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21-02
《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是初唐温大雅①所写。“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②故《起居注》主要的是记载唐高祖李渊从太原起兵（隋大业十三年即617年五月）到最终称帝（大业十四年，即唐武德元年即618年五月）这一段时间的言行，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卷。温大雅笔下的李渊不同于传统史书上的李渊，在温大雅的笔下李渊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③从两《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看，李渊几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李世民精明勇敢，从太原起兵到唐王朝的建立，李世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从《起居注》中温大雅详实的记述中看，则是李渊本人筹划了起兵，他的果敢的领导才是唐军与隋军的战斗中夺取得了胜利的关键性因素。此书的史料价值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近年来才不断有学者们对其加以研究，重新审视“爱好酒色，昏庸无能”的唐高祖李渊在建唐时期的作用。
根据《起居注》，早在太原起事之前，李渊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反叛之心。书中记载：“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意宽人贤智，归心有如影响。”④在接下来的一年他作为太原府留守时，曾经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也。今我来斯，是为天与。”⑤《起居注》记录了李渊这样一句话：“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⑥此类种种，都可以说明李渊早就有了不臣的野心。而两《唐书》中关于李渊的记载与温大雅的《起居注》则有着明显的出入。在《旧唐书﹒高祖纪》中记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⑦在《新唐书·高祖纪》中记载：“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⑧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⑨所以根据新旧《唐书》中记载，李世民才是起事的首谋，与《起居注》中的李渊在起事中的作用大有不同，这不得不使人拿二者作比较。作为“记室参军”的温大雅所著的《起居注》与没有“得诸闻见”撰写条件的后人只能根据前代遗存下来的有限史籍并且按统治者的意识来编著的新旧《唐书》相比较，《起居注》似乎更令人信服。
除了怀有政治野心，李渊也积极为起兵做准备。他利用当时流行的谣言为自己的起兵在舆论上造势。当时“李氏当兴，继起为王”的谣言已经广为流传，几乎已经在民间家喻户晓。李密就曾经受此谣言的影响，错误地以为“当为天子”的李氏要起兵叛乱。在《起居注》中，对关于李渊利用隋末的“李氏当王”“桃李之歌”等谣言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
为了放心的起事，消除后顾之忧，防止腹背受敌，他要解决突厥的后顾之忧。为了赢得突厥的支持，稳住太原的局势，对待突厥他采取拉拢利用的手段，曾秘密写信给突厥首领：“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従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⑩在信末，李渊没有听从大家的建议，用了表示下对上的“启”字而没有用“书”，“仍命封题，署名某启”，11 言辞非常谦卑恭敬。有人说：“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笑着回答：“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12 一个“启”字表明，李渊可能和其他的起事一样在名义上对突厥俯首。但是，当突厥要求李渊不再尊隋而自己取而代之的时侯，李渊“辞色凛然，（官僚）莫敢咨谏”。13 从在起兵的各种准备上看，李渊的确有着高深的谋略，与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对李渊的记载有所出入，值得深究。
在大业十三年七月（617年）初，李渊率军西进，命令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但是在路上，唐军遭到隋军的负隅顽抗，并且在战略要地汾河流域被大雨挡住了去路。在这种情况下，李渊下令暂停行军。关于此事《旧唐书》有中记载：“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率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狼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劝谏乃止。”14 文中着重强调的是李渊只是遇到下大雨这样的状况就望而却步，主张班师回朝，而是在李世民的力谏下才没有撤退。而在《起居注》中却对这件事有着似乎截然不同的看法：“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我若缓以持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当擒之……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沈叔安、崔善为间遣羸兵王太原，更运一月梁，以待开霁。”15 可见，在温大雅看来，面对宋老生，李渊很有信心，暂停行军只是趁机调运粮草，等待作战绝佳时机。
就在李渊下令暂停行军的时候，收到了河南洛阳附近的叛乱首领李密的来信，大致内容是想和李渊结“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16 当时李密兵强，势力已经很大，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李渊看过此书信，认为李密不过是“恋于仓米，未遑远略”。于是巧妙地回信说：“今辱来旨，莫我肯顾，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17 李渊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麻痹李密，使李密放松警惕。在这封信中，李渊对李密的奉承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又向李密表示自己对隋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李密接到信后，非常高兴，放松了对李渊的警惕。这充分体现了李渊超人的心理战术和熟练的军事谋略。
李渊是打着“尊隋”的口号进入
长安的。当时隋炀帝已招天怒人怨，人们对其已经怨声载道，这时李渊拥戴代王侑，尊称隋炀帝为太上皇。代王侑对李渊封赏有加，《资治通鉴》记载：“以（李）渊为假黄、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18 《起居注》中记载：“少帝以帝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19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同的是《起居注》下文中记载李渊是在“公卿将佐等请曰‘公负孺子当朝，岂得辞呼摄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临兹大节，义无效让’”20 的情况下才接受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其实已经是实际上的皇帝了。在隋炀帝被杀后，代王侑再一次表示让位。《新唐书》记载：“（李渊）三让乃受。”21 《资治通鉴》记载：“隋恭帝让位与唐。”22 聊聊数语，一笔带过。而《起居注》记载，在代王侑表示退位后，文武将佐等两千人，不谋而和，集体上奏，称“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独有”，极力劝李渊做皇帝。最后是在裴寂等人的多次“言之甚切”下，李渊在武德元年“即位于太极前殿，设坛于长安城南，柴燎告天”。23 虽然他实质上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但却没有立即取而代之，而是把立代王为帝作为他称帝的过渡。这样，他既冠冕堂皇地取得了皇帝的宝座，有不至于给世人口实，体现了李渊的政治远见。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起居注》在关于李渊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且与正史比较，这些史料较为翔实且可信，可是温大雅也没有跳出他固有的阶级和所在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首先从温大雅的身份来看，自李渊镇守太原至太原兵变，其是大将军府的记室参军，专掌文翰。由于和李渊的关系密切，带有明显的偏见，因之对李渊的军事、政治才能的记述不免有所夸大。24 在编撰《起居注》中有隐恶扬善之嫌疑。其次，从成书的时间和背景上看，《起居注》成书于“义宁、武德”年间，此时正是李渊图谋起兵，积极创建唐王朝之时，当时的李渊是以“隋臣”的身份，打着“尊隋”的口号起兵的，距离其称帝还有段时间，而纵观此书，一开始就尊称李渊为帝，很显然不符合历史史实。再次，温大雅将农民起义军“历山飞”称为“贼帅”，并把残酷的镇压过程详细记述，大加赞誉，充分暴露了温大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此外，书中还大量记载了关于当时流传的谣谶等。虽然这些能够从侧面反映出隋末年社会动荡的情况，并且曾被李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的封建迷信性质。这些都给《起居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从而影响了它的历史价值。
注 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