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科举制度，明朝也不例外。其科举制度对当时图书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促进明代图书事业的繁盛；二是科举制度引起的空疏学风导致当时学者对古书任意的删改。
关键词：明代；科举制度；古籍；编撰出版；影响
一个朝代的建立必会有一个朝代的规章制度，用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去控制浮动的人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明太祖在各个方面制定措施，在文化上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明朝的科举制度具体一点就是八股取士制度，这从侧面对当时图书事业有一定的影响。
一、 科举制度促进图书的大量刊行
朱元璋建国不久以后，就下诏令：“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立郡县皆立学。”（明黄佐《南雍志》卷一）规定在全国办国子监，各个县办学府，各个地方设儒学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兴盛。图书编撰出版极盛，超出了以前任何时代，原因除了宋元留下来的先进印刷技术外，明朝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两京十三省，都在刻书，“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己巳，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①的推行，对书籍实行了编撰出版的全面解放。在明代，有官刻、坊刻和私刻，官刻是官方刻的书，由司礼监管辖，官刻在明代极盛，清袁湉记载道：“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箸，无不盛行雕刻。”（《书隐丛说》）在当时有专门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司礼监、礼部、都察院等，出版的图书都是依据皇帝的旨意，出版大量的经史子集书目，目的只有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如在洪武年间，官方出版儒家经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由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统治者把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这样，官方刻书出现所谓的“南监”和“北监”， 北京虽然刻书，但不是很多，北监翻刻南监经书《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明胡应麟记载说：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②
当时的北京别称为燕京，印书用南方纸，那时由于交通还欠发达，以致于书价高。胡应麟又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阴历二月十二日传为百花生日）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徒于城隍庙中。”③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燕京为当时书籍的流通地。南京方面的刻书：
成祖《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各十卷，皆御制序文，以赐诸王群臣，及国子监、天下学校。又命礼部自今科举取士，准《大诰》例，从《为善阴骘》内出题，此书遂为士子必读。”④
成祖的这些出书考试律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的出版。毛晋作为明代刻书家兼藏书家，为了迎合政治的要求，也大量刻印经史之类，其一是为了畅销，其二是毛晋的母亲经常用“读尽经书”来激励毛晋学习。其三是钱谦益作为毛晋的老师，在经史这方面成效很大。由于这些文化环境的熏陶，毛晋对经史之书由衷喜爱，自然也就刻经史之类的书，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空谈学风。由此可以看出，明统治者制定的文化政策，不仅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间接地对图书事业的繁荣兴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明代全国上下充满着刻书、藏书的社会风气。
二、科举制度导致文人们乱改书目
科举制度推动文人阅读书目，这样就间接地促进图书编撰出版业的繁荣。可是，在繁荣的背后，对图书内容上的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科举制度导致空疏学风的形成
朱元璋建国后制定的科举制度，主要分为乡试、会试、殿试，而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八股文的要求是用儒家观点阐释《四书》、《五经》中的内容，有时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如果作注的话，必须运用朱熹的程朱理学作注，不允许自由发挥；八股取士形式上要求用八个排偶句说话，实际上把学生的视野仅仅限制在儒学和程朱理学的范围内，实行用朱子与儒家思想统治有学之士，这种做法在明太祖时期就存在。明太祖时，收“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⑤明成祖推翻建文帝的统治后，修《太祖实录》，“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⑥这样，天下人既不通古，也不晓今，为以后士人的空疏学风埋下阴影。在明成祖时期，明成祖命解缙为总监，姚广孝为监督者共同编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后，又命胡广等人用儒家学说如《四书》、《五经》做注释，并用朱熹的程朱理学进行编辑。后又撰修“永乐三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规定科举考试的试题都选于以上书目。“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 ⑦除《大全》等科举考试的书目之外，士人无书可读。
对于这种科举制度导致的空疏学风的形成，明、清学者皆持鄙视的态度。明代思想家王廷相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淫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相背驰,岂不大可哀邪！” ⑧清代是继明后的一代，对于明出现的空疏学风，学者们更加鄙弃。清张廷玉修的《明史·儒林传》指出:“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缁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譌,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云:“盖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固不足深诰也。至于支遁注庄，前史未载。其逍遥游义本载 孝标世说新语注中。乃没其所出，竟标支道林注，亦明人改头换面之伎俩，不足为凭。”⑩以上所引说法可能有以偏概全之意,但确实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学风
的空疏。
（二）、空疏学风对当时图书的影响
明代刻书事业确实取得辉煌的成就，但辉煌的背后也有不足的一面，这也是后人对明朝刻书的不满之处。以明中叶嘉靖为界，嘉靖以前也有乱改古书，但未形成风气，嘉靖后自万历始，乱改古书成了一种风气。许多学者对这种风气有描述。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改书”一条云：“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11同卷“别字”条云：“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元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八月为壮），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12明代人乱改古书，随意地增加或删减内容，后者代替古人写评注，删减内容例子较多，妄改古书名也屡见不鲜，“万历本《诗总》本是《诗话总龟》；冯萝祯《唐世说新语》原名《大唐新语》；郎奎金《逸雅》本为《释名》等等。”13“李纲《梁溪集》一百三十卷，闽本作《李忠定集》，且只有四十卷；《朱子集》原本三百余卷，明本只有四十卷。”14明朗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5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明代乱改古书风气盛行。
明朝沿袭前代的习惯，图书的编撰出版之地有官刻、坊刻和私刻。坊刻与私刻都与盈利相关，官刻主要由司礼监掌管的内府刻本，司礼监又设提督管此事，专门刻经史文集和科研律令一类的书，这些叫做“司礼监本”。对于版面，方厚枢记载说：“多为大字巨册，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大黑双边，正义、小注断句处都加圈，用上洁好白棉纸和佳墨精印，装帧华美，但多校勘不精，错讹较多。”16官刻主要刻经史典籍的大型书目，主要为了扬名，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如明成祖时的《永乐大典》。坊刻方面，由于出版商多，就会造成出版的书籍多，这样质量问题就会频频出现，乱改古书名，随意删减图书内容就不言而喻了。同时，书坊也翻刻宋元书籍。“坊间刻书是以营利为目的，比起官刻，尤其是私刻来，质量是最差的。而明代坊刻又是历代坊刻中最差的。”17也有学者对明书坊持全盘否定，郎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书坊刻书的祸害比起秦代焚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明代书得质量也不够好，私人方面：私刻主要在江浙一带，刻前代名家诗词文；私家刻书继承了宋元刻书之风，品种多、数量也超过宋元，但是刻书者多为上层阶级人士，为了名誉、利益，质量也就不如宋元了。
总而言之，明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对书籍编撰出版影响甚大，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第九章云：
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其论明之不及宋、元，可谓深切。18
直接道出宋元明三朝经学书籍的情况，明不及宋元，直接原因是八股。
嘉靖前沿袭元风气，嘉靖后风气改变，刊印的书籍以宋朝尤其是北宋刻本为规范。这样翻刻在明空疏学风的影响下，直接导致了乱改书内容的发生。当时人的著作没有创新，除了翻刻宋元典籍外，一般还是跳不出政府规定的方向，因此儒家思想和理学思想比重极大。明代出版事业比以前任何年代都发达，也更普及。而且出版的内容丰富多彩。在成化、正德年间书坊出版的类书逐渐增多，这些类书都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是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的。嘉靖前后，由于复古运动的发生，前后七子喊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翻刻旧书的社会风气逐渐传播，所以不能创作出真正自己的有价值的作品。但是唯一不足的是乱改古书内容。尤其是万历以来，伴随着这种风气的日益严重，新编的类书和丛书也日益发达。总而言之，明代科举制度在给图书编撰出版带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危害，对于这一事实，应客观看待。
参考文献：
[1] 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8.
[2]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河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6.
[3]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4]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历代刻书概况[M].上海：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9.
[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
[6] 刘国钧 著.郑如斯 订补.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7] 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9.
作者简介：李箭（1985-），女，山西怀仁，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2010级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① 张廷玉等，《明史》，第一册，本纪卷二，太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4，第21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甲部经籍会通四，北京：中华书局，1964.1，第55页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甲部经籍会通四，北京：中华书局，1964.1，第56页
④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历代刻书概况》中，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上海：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9，第274页
⑤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卷一八，“秘书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第1367页
⑥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卷一八，“秘书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第1367页
⑦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之三，《与友人论易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8，第41-42页
⑧ 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二册，《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答许廷纶》，北京：中华书局，1989.9，第487—488页
⑨ 张廷玉，《明史》，第二四册，卷282《列传第一百七十七·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4，第7222页
⑩ 永瑢 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卷一四六，子部五六，道家类，《庄子翼》，北京：中华书局，1965.6，第1247页
1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第1434页
1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第1377页
13 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84页
14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河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6，第202页
15 郎瑛，《七修类稿》，下，卷四十五，事物类，北京：中华书局，1959.1，第665页
16 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8，第217页
17 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18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九章，《经学积衰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9.12，第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