人纳维勒是超现实主义的最后见证人。超现实主义阵营拥有一批著名人物：佩雷、布勒东、阿尔托、阿拉贡、洛特雷阿蒙、纳维勒、贝尔尼埃、巴塔伊等等。其中，布勒东居于领导地位，既严肃又好讽刺，不喜欢肤浅的玩笑，好摆权威架子。尽管纳维勒与布勒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情感化分歧，还是把友谊关系保持到底，但与阿拉贡等人没能保持良好关系，不再来往。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观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纳维勒与布勒东发生冲突后有十年未见。有一天，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小型会议上相见，几乎相对而坐。当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差不多大家都举手表示同意，只有布勒东一个人举手（其实是举起了一个指头）表示反对，却一言不发便起身走出了咖啡馆。[9]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背影。这个背影是矛盾、主宰、权力、立场、信念的象征。
列维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反现代文明的，主张忘却超现实主义及其运动。关于作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jecrois,moi,quelesécrivainssontdesêtresuniques.jecroisqueleuruniversintérieurestégalementunique.jecroisqueleursdémons,leursfantômes,leursphantasmesn’appartiennentvraimentqu’àeux.jecroisque,lorsqu’ilsprennentlaparole,ilsnelefontaunomdepersonneetpeut-êtremêmeàl’adresse,àl’intentiondepersonne.jecroisenfinquecettecroyanceestd’uneabsoluebanalitépuisquec’estenellequesereconnaissent,depuismaintenantquelquessiècles,laplupartdeceux,petitsougrands,quipratiquentlalittératureou,aumoins,yréfléchissent.pourtousceux-là,pourtousceuxquisesouviennentdecequel’expériencelittéraireapuavoir－etaencore－d’irréductiblementsingulier,ilyalàuneraisondeplus,etpaslamoindre,d’oublierlesurréalisme.[10]
我认为，作家是独一无二的人，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样独一无二，他们的恶魔、幽灵、幻影的确仅仅属于他们本身，他们讲话时，这样做也不是借用任何人的名义，甚至也许并不想向任何人说清楚，这一信仰是绝对平凡的，既然至今数个世纪来，大多数搞文学或思索文学的人，不管他们是名人还是一般人物，都奉持这种信仰。对所有这些人而言，对一切没有忘记文学经验有过且仍然拥有无法消除的独特性的人而言，这里有着忘却超现实主义的又一个并非枝节的理由。
布勒东绝不允许任何人做有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事情，不喜欢别人如巴塔伊具有摇摆不定的危险信念，也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走回头路，而阿尔托更是一个极端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和立场。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常常互相诅咒、侮辱、谩骂、抨击、贬斥、争吵，充满污垢，极尽粗言之能事，把口头斗争和粗话推向崇高的文坛。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开除了与己不和的人：纳维勒、贝尔尼埃和巴塔伊（他们是孤立地进行愚蠢的文学冒险之徒）。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如一，必须具有完整的品格、全面的身份。他们对本书作者列维一代影响巨大，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同代人。超现实主义者具有好战精神，把不同路线上的人交织在一起。超现实主义对冒险的贡献之一是树立宗派精神，主张集体冒险。超现实主义者信奉弗洛伊德，但就群体观念而言，倒更像荣格主义的信徒。他们自以为是创造与天才相结合的浪漫主义者，但事实上实行恐怖的专制主义和好战策略。在今天看来，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文学恶梦，是一场幽灵战争，是荒唐、混乱、矛盾、恶毒的组合运动，因为它对思想推行警察式管制。让我们忘记它吧。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指出了超现实主义独创性的四大特点：[11]
第一、超现实主义者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效应的影响下成为作家的；
第二、他们并不是主张介入的诗人，文学也不附属于政治；
第三、他们同时关注着写作与战斗之间的关系；
第四、追求善和完美。
列维进一步指明，未来的任务在于催促一种现代精神的出现，它将丝毫不依赖前卫派的主题、措辞、非思想手段。[12]超现实主义者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协调起来，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认为政治造就了文学家。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与到社会上积极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写作与战斗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见的秘密关系，甚至具有一种先定的和谐或一致。超现实主义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超现实主义者必须始终保持这种方式。
人们也注意到，在超现实主义运动周围还出现了一些小团体，其中巴塔伊主持的“社会学学院”较有特色。这个团体主张几乎什么都谈，恰恰不谈社会学。可见，这是一个反讽性团体。布勒东引导人们为他者梦想，巴塔伊则强调人们替他者讲话。当团体中某位不在场时，巴塔伊就代言，犹如代他签名或为他者梦想一样。代言（替他者讲话）是为他者梦想的翻版，是具有冒险性的替补。顶替者最终是否翻供？本来的讲者为什么不在场？顶替者与不在场者之间具有何种关系？文本的作者其实也是替他者讲话，很少让他者自己出来讲话。因为团体成员实践集体性一致性游戏，实践的结果都必须签署每个人的名。这样的签名行为处处存在。
九
在举世闻名的阿尔及利亚事件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列维在书中主要举出了社会学家阿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和加缪、以及让松和布朗肖。
“阿尔及利亚”这块法属领地（法国把它作为自己的海外省），被视为法西斯分子、贝当分子与其他坏人的杂居地。作者把一位法国小学教师（小知识分子）莫诺罗因起义而死视作一种象征。莫诺罗远赴阿尔及利亚传播法国文化，成为法国自由、民主、人道的“神秘英雄”、“神圣人物”。当时众多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斗争就是保卫普遍民主的意义。比如原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成员里维撰文指出，如果阿尔及利亚脱离欧洲，就会给它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衰亡。德拉维涅特是一位典型的殖民地人道主义者。最可憎恨的是完全由杀手组成的秘密军队组织，它常常在“抵抗运动”的大旗下展开其种种活动，实际上犯了不少血腥罪行。大旗与罪行使历史成为一个远比人们所想要复杂得多的东西。错综复杂的历史会变得模糊不清，好人与恶人的界线在历史中也无法确定。历史一旦落入恶人之手，就会成为其借口。恶人必然会在历史档案中抹去他们曾经干过的形形色色的坏事，甚至粉饰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在历史简单主义者看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善恶之战。
列维如是说：
danslaréalité(celleàlaquellesesonttrouvésconfrontéslesvraisacteursdel’histoiresefaisant)unévénementéquivoque,hasardeux,dontilfaudraitpouvoirrecréertoutelapartdecontingence.pourunehistoiredelacontingence,oui.pourunehistoiredel’ambiguïté.faceàunévénementdontlapremièrevertuauraétédetroublerlesrepèresetdefairevacillerlescertitudes,jeneconçoisqu’undiscours:celuiqui,loindelaréduire,rendraitsesdroitsàlaconfusion.[13]
事实上（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面临的事实），这是模棱两可而又具偶然性的事件，应当重现全部偶然史。的确是一部偶然的历史和一部模棱两可的历史。对于历史事件，首先要打乱历史事件的标记并动摇历史事件的确定性，我仅仅认为绝对不是简化历史，而是恢复历史的混乱权利。
阿龙对阿尔及利亚事件采取了什么立场？介入便是阿龙的立场。他被捧为“介入模范”。他的这一立场选择的确是一种英雄行为。他与萨特达成共识。他既不喜欢造反也不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打赌，也不把革命病毒带到法国本土。他的介入立场源于一种理论分析、一种经济考虑，也源于历史哲学的思考。[14]
列维指出，阿龙的立场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论分析：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殖民并不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可避免的运动；至于经济方面，殖民化既是发达的根源又是危机的根源，阿龙发现了殖民化正在导致法国的贫困化；阿龙的立场也自然有他的历史哲学观念，具体体现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引论》中，即明确指出，欧洲统治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时代，而法国不再有能力成为殖民国家。不管怎样，阿龙看到了法国人与其遥远的“海外省人”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使法国和阿及利亚的一体化理念成为不可能。
阿龙认为，使别国殖民化是很花钱的事情，与其这样，不如把钱用于法国本土的发展。因此，他必须尽快离开阿尔及利亚。对于政治家的政治失足，那些介入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处于常识环境和事实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应当对人类、社会、历史和宇宙负责。当时的欧洲人流行地说：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对此，知识分子们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于是，有的要共产主义，有的要法西斯主义，有的则都想试一试。天真的知识分子易于迈入歧途。对阿龙来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做人方面，人们都把他视为道德化身。他时刻保持着非凡的理性冷静，曾想与他的小同学萨特展开对话，但后者总是回避。他有三部代表作存世：《历史哲学引论》、《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和《克罗兹威茨》。
莫里亚克虽然在1952年声明过他将把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献给为正义、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但他想的是摩纳哥，而非阿尔及利亚。当然有迹象表明，他也极其关心阿尔及利亚，因为他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况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态度又如何呢？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报告会上的插话颇令四座惊诧。他说：“在正义与我母亲之间，我将选择我母亲。”这是一句没有事先出现在讲稿里的话。为了堵塞找茬者的嘴，不得不如是说。当时在座的人们以为这是加缪的应急性幽默，因而给予支持。这句话得以广为传诵。加缪当时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和造成的场面一定美极了。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固有的勇敢。让松觉得加缪的话相当可怕。事实上，加缪一直在揭露贫穷、酷刑和殖民主义。他的立场不止在书里，更在大街上。难怪人们说，加缪是正义的象征。让松和布朗肖也都有各自的明确立场。他们的生命都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了。
十
列维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亲纳粹狂人德里约在法国把德国纳粹推向了极点，把希特勒捧到了顶峰。德里约在1935年纽伦堡纳粹代表大会期间有“极佳表现”，简直可以得到希特勒的“勋章”。在大会开幕的早晨，他谈的是“伟大”、“冲动”、“力量”和“快乐”，在晚上欢呼希特勒的人群中，他欣喜若狂，激动得要死，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积极介入希特勒阵营，皈依法西斯主义，参与反犹活动。他对纳粹分子极尽殷情和忠诚，以别人不可比拟的方式紧跟希特勒。多么荒诞和恬不知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冒险。纳粹时代是造就狂人的时代。德里约是个典型的极端纳粹分子，但是他给人们留下温和或暧昧的假象。正是这一假象使他取悦于人、吸引人，有着某种魅力甚至德行，拥有相当的优待和特权，产生了某种巨大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当希特勒惨败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历史和人生都到了转折点。德里约的勇敢是在脆弱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其严重错误在于把法西斯军队看作革命军而非占领军，把希特勒视为文明传播者和导师。其实，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诞生的反常而恐怖的怪胎。
列维写道：
ses«idées»onttriomphé.enfin:ellesontàdemitriomphé.carsil’ordreallemandrégneeneurope,silemélangedela«grandeviegrecque»etdela«grandeviedumoyenâge»qu’ilareconnuenpoméranieatriomphépresquepartout,sicemagnifiquedéploiementdejeunesse,deforce,desantéqu’iladmiraitànurembergestenpassedegagnerl’essentieldelaplanèteetsi,enfrancemême,nousavons,grâceauciel,finiparnousmettreàbonneécole,ilresteencoreàfaire,hélas,pourquelavictoiresoittotale.[15]
他（德里约——引者）的“思想”已经获胜。不过，只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既然，要是德国制度在欧洲起支配作用，要是他认同的波湄拉尼的“伟大希腊生活”与“伟大的中世纪生活”的混合物已经几乎到处都获胜，要是他在纽伦堡所赞赏的青春、力量、健康的出色表现即将遍布全球的主要地区，要是在法国本土，幸亏天助，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唉，要想大获全胜，尚需努力。
在30年代，德里约开始如同试毒一样尝试法西斯主义，后来上了瘾，便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并且在反犹道路上越行越远而成为极端的排犹主义者。他的言行和罪过是不可宽恕的。青年时代的德里约与超现实主义者如阿拉贡、布勒东等人甚至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表明超现实主义运动存在着许多问题。超现实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秘密关系呢？这也许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课题。
德里约把法西斯主义思为一种左派运动，于是法西斯主义是红色的、社会主义的。因此，法西斯主义与民族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民族社会主义，也必将成为法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越过德国进入法国和别的国家，这就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场革命运动。他还将德国法西欺军队视为未来欧洲的希望，德国军队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声音传播给整个欧洲。他所喜欢的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破坏性方面以及暴力、地震和灾难。他始终认为，希特勒的理想是为建立一个新世界铺平道路。这就大错特错了。
纳粹主义想使世界年轻化，纳粹主义者有着严重的青春魅力情结，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年轻化被神化了。使一切旧事物旧人物年轻化成为所有人的使命。法西斯主义正是以神圣的年轻化和使命的名义出现的。其厌旧情绪简直达到了顶峰。法西斯主义者把青春和力量、健康、美丽视为同一回事。青年人必须战胜老年人。这是十分危险而狂热的青春意志，是青春面具里的野蛮行径。这是典型的青春至上论，是极权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童年少年青年与中年老年不能互相排挤，更不能成为斗争的充足理由。“青春”不能成为一个人特定年龄阶段的专用词，除了肉体青春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青春。只有精神青春才是真正永恒的。
十一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女人在知识分子史中的影子。即使女人不从事写作，不成为作家，也会成为男人和男作家的图腾。这种图腾是建立和维系社团圈子的绳索，进而把男人们紧紧拴住。佩尼奥、奴葸、嘉拉、西蒙娜·布勒东……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与男人们（比如贝尔尼埃、苏瓦林、巴塔伊、……）狂热地玩一种多角恋爱游戏（也是一种自由的冒险历程），身兼数职，善于建立关系网，善于调停和选择，喜欢联系、接通和交流；她们本就是一张巨网，各自联系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处于男人们的边缘和中间地带；她们是心灵上和风格上的世界主义者、磁铁、舷梯、卫星、管道、新闻发布者，容易打通各种关节；她们还是世界、宫殿、城市、普遍和绝对，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冒险，可以说，女人是冒险的真正源泉，是冒险家手中的王牌。[16]这些正是女人的魅力所在。男人则通过女人进行较量、形成对峙、发生争吵、出现争夺。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较量、对峙、争吵和争夺。男人与女人彼此具有天生的欲望，人是欲望机器。男人可以拼命追求女人而使其成为冒险伴侣。只要女人一出场，男人的全部冒险史就行将完成。许多作家为女人写作，依凭女人安身立命，因女人而写出了杰作，如费兹杰拉德《夜温馨》、布勒东作品、海明威作品、乔伊斯作品、马尔罗作品……他们的生活也因女人而大放异彩。即使女人不动一笔一字，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会不朽；然而，女人一旦委身于作家就面临着多种结局：或被娶，或被弃，或被诈，或被抢，或被骂；她们在作品中的名字和身心形象已经被幻化虚化了，不能获得真实的再现；作品也不是她们的传记，她们不够传主的格。冒险让女人付出巨大代价，女人因此造成自身的不幸。
十二
萨特这个人怎样？萨特的情况相当复杂。在萨特那里，两种矛盾的象征并存：知识分子的完美无缺的象征和知识分子的蒙受耻辱的象征。他既是最好的人又是最坏的人，既是最光荣的人又是最可耻的人。他因错过了法国抵抗运动而在自己提出的介入理论领域做了许多事情，甚至过多。从德国战俘集中营回到了法国，过上正常生活，当时的萨特还不是伟大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者），而是渺小的萨特（只是《恶心》和《墙》的作者），他的名字还没有分量。尽管他一回到法国就寻找他的朋友们，并把他们聚集起来，打算大干一番，最后还是白干了。在伟大的马尔罗面前，他只是个天真的小伙子或幼稚的童子军，被认为是犹豫不决或等待时机的晚期抵抗分子。会见马尔罗后，只好羞愧尴尬地上路回家。作者认为，萨特是个野心家，在利益与信念发生冲突时，会倒向敌人一边，比如出现了著名的《苍蝇》事件，这一事件无疑是萨特一生的污点。列维对萨特的再思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萨特是否对社会政治负责？或者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介入应当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着社会政治敏感性，他们把自身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肩负启蒙的使命，在理论上启蒙，在实践中适应。启蒙与适应使介入有了双重含义。他们易于生气、激动，积极抗议请愿。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动起来。
在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福柯是不应该被忘却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康德”。后期福柯的主要问题是寻找真实的政治。他认为，真理的立场即风格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17]这位新康德在法国本土总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头脑里和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离乡情结，总想过一种异乡生活，以至打算去旧金山定居。从福柯的实际生活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究竟什么是福柯所谓的“真实政治”？在他看来，革命欲望当时已成了问题，而权力和它构成的关系才是生产性的，权力的效应与真理的产生一直是缠绵于他心中的问题。权力与真理被人们用来表明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关系。权力既最显又最隐，开始于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国家形式之中。福柯试图寻找到这种权力。权力中未澄明的真实政治（政治真相）是现实社会疾病的潜在诱因。因此，只有真正寻找到这种潜在诱因，才能根治社会疾病。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是锋利的。自19世纪以来，哲学就不断接近“现时问题”，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现时既是政治的又是历史的，它是政治的历史，是历史的政治，是历史在现实政治上的内在展开。它表明了我们的目前状况和目前发生的事件的统一。福柯最感兴趣的是“现时问题”，强调哲学研究人自身所居的现时世界。
十三
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反抗者。他们要么醒世乐观，要么粉饰悲观。列维也自认为是正统派、随大流的人、讲究礼貌的平民，曾是极端结构主义者、力做有学问的反抗者、各种政治语言的宣传者、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等人心中典型的狂热信徒。阿尔都塞等思想大师对列维一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并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后继有人。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是自由冒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现为呐喊，从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严格地讲，这是一种低下政治或准政治实验。知识分子往往脚踏两只船：创立革命理论与从事革命实践。这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身份：甘愿为自由而冒险的在者。随着灵魂与世纪的黑夜降临，法国知识分子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自由冒险就这样结束了，出现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群群晃动着、扭曲着、高矮长短的抽象背影。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社会风云中掉入深渊，并以失败告终。伟大的知识分子死了。
在列维看来，知识分子冒的是“自由”之险，表现在两个方面：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冒自由之险就是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冒险者作为冒险的存在者，与一切别的存在者具有相同的方式。冒险者之为冒险者的方式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冒险是一种存在方式，把冒险者引向存在者，把冒险引向存在。海德格尔在解释里尔克诗后指出，里尔克没能回答“冒险者冒何险？”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海德格尔十分关心的。海德格尔写道：
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templum）；也即说，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desseins）。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从存在之圣殿（temple）方面思考，我们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何险。他们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故，无论何处，唯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18]
海德格尔非常看重“语言”，语言把知识分子引向道说，语言把他们引向了写作或革命理论；除了语言，还有实际，现实把他们引向了战斗或革命实践。他们不仅冒语言之险，而且冒实际之冒险，或者说，不仅冒写作之险，而且冒战斗之险，即是说，不仅冒革命理论之险，而且冒革命实践之险。对他们来说，语言是冒险的自由居所，冒险是语言的自由居所，因为他们冒的是自由的险，即，冒写作的自由与战斗的自由之险。“写作”、“战斗”、“自由”等等，都是字词，通过它们，知识分子通达它们所指向的领域——社会领域或语言以外的领域，因此，他们不仅仅道说即写作。当诗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承担起写作与战斗的双重使命。因此，“知识分子何为”远比“诗人何为”宽广。可见，知识分子是在写作与战斗的双重冒险中显现自身的。写作与战斗互为桥梁，互相符合。冒险者冒自由场所的险，语言是自由的居所，自由是语言的居所。冒险者栖居于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中。冒险者通过“写作”、“战斗”、“自由”这些字词走向它们所指：写作行为-写作成果、战斗行为-战斗成果、自由理想-自由现实。在它们所指向的区域，冒险者成为写作与战斗的存在者。知识分子冒险更甚者，必须写作与战斗；作为写作更甚者，必须战斗；作为战斗更甚者，必须写作。写作与战斗就是存在。
冒险者的冒险或冒险性存在成为形而上学的显现对象。这个对象也必须通往公开状态。知识分子作为冒险的存在者正是在这一公开状态展露才华的，在语言居所与自由居所成为自由的居主（自由的写作者与战斗者）或自由的存在者。
知识分子作为分子，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以高科技生产为特征的知识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越来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社会发展，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体力劳动者本身也成长为有知识、有科学、有技术的生产者。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商相结合。这有利于知识分子成为有体力的脑力劳动者，也有利于工农成为有脑力的体力劳动者，还有利于进一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甚至自视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和大众肩负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试图主导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知识兴国的今天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风骨与品质，应当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自觉崇尚智慧、知识、真理、识见、理智与理性的权威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社会责任感、理性判断、民主、批判、怀疑、良知、创造的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是“高极的”知识分子，区别于那些低级庸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大小之别，常言“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如同大作家与小作家之别。智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此外者（低极庸俗的知识分子）就是小知识分子。
[1].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435.
[2].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73。
[3].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76。
[4].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286。
[5].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246-247.
[6].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194.
[7].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中卷），马振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页320-321。
[8].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302-303。
[9].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64.
[10].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92.
[11].参见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75-77.
[12].参见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79.
[13].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275.
[14].参见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277-278.
[15].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122.
[16].参见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229-231.
[17].参见bernard-henrilévy,lesaventuresdelaliberté,paris:editionsgrasset&fasquelle,1991,p.372.
[18].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页316-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