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哲学指导并服务于医学。医学教育必须不断加强科学建设，强化医学与哲学的融会整合。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医学科技哲学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医学科技哲学的发展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都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医学院校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哲学社会科学在医学院校的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思想解放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它能够根据以往和现在的素材和思想材料，对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超前的预测和探究，引导人们打破传统思想、习惯势力和现有观念的束缚，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进步趋势，具有前瞻性的新的思想观念，从而起到启蒙和解放思想的作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发展史实，充分证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封建思想，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兴起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法国的启蒙学派和战斗唯物主义、英国的经验唯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无不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极大地启蒙和教育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促进了世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列宁主义的产生，教育和团结俄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启蒙和教育了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的中国人民，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把中国人民从长达20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新世纪国际国内出现的许多错综复杂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它正在并必将使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与更新，并指引中国人民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当今社会，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而这种办学理念不可能是先天具有的，也不可能是自动形成的，而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与创新的结果。因而，要树立先进的办学理念，医学院校就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使医学院校确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和医学发展规律的先进办学理念。
二、素质提高作用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必然是全面发展的具有很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不仅要有自然科学素质，而且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大学作为社会的最高学府、知识的神圣殿堂，不仅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自然科学人才，也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即便在自然科学人才培养中，无论是在科学思维能力培养方面，还是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等方面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教育。大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专业科学知识，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竞争的能力，还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哲学理论思维、科学的世界观、高尚的道德和健全的人格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由于我国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人们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能够深刻认识，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却有所忽视，并在社会上逐渐演化成了重理轻文、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健康的趋势。受此影响，高校中人文专业的地位逐步下降，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日趋削弱，导致了大学校园中人文精神的衰落和功利主义的泛滥。部分大学生表现出来的精神信仰的失落、思想道德素质的下降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充分说明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医学院校要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建设、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普及和提高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宽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
三、精神激励作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于生存和发展，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也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热爱和平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教职员工才能够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也只有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学生才能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掌握过硬本领，为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打下坚实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是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根本载体，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承担着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崇高使命，所以高校要通过不断加强和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民族精神成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和进步趋势，从而使人们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体现社会前进方向和进步趋势的远大理想，并激励自身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而不断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迄今为止最为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确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能够激励人们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而不断努力奋斗，并成为人们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内存动力。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使之成为人们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动力，从而充分调动和发挥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医学院校要通过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教育，使广大师生员工牢固地树立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使教职员工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使学生刻苦学习、积极进取，为高校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不竭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方向保证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所以高校办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又必须要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和精华之所在，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党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高校办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代的最新成果，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广大师生员工的头脑，高校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为此，医学院校要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切实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并成为广大师生员工的行动指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课”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推进“三进”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医学院校要切实加强对“两课”建设的领导，把它列为重点课程来建设，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时代感和实效性，帮助青年学生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为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
五、决策保障作用
决策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选择并实施行动方案的全过程。决策是管理工作的核心，所有管理工作都要围绕决策来开展。决策决定着管理工作的方向、轨迹和效率，管理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管理工作的效率，而且决定着事业的成败。所以，管理者要努力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力求作出正确、合理、高效的决策。科学预测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已知推测未知，根据过去和现在预计未来，根据历史和事物演变的逻辑与推理来探求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价值观也是决策的前提和依据，决策者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某些心理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现代管理中，由于现代决策的多系统、多层次、多因素及其动态变化等原因，管理者要作出一项科学正确的决策仅凭一个或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精力、知识、经验、信息和时间都无法应付现代社会的复杂局面。这就需要建立智囊参谋机构，依靠智囊人员，为科学决策提供多种可行的备选方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知识面广、信息量大，能够运用正确的价值观、辩证的思维方法、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信息，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进行科学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决策的多种参考方案，从而为科学决策起咨询、参谋和保障作用。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决策。因而医学院校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咨询、参谋和保障作用。重大问题的决策，事先要组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广泛而又充分的反复讨论，组建智囊机构的时候，要吸收一定数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决策领导层中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员，以确保决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六、智力支持作用
人类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又集中体现为知识和人才的竞争，科技力和文化力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人才者得天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人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没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人才结构就不全面合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产生制约，并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所面对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复杂，这些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使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在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即使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在当今时代也应不断增强和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的解决也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所以，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养和造就大批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自身的发展也要依靠人才。办好医学院校不仅要有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还要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重要作用。因而医学院校要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与医学和自然科学人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多方面全方位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哲学社会科学在医学院校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并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建设、学科建设和人才建设，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师生员工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环境，以确保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2篇：医学科技哲学的概念及存在的问题
自“西学东渐”、并于上世纪初相继开始“全盘西化”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退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国当代文化和国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形态，已经被西方文化、哲学和科学所异化。中国当代的医学理论与实践，是以唯科学主义为主流的理论和操作模式，西方的医学模式已经贯穿国人的生存方式之中。毫无疑问，西方医学对国人的健康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非典型肺炎”横行神州大地，西方医学模式不能奏效、甚致束手无策的问题面前，应当反思这场病灾的本质性，深入理解中医学对这一疾病的理论认识，利用中医学有效的医疗方法，战胜这场病灾。反思表明，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及医学模式并不是绝对真理，其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与实践困难，不但正确认识并进行有效的医学控制“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个难能确定的问题，而且以中医学的理论模式进行推定，“非典”是个错误的概念。所谓“非典”，其病证表明，该病属于中医学的“温病”范畴。以中医学的理论进行推定，因“温病”而形成瘟疫是目前这场病灾的本质，所以，只有以“温病”和瘟疫的病理病机进行辨证施治，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疗。在这场病灾面前，中国哲学和中医学关于天人关系、主体存在方式的思想理论，应当引起国人清醒的认识，应反思中国哲学、科学和西方哲学、科学的差异性，全面、正确认识中国哲学和科学的优越性。失落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应当受到深刻的批判反思。历史推动了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并将表明，中华民族只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只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才能对人类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
一、“非典”的概念问题
根据《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1]，“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定义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为一种目前病因尚不明确、传染性强的呼吸系统疾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症状与体征”为：“起病急，以发热为首发症状，体温一般>38°C，偶有畏寒；可伴有头痛、关节酸痛、饥肉酸痛、乏力、腹泻；常无呼吸道其他症状；可有咳嗽，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痰；可有胸闷，严重者出现呼吸加速、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肺部体征不明显，部分病人可闻少许湿罗音，或有肺实变体征[2]。显然，“非典”的定义是西方哲学和医学思维方式的产物。
在西方哲学二元论和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寻找“非典”的病因，必然把“病原体”作为逻辑起点，认为存在着某种自在性的“病毒”，导致了“非典”病症。所以，某种“病原体”的发现并以有效的药物杀死病毒，才是治疗“非典”的科学办法。这种思维方式，以西方医学模式论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能否最终正确的认定“病原体”，并以有效的药物控制或消灭“病原体”，不但是一个费时而且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医学问题。因为即使正确找到“病原体”，能否研制出有效的抗生素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因为“病原体”不断的与抗生素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变种，使抗生素的研制跟不上“病原体”变种的速度，所以，这种治疗方法永远是被动的，人类将为这种医学模式承受更大的牺牲。当疾病不能控制而成为瘟疫时，人类将以生命为代价，后果是残痛的。因此，正确的医疗模式应是主动的，一方面采用正确的办法增强主体的耐疫力，另一方面则是进行有效的预防；而有效的治愈手段则是次要的。当然，瘟疫已经流行时，能否以有效的方法进行治疗，则是检验医学模式是否正确的要素之一。历史表明，在中国哲学──主要是《周易》哲学，所谓“医易相通”──的指导下，中医学建构的理论模式，曾多次成功的预防和治疗过各种(包括所谓“非典”)类型的瘟疫。余以为，只要正确认识西方医学科学的不完备性，理解西方哲学和科学存在的困难，步出西化的误区，批判唯科学主义，增强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信念，排除人为的误解和干扰，在医治目前的着场瘟疫中，中医学就一定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节省本文的篇幅，下面关于西方哲学和科学问题的反思，将引用西方权威学者的观点进行论证，因为这些西方学者与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者相比，理论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可谓天壤之别。
在西方科学模式中，“由亚里士多德形式化思维方式所决定，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离的思想方法随着对形而下存在的形式化分割在现代科学中出现了诸如‘测不准原理’的认识论困难，使之主体对存在的形而下认识出现了一种不可克服的限定”[3]。自从发现“测不准原理”之后，在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中，相应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因为生物学必须受制于“测不准原理”。物理学家波尔认为：“在研究生物现象时，就象我们对待物理状态一样，必须容忍某种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允许生物体在某些细节上保有一定的自由，而这一点足以使生物体对我们隐藏起其最终的奥秘。照这种观点看，生命的存在应被当作生物学的出发点，类似于作用量子(这在经典机械物理学看来是极为荒缪的)作为基本粒子的存在方式，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基础一样”[4]。如果“非典”的“病原体”“在某些细节上保有一定的自由，而这一点足以使生物体对我们隐藏起其最终的奥秘”，如果“非典”有“某种不确定性”，那么，按照西方医学及生物学的方法，人们将是徒劳的，将不能有效的控制疫病的流行。在疫病流行时，如果坚持西方的医学模式，大多数患者必然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付出宝贵的生命。然而，我们看到，历史正行进在这个历程之中。
美国当代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指出，“科学中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还原法得来的，这就是探求细节，然后探求细节的细节，直到一个结构的所有最小的小块儿，或者一个机制的最小的部分，都明摆在面前，以供计数和细察。只有办到了这事，那研究工作才能扩展，包括要探讨整个体系或全部体系。我们是这么说的。可有时候，这么干是要蒙受一些损失的。今天，公众对于科学的许多忧虑就在于，我们可能会永无休止地，着了魔地执着于部分，从而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5]。由此可见，按照西方的科学方法，“探求细节”不但“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而且因“测不准原理”的制约，在“探求细节”上出现“不确定性”。这就是说，不但整体性给忽略了，而且细节性也搞不清楚。西方的科学危机，由此略见一斑。
刘易斯·托马斯对科学作出的下述评断值得我们反思“非典”问题，他说：“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唯一一条硬棒棒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我们是极其无知的。真的，我把这一条视为一百年来生物学的主要发现。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条发人深省的消息。假如听说，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前头的路是多么令人迷惘，连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些最辉煌的头脑也会大吃一惊的。正是这种突然面对无知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形，才代表着20世纪科学对人类心智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们终于要大胆面对这一事实了。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添补空白。现在，既已开始诚垦地探索，一本正经的搞科研，我们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问题有多大，离得到答案有多远。正因为如此，对人类心智来说，现在正是时世维艰。难怪我们心情沮丧。无知不算很怀的事，假如你对这一事实完全无知。难就难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无知这一现实，知道了有些场所最糟，偶尔还有些场所不那么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尽头都没有真正的曙光，甚致连真正可以信赖的隧道还没有。真的是艰难时世呵”[6]。
可见，西方现代生物学家对西方文化和科学的批评，应当引起我们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论理，现在应该是人类心智的黄金时代。可事情不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情似乎都证明是错了的；一个世纪似乎都从我们指头上滑了过去，差不多什么诺言都没有兑现。我不想就此猜测我们文化悲哀的所有原因，甚至不想猜测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原因。但我可以想见我们的一个错处，这错处还在蚕食侵蚀着我们：我们关于自己知之甚少。关于我们如何运作，占什么位置，最要紧的是关于我们扎根于其中作为工作部件的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生命系统，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完全的无知并不是怎么坏的事；最难堪的，是走在通往真知的半道儿，远到足够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叫人难堪，叫人丧气，它是我们今天的麻烦之一。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新体验。仅在两个世纪前，我们还能够解释一切的一切，纯粹出于推理，而今，大多数费心结撰的和谐结构都在我们眼前散了架。我们哑口无言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还是个健康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还被自身的神秘所困扰，由于自己跟生命其他部分的联系而不安，而奇怪，而困惑，并且由于自己头脑的莫测高深而哑口无言，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被称为健康的动物。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意识到这一点，似乎是这个看上去毫无结论的世纪的唯一意义。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提出重要的问题。为了我们文明的缘故，现在真正急需的，是获取某些答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再不能靠搜寻大脑而致知了。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好搜寻的。我们不能靠猜测而致知，或自己编造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能呆在原地，胶固于今天水平的了解，也不能开倒车。我看不出这上头我们有什么真正的选择，因为我只看到前头的路。我们需要科学，更多，更好的科学，不是为它的技术，不是为玩乐，甚至也不是为健康和长寿，而是为了有望获得智慧。我们这种文化必须靠获取智慧才能生存”[7]。
上述西方学者对西方科学的反思表明了西方科学的困境，“科学的终结”因此成为西方后现代之主义的主要思潮之一。应当认为，“科学的终结”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科学的终结”的历史和逻辑理路中，我们有理由反思“非典”概念的科学性问题，除非我们不想真正的解决这一病灾。“永无休止地，着了魔地执着于部分，从而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这是不能正确认识“非典”的病理病机因此难以治愈的原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义为“传染性强的呼吸系统疾病”，以寻找和治疗病原体为目标，无视疾病的时空关系、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把“病原体”作为致病因子，忽视主体自身的致病因素；不注重自然界诸要件带来的影响，必然产生病原体不清楚、没有有效的抗生素治疗等问题。这些是“非典”概念的主要问题。
显然，“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非典”的概念将误导辨证施治，丧失最佳的治疗时机，难以药救。因此，“非典”是个错误的概念，其不但不利于对疾病的正确认识，而且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以生命为代价“抗击非典”。应当指出，中华民族处于目前的这场劫难中，实为全面反思自身、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时刻，并且刻不容缓。余以为，以中国哲学为本体，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以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战胜这场病灾，才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二、中国哲学、中医学与终极关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悠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创立的文化类型，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其它类型的文化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反思表明，中国哲学和科学，形成了“形上性”的思想体系，其与西方科学的“形下性”原理具有本体论的重大区别，其把解决的主要问题直指人的终极关怀，以对主体生命的自为把握，作为学术的最高价值，“穷理尽性，以至于命”[8]，从而形成了“形上性”的科学体系。关于中国科学的“形上性”，余在拙著《中国之科学精神》中进行了论证[9]，在此不赘。
中国哲学表明，人的主体性是形而中[10]。《系辞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人以形而中的主体性，能够上可为以形上之道，下可为以形下之器。可见，西方科学在形而下的方向上发展，有其自在的必然性。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11]，故“君子不器”[12]，这使中国文化据斥形下性的思想理路，在形上性的思想进路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其代表作品即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3]。“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14]。《周易》推定的性命之理，是以“损益之道”为理论形式进行的推定，
“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之益由《咸》而《益》[15]。关于主体的终极关怀和生命机理，由《咸》卦进行了推定。《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那么，于天地所感，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生命的机理是什么呢？“《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16]。
由《易》可知，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但因为不懂生命的机理而“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由此产生了“天下何思何虑”的问题形式。为寻求“天下何思何虑”的原因，孔子推定“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产生于主体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日月往来，寒暑成岁；尺蠖以屈求信，龙蛇存身于蛰。人的生命运动则是“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义”可以简释为“气”)。所以，以“精义”安身，是为崇德。利用“精义”安身，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者，是谓“德之盛也”。德者，得也。由此可见，自为把握自身的生命运动，是最高的道德。
由《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所决定，在中国文化中，对主体生命机理的认识和把握，是以“精”、“气”、“神”为范畴进行的理论推定。因此，儒、道、医均以“精”、“气”、“神”推定主体的生命机理。中医学更是把“精”作为先天之本，从而把“精”赋予生命的本体论地位。“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下面的论证将使我们理解，冬不藏精，正是当前这场瘟疫的主体性原因之一。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上，地道下、人道中，三才之道的人道，是《易》卦之中爻，由此推定了人道中行的自在而自为的主体性。所以，人只有在天地之道中把握中道，才能在“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的自在中，自为的达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和“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的目的。因此，人只有把握中道，才是正确的方法论。过犹不及，只能对主体的存在与生命运动带来危害。因此，余推定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和中”[17]。
《周易》以三才之道推定了人的主体性，确立了人道中行的主体形式。《周易》因此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皇甫谧曰：“伏羲氏首人身，生有圣德，其理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18]。孙一奎曰：“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氏画之，文王篆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歧伯陈之，越人难而诂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歧黄则为《灵》、《素》，辨难于越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知理无二，则之易以道阴阳，而《素问》，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节宣化机，拯理民物，调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也。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祖师孙思藐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19]。余推定的形而中论哲学表明，“形而中者之谓人”[10]。是故，天地和中而有天地之势；阴阳和中而生生不息；天人和中而有中行之道；人道中行是谓中正之化育。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20]。天人和中者，是谓人道也，哲学之推定也。
中医学理论，可谓博大精深。“一阴一阳之谓道”[21]，“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22]、“法于阴阳，和于术数”[23]。《内经》是中医学的主要经典，其形成了成熟的生命科学思想体系。《内经》表明，其以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所推定的天人关系和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是“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结果。“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阴阳相应，方乃和平。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阴阳济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阴常宜损，阳常宜盈，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是以阳中之阳，天仙赐号；阴中之阴，下鬼持名；
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逢斯妙趣，无所不灵”[24]。“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25]。余以为，阴阳和中之谓医。是故，阴阳和中之法，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26]。“培养在中”者，《易》之“黄中通理”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27]，人之生命，由此而生生不息也。
关于中医学者，孙思邈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28]。由此可见中医的学术修养，西医难能望其顶背矣!
古代中国向有“儒必通医”之谓，科举考试曾把中医学作为科目之一。史载，曾有父母官精通医道，时疫流行而治下未死一人。“不为良相，要为名医”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悬壶济世”是高尚的人生路向。从学理言之，中医通于道，道必精于医。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必须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否则，则无从理解医道和《易》道的相关性和思想逻辑。可见，中医哲学是现代哲学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
然而，现代中国由于受西化的影响，中国哲学和中医学完全被拒斥于主流文化及学术研究之外：以胡适等人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化以“国故”封杀在故纸堆中，崇尚西洋的哲学和文化；国民党政府曾经有过取缔中医的举动；唯科学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中国；《周易》研究动厄被作为封建糟泊而予以封杀；中国的医学研究向西医倾斜，投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则举步维艰，中医学者后继乏人；长期的结果，已导致人们相信西医而据斥中医；……。问题表明，历史已经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机遇，因为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迫使一流的思想家们力图从中国文化中找到出路。生逢历史机遇，作为中国的学者，应当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养育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愧于前贤。
三、“温病”论治
以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理论推定“非典”，该病的所有证状，属“温病”范畴。因“温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因传染而漫延，最终酿成瘟疫。
在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认识了“温病”的病理病机、治法治则。《黄帝内经素问》陈以“温病”之辨；医圣张仲景辨证“温病”，并以有效的方剂进行治疗，《医宗金鉴》更有详论[29]。“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去故就新，乃得真人”[30]。因此，色脉兼参，断病之要。虽有望闻问切四诊，参色脉者，望切而已。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顶强痛而恶寒”[31]，此乃色脉兼参也。“头顶强痛而恶寒”，色也；脉浮，脉也。太阳，膀胱经也，其指膀胱经所病者也。“太阳主表，表统荣卫，风邪中卫，寒邪伤荣，均表病也”[32]；“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33]；“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34]。由此可知，温病者，观其色发热而渴不恶寒；切其脉躁而尺热。“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35]，“盖病温必伤金水(即肺、肾)二脏之津液。尺之脉属肾，尺之穴属肺也，此处肌肉热，故知病温”[36]。此色脉所参，温病之纲要也。温、热同为太阳之病，但脉浮而恶寒者，热病也，伤寒、中风是也；为风邪中卫、寒邪伤荣时而病者也。发热而渴不恶寒、脉躁尺热者，温病也；过时而病者也。可见，同为风邪中卫，寒邪伤荣，却有热病、温病之别。因此，热病、温病不可等而治之。那么，温病之因何在？
《内经·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37]，“伤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温热”[38]。由此可知，所谓温病者，因冬天寒邪伤荣，病邪伏藏，于春天而发病者是也。《内经·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39]。所以，冬不藏精，膏粱厚味，纵欲过度，肾阴已亏，营卫不固，伤于冬寒，邪气伏藏。春阳发动，太阳外感，周身经络阳盛阴虚，水不制火，火克金，使肺金营卫受制，故表为肺金而发温病，实为邪伏五脏所致也。
王士雄曰：“《脉要精微论》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夫暖即温也，热之渐也。然夏末至则不热，故病发犹曰温。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温邪。若夏至后则渐热，故病发名曰暑。盖六月节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与冬至后之小寒、大寒相对待，是病暑即病热也”[40]。“《内经》言，热病皆伤寒之类也。非谓类乎伤寒，乃谓与伤寒同乎一类之病也。盖伤寒因伤时令之寒而得名也，温病、热病，亦随时而易其名而”[41]。此乃辨伤寒、温病、热病之纲要也。
诀曰：“春温夏热秋清凉，冬气冷例令之常，伤之四时皆正病，非时有气疫为殃。应冷反温冬温病，应温反冷寒疫伤，瘟疫长幼相传染，须识岁气汉攻良”。注曰：“冬病伤寒，春病伤风，夏病署病，秋病疟疾，皆四时之常病也。若春应暖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疫为殃也。冬应冷反温而病伤寒者，名曰冬温。春应温反寒而病伤寒者，名曰寒疫。若一时之气不正，长幼皆病，互相传染，名曰瘟疫。凡治此病，须识岁气太过不及，六淫胜复，人之强弱，藏之寒热，量其轻重，或汗或攻”[42]。
可见，温病已发，因气候失常，非其时而有其气，使长幼皆病，互相传染，即为瘟疫。所以，只有治愈温病，才能根治瘟疫。诀曰：“冬伤于寒春病温，夏日热病早亏阴，脉浮头疼发热渴，不恶寒兮是所因。无汗河间两解法，有汗清下早当寻，失治昏狂诸热至，无证随经以意神”[43]。此诀已把温病施治略而言之。“温病、热病不恶寒者，表热也；口渴引饮者，里热也。表热无寒，故不宜汗；里热无实，故不宜下。表里俱热，尤不宜火”；“其温病、热病无汗者，宜大青龙汤；时无汗，时有汗者，宜桂二越婢一汤；有汗者，宜桂枝和白虎汤。内热者，防风通圣散。表实者，倍麻黄；里实者，备大黄。量其病之轻重，药之对少而解之，三日之前，未有不愈者”[44]。
“瘟疫辨证歌诀”曰：“温疫众人病一般，四时不正外邪干，要分春夏秋冬治，莫把温寒一样看”[45]。因此，运上述方剂，延当地名医，随症加减，可无虞也。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温病没有治愈或虽治愈而复发，或夏至之后气不正，伏邪将发为热病，此乃春发温而夏发热也。因温病与热病之症候不同，用药亦不同。
应注意的是，《内经·热论》曰：“帝曰：‘热病已愈，是有所遗者何也’？歧伯曰：‘诸病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
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博，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歧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歧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遗者，死也。上论乃温热之病愈而复发、以至死亡的原因。所以，在患病其间与病后初愈，切忌膏梁厚味，房室之劳。应以稀粥为食，渐渐调养。
由上可知，与温病论治相比较，《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关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定义可谓疏之于本末，误之于表里。温病论治不但病因明确，而且不仅以“呼吸系统疾病”论治；“非典”所论，当属无本逐末。温病论治表明，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如果不在恶寒与不恶寒、有汗无汗、渴与不渴上辨证施治，岂有起死回生之效。
温病论治表明，瘟疫并不可怕，有方可鉴，有药能医，瘟疫当治。可怕的是人们方寸已乱，唯科学主义是从，拒斥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和医疗方法，失去了防病于始、施治于中之治机，以至于被温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在“社会进步”、“科学倡明”的今天，战立起来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乎？悲乎哉？悲乎也!
余以为，在西方医学模式对“非典”病原体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西方的医学方法治疗当前这场瘟疫，应当相信中医中药，主动延以中医。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46]。本古训，余针对当前这场瘟疫，研制出预防方剂避瘟香与避瘟汤、治疗方剂辟瘟散。根据中医运气学说和岁气之要，推定时疫之质，据经方加减所研制的辟瘟散，辨证用之，有治疫之效，因与时令不合，方剂在此从略，凡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承诺为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献力者，需要时，请向余免费索取。
现把避瘟香与避瘟汤的方剂列之如下。
避瘟香：
功效：祛邪通窍、安中扶正。
方剂：红枣二斤；锦茵陈、大黄、苍术各八两。
用法：上四味切片、干燥、研碎，时而烧烟熏于室内。
药理：红枣祛心腹邪气，安中养脾、通窍助经；苍术除湿发汗、逐风水邪结；
茵陈祛风湿寒热邪气；大黄攻积导滞、泻火凉血、逐瘀通经。
避瘟汤：
功效：解毒祛邪、辟浊和中。
方剂：贯众一个；苍术、石菖蒲各三两；大黄三钱；雄黄五分。
用法：上五味泡于水缸中，饮水食用，为四担水剂量。
药理：贯众清热解毒，祛腹中邪热；苍术除湿发汗、逐风水邪结；石菖蒲和中辟浊、芳香开窍；大黄攻积导滞、泻火凉血、逐瘀通经。雄黄逐寒热风邪、肌腹诸毒。
上两方用于时疫流行，可避瘟疫；单用即可，同用更佳。
还应指出，在当前这场由温病形成的瘟疫中，有不少“偏方”在民间流传。谚云“偏方治大病”，如运用得法，偏方的确能治大病。但是，病有寒热虚实，药用温清补消，如果不懂病理药性，乱用偏方，非但不治病，而且殆误病机，甚至误药至死，可不慎乎!
四、问题与反思
上文说明，温病古已有之，只要及时治疗，并不可怕，中医学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理论和治疗经验。因时病而酿成瘟疫，亦古已有之，非当代首发。而问题是：为什么目前因温病酿成的瘟疫，不但在中国的广泛区域内传播，而且在世界上传播，形成了世界性瘟疫，这才是关键之所在。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余以为，世界性的生态破坏和人类理性及生存方式的错误，是形成目前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我们还是先引用西方权威学者的观点进行论证。
生态学家詹奇认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们一直所走的方向错在哪里，然后才能讨论人类情形的道德问题。显而易见，在许多重要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动机将我们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就对增长的观念来说吧，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由此引起的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是好事，都应提倡，对此我们从未提出怀疑，而这正是制造灾难的一贴良方。我们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经济再也无法继续增加多少，地球资源的消耗及开发也不能无限增加。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坐下来重新思考。这时，我们感到我们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念及新的方向。比如，我们不得不自问：竞争及增长的风气是否应该让位于对人类负责的精神？从地球表层挤走最后一寸有用土地和最后一滴净水的争斗是否应该让位于对人类社会、科技、自然两者之间的总体生态平衡给予应有重视的观念”[47]。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物质能力现在已经增长到足以使这个生物圈变成不可居住的地步，如果地球上的人们现在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协作来制止由于人类短视的贪婪而使生物圈遭受的污染和掠夺的话，那么，人类的物质能力事实上就会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以内，导致这种自杀的结果”[48]。“实质上，全球人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地球这颗行星只能够为我们提供有限的吃、穿、住资源。当我们谈论世界人口或自然与人类的平衡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摆脱困境。我们发现，不仅性情平和的黑猩猩在关进拥挤的笼子里时会开始相互斗打，相继死亡，人类在人口过多时也会而且已经出现相同的情况。这是些普遍的、急迫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使用老方法，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西方的，来加以妥善解决。必须将人类和其环境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一个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变化实际上都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冲击其他部分。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情形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及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是互相依存的，我们人人都是我们兄弟的保护人”[49]。
就人类的存在形式，詹奇指出：“就全球的生存来说，已不可能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国家现在享有的标准。认真思考一下美国的统计数字吧，美国人只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却消费着世界资源的百分之四十。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按美国人的标准消费资源，世界资源的消费量将增加七倍。这会立即引起大灾难。由此，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西方国家必须停止经济增长，而且还必须采取许多倒退的步骤，比如降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消费，从世界资源中领取更为公平的份额。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结论。这对西方各国政府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而人民更加难以忍受”[50]。
由上不难发现，追求物质享受来自于人们的生活观念，掠夺地球资源是为了物质享受。人类为了物质享受而掠夺地球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使天人失衡，转而危害人类。“温疫众人病一般，四时不正外邪干”，生态破坏使四时不正成为外邪，人们追求物质享受酿成内邪。内邪之重，莫过于今。化肥和农药残留于体内，内邪所以加也；外邪与内邪相生，发为温病矣!温病于中国最重，可知中国生态破坏和人的内邪之重，这是中国近百年全盘西化和推行唯科学主义带来的必然恶果。然而，全球性的瘟疫表明，这已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以，解决的办法是反思批判西方的哲学和科学，重新推定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路。
关于内外之邪与生命的关系，《内经》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当今之世……，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51]。那么，正确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呢？对此，《内经》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奢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与物，故合于道。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52]。
“德全不危”，我们当修德以全身。虽然温病成疫，只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53]天人和中，人道中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理性财富，未来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和科学理性为座标，开始新的方向，我们当道守以待天时：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