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笛卡儿开始，先验的主体性就成了哲学的基础，人们力图从先验的主体性出发创建存在的整体，这实际上是将一切存在包括人类的世界都当作先验主体的对象，换句话说，人们实际上将物的存在方式当作了人的存在方式，这是现代人类异化的生存状况在哲学思维方式中的体现。为了揭示世界异化的根源，当代哲学不约而同的走进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之中，人们发现了人类存在的独特结构，这推动了哲学在当代的变革。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厘清从生活世界生发出的诸种哲学理论路径，以及蕴涵在这些理论路径中的当代哲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路径
1.生活世界的先验化
生活世界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胡塞尔，不过，对坚持彻底的先验立场的胡塞尔来说，生活世界是哲学需要面对的难题。胡塞尔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切入生活世界的，即根据抽象的方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现代科学越来越远离其直观的基础，因而失去了其自明性的前提，变得不可理解了,胡塞尔将这种现象称作意义的抽空。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在胡塞尔看来，是科学远离生活世界的结果。
现代科学本质上是数学化的科学，它是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事物实行形式化和理想化的方式产生的。首先是将生活世界的空间抽象化和形式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数学化；其次，通过引入假设的方式，将生活世界中所有感性的质都还原为空间化的关系，亦即可数学化的关系。这样，科学的发展就表现为数学、测量技术以及各种科学假设的发展。随着数学越来越符号化和抽象化，科学变成了推测结果的方法，人们现在只关心所推测结果的正确性，至于推测的过程，由于因过于的符号化和抽象化，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以清楚明白的理性为自身标准的科学，就应该重新回过头来，反思自身的意义基础，反思科学在其中产生的生活世界。
实际上，先于一切日常活动和科学活动，我们就已经具有了对世界的确信；我们生活于世界之中，我们相信世界是存在的；可见，反思人类的生活世界，首先就要反思人的世界意识。任何对象都是作为在世界中的某物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对象意识都蕴涵着一个世界意识，就此而言，世界是对象出现于其中的地平线。但世界意识又不同于对象意识，因为对象是多样的，而世界总是唯一的。人们对于具体的对象以及关于这些对象的意识总是可以持怀疑态度的，我们认定为存在着的对象很可能仅仅是幻象，但世界是不可怀疑的，世界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胡塞尔看来，如果我们不对世界意识本身加以反思，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就依然是建立在一个未经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一种彻底的反思意识就应该探究我们对于世界的确信是如何在先验的主观性中被给予的，也就是说，要为生活世界确立一个先验的基础，实现生活世界的先验化。
胡塞尔对于生活世界的先验重建是围绕着知觉对象展开的。通过对知觉活动进行反思，胡塞尔发现，事物实际上是在双重的地平线中向意识呈现自身的，一个是内在的地平线，一个是外在的地平线；前者是事物通过它才得以显现的意向活动系统，后者是事物置身于其中的事物系统。我们获得对于世界的确信，关键在于通过意识活动系统显现出来的对象以及它身处其中的事物系统能否以协调统一的方式出现。由此会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世界实际上只是先验意识的一个意向关联项，世界呈现为一个协调的系统、还是会在相互矛盾的显现中崩溃，完全是偶然的。
所以，通过先验反思的方式重建生活世界并不能实现胡塞尔追求清楚明白的理性的目标。因此，在胡塞尔之后，人们对生活世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2.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胡塞尔反对科学对于世界的建构，认为这导致了世界的无意义化，也就是世界的客观化和异化。不过，他对于世界的先验重建实际上是体现在科学中的物化思维方式的更加彻底的实现，在他的先验重建中，以前作为科学活动不自觉前提的生活世界被进一步对象化和客观化了。哈贝马斯同样从工具化的方法所导致的世界异化这个基本的事实出发的，但是他更侧重于社会世界的异化，因此，他的目的是要寻求对异化的社会世界进行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的可能性。由于异化的社会世界是一个利益分化的世界，因此，对异化的社会世界的批判和重建又以人们能够形成超出利益视界的共识为前提。哈贝马斯宣称，正是在人们形成普遍共识的可能性条件中，他发现了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这为人们对异化的社会世界进行理性的重建保留了希望。
要在不同人之间形成共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意义的有效性问题，人们只有有效性的意义才能正一样，哈贝马斯也认为生活世界构成了意义的基础，就此而言，生活世界作为文化解释系统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不过，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的有效性并没有先验的基础，其有效性根据只能是人们的认同，也就是说，生活世界中意义的有效性是靠人们的信念来维系的。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这些意义有效性的信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是理性的昵？或者说，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对生活世界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昵？对此，哈贝马斯是通过诉诸生活世界中意义有效性的独特结构加以解决的。
首先，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总体，它的有效性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总是将它作为最终的语境和进行解释的意义源泉。就此而言，生活世界是一个我们身处其中的意义有效性的总体，是有效性意义的地平线，我们不可能转到生活世界的背后，对生活世界进行彻底的反思[2]。这就是说，我们的任何反思实际上都是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的反思，都要以一些已为我们接受的有效性为基础。其次，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有效性离不开我们的认同和信守。既然生活世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世界，很显然，对意义有效性的认同和信守，实际上意味着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已对这些意义有效性形成了共识，意义的有效性必然是主体间的有效性。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哈贝马斯认为，我们虽然不能从实质上为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有效性提供一种理性的论证，却可以拥有一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形式化的论证规范和法则——这构成了交往理性的基本内容，通过这套规范和法则，我们就可以保证，对任何一个意义有效性的接受，是通过理性的论辩程序进行论辩的结果。一方面，意义有效性的根据在于人们的共识，这就意味着任何人提出来的有效性主张都可能要面对他人的异议，因此，他有义务在别人面前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论证；另一方面，这样的论证总要诉诸于一些已形成共识的理由。这样，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总体是不可怀疑的，而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个意义有效性都要向怀疑和反思开放自身。这样生活世界就可以通过内在的形式理性维持自身为一个合理化的世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意味着人们能够在生活世界中不断形成合理的共识，这为人们改变和调整异化的社会世界、为克服工具理性的统治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3.生活世界的本体化
生活世界理论的以上两种发展路径都致力于寻根据的时候，没有事先去考察人类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因而，这两种理论关于人类理性的思考都缺乏本体论上的根据。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则代表了从本体论上克服世界异化的理论努力。
海德格尔同样对理性的客观主义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异化深表担忧，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仅仅是理性的问题，更不认为在科学客观主义之外寻求另外一种理性就可以解决问题，在他看来，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通过理性所体现出来的、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理性之所以给我们带来了_个物化的世界，是因为理性本身就是以一种物化的存在观为前提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是由于我们接受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即将存在理解为自足的现成存在，即将物的存在理解存在本身，我们才可以按照科学客观主义的模式重构整个世界，从而将世界理解为物的世界，这样我们既忘却了人类自身的存在，又忘却了存在的真实意义。
因此，要克服世界的物化，首要的任务是获得对于存在意义的领悟。正是在追问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回到了人类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是这样一种存在，即他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在人类的存在即人类的生存中就已包含着中对于存在的理解。有鉴于此，海德格尔希望通过对于人类生存结构的分析，揭示出存在的意义。而人类首先就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不是一种孤零零的抽象物，不是一个物化的现成存在，世界总是随着人类的到场而敞开，只要人在此，世界总已经在此。实际上，只有在世界已经敞开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在敞开的世界境域中和现成的存在即物相遇。但是，在说明世界的结构的时候，海德格尔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海德格尔是从人的周围世界，也就是用具世界开始他对于世界结构的分析的。用具世界实际上是按照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相互联络的世界，它不能够阐释自身，只有在人的生存中，它才可以得到阐释。但是，人类又不是什么最终的目的，人类的完整性不在于他能够在某个目的中让自身得以终结，从而给予整个用具的世界一个终极的解释；人类是一种可能之在，人类要想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就必须向一种终极的可能性挺进，即向他不在世界中生存的可能性挺进，也就是说，人类只有进入虚无才可以获致能够让用具的世界得以阐释的意义视域。然而，虚无作前止步，他克服物化世界的努力是又陷入到一个虚无的世界。
不过，海德格尔对于存在意义的追问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就是使我们认识到，人是一种和他的世界相关的存在，我们不能抛开人的世界来理解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人又是如何与他的世界相关联的。对此，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可算是一种解答，在他的语言本体论中，世界被赋予了一个非物化的结构，可以说在加达默尔的解释学中，生活世界得以本体化。关于加达默尔的本体论思想我们留待下文再详细阐释。
4.生活世界的政治化
政治世界的发现是阿伦特为当代哲学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对于阿伦特来说，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或者说只有在政治的世界中，才能显现人类存在的真实本质。
阿伦特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存在特性的威胁。现代技术的特点在于它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也就是说，技术已经参与到自然的循环之中，技术的力量已经转变为自然的力量。因此，技术不再是人的用具，相反人类的存在已扎根于技术之中，并随同技术一道被卷入自然的循环之中，这样的人类和自然当中的生命没有本质的区别，生命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它和自然一道进入永恒的循环之中。就其存在特征而言，生命是没有真正的个体性的，个体生灭变幻而类永恒。当人类随同技术进入自然的永恒循环之后，人也就成了一个自然当中的类，通过个体的生死更替保持着类的永存，而类无非是相同个体的无限重复。因此，在技术的时代，人类已不再是有个性的存在，或者说人类已丧失了他的存在。
要想摆脱自然的永恒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政治的世界。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公共的空间，是个体的言行得以展现的空间，因而政治的世界对人的存在具有构成的意义。首先，在政治公共领域，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有个性的存在，而不是类当中匿名的一员；其次，在政治的世界，人可以成为开端性的存在，即人可以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存在，因而可以挣断自然的锁链，成为自由的存在；第三，在政治的世界中，人的过错可以得到他人的宽恕，因此，人的存在对其自身来说，才不至于成为永恒的厄运，不会成为无法摆脱的重负；最后，在政治的世界，个人治的世界就可以获得一种真正的不朽，这是一个独特个体的不朽，是通过显示自身独一无二性的性获得的不朽，而不是无名的类的永恒重复。
总而言之，只有在人类的生活世界发现政治的维度，或将生活世界政治化，人类才可能摆脱异化的世界，从而实现自身的真实存在。
二、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两个基本趋势
以上我们从克服世界异化的角度对生活世界理论的几种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不过，这些理论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上述的几位思想家在寻求克服世界异化方法的同时，也为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在上述几种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路径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两个基本趋势：哲学的去先验化和实践哲学的复兴，以及本体的中介化和哲学的本体论复兴，它们只有根据生活世界理论才能得到更加完整的理解。
1.哲学的去先验化和实践哲学的复兴
生活世界的发现对先验哲学来说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先验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建构性和控制性的模式，它相信在先验主体的基础上可以建构一切，这也就隐含着控制一切的可能性。但是，生活世界恰恰不是一个可以凭空构成的世界，因为生活世界不是一个物的世界，而是一个人的世界。人的基本存在特性之一，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在于他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存在，人本身就是一个开端，是创始者。因此，作为能够进行创始行为的人，是不可以按照任何先验的模式加以建构的，这违背人的存在本性。
正因为如此，在胡塞尔以先验自我为基础去重建生活世界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如何构造出生活世界中的人类，即有自己的肉身并在世界中生活的、众多的自我。胡塞尔通过自身回忆即自我反思的方式重构了自己的自我，但是要在先验自我中构造出和我共同生活与世界之中的其他人的人格，实际上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不过胡塞尔认为，可以通过移情的方式，将构造自我的方式转用于他人，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必然会丧失他自己所要求的现象学的自明性。胡塞尔反对的是技术性建构，他所要坚持的是反思性建构，因为在反思性建构中可以保证意识的自明性。不过，当他将移情作为反思性建构的组件他们重建历史和文本的一个基本方法，在他们那里，移情是精神科学的专有技术。当胡塞尔向精神科学的专有技术求援时，他就放弃了彻底的反思态度，而走向了对他者的对象性和控制性的重建。
然而，不仅在先验自我中通过纯粹的反思构造出他人是不可能的，即使仅仅在反思中构造出自我也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已经揭示了这一点。海德格尔自始至终都不愿意使用自我这个概念，更不用说先验自我了，当他要表达每个人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时，他使用的是“我自身”这个概念。虽然海德格尔承认，对“我自身”的诠释说明整个生存论分析实际上是建立在唯我主义基础之上的，他称之为生存论的唯我主义，但他并不承认“我自身”可以作为一个先验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造出整个世界。由于人类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人类自身的存在离不开他和世界的相关性，因此，要理解每一个人类此在在何种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个别化存在，必须从他的在世存在着手。但是，在世有两种形式，_种是陷入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具体关联中，从而在物的存在中失落自身；另一种是直接返回自己的本真存在，回到自己的纯然在世中来。只有在第二种在世方式中，人类此在才能个别化自身；因为在第二种在世方式中，生活世界中具体的、经验性的关联已经沉陷在纯然的世界之中，人类此在也不得不从各种具体的关联中解脱出来，直面自己本身的存在，从而个别化自身，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4]。可见，“我自身”是扎根于虚无之中的存在，回到“我自身”同时意味着沉陷于虚无之中。向虚无的沉陷说明先验哲学作为起点的自我本身就是不可确定的，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已经在根基之处揭示了先验哲学的不可能性。
孤独的自我是无根的，在生活世界的其他分析者那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自我的个体化依赖于其他主体的承认。阿伦特则认为，个人就其存在而言，如果不在公共领域通过自身的行动向他人展示，是不可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确定性的。加达默尔关于视域融合的思想，同样表明孤独的自我不可能成就自身的存在。在他看来，个人要想理解自己的真正本质，就必须从历史性的真理所开启的视域反观自己的存在，进而调整自己的视域，成就自己的真正本质，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和历史性真理的对话，个人才能成就自己的存在。历史性的真理实际上是一个他者，这就是说，只有通过
可见，从生活世界理论的诸种发展路径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先验哲学最终根基的先验主体本身就是无根的，这样一个自身就缺乏自足性的基石当然不足以支撑起先验哲学的大厦。可以说，通过生活世界理论完成的对先验主体的解构，已经宣告了先验哲学的终结。不过，先验哲学的终结不代表哲学的终结，在生活世界的基地上，实践哲学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先验哲学终结的同时，我们又迎来了实践哲学的复兴。
我们知道，当初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要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就是因为人类行动的领域是一个包含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有筹划自己的行动，以及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而在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形上领域，一切都是由不变的存在构成的，理论理性所能做的就是参与到不变的存在当中去，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存在，因此，理论理性的最高形式形而上学就是对于不变本质的沉思。不过，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并不是两个并行和平等的哲学形式，形而上学是更为高级的哲学形式；实践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为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沉思创造条件，因此，形而上学凌驾在实践哲学之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之间还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到了近代，先验的主体及其活动法则已经代替了形而上学的不变本质，对于形而上学来说，这只是改变了表现的形式，对实践哲学而言，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衰落。
实践哲学发展到近代已经完全处于先验哲学的统治之下，认识活动的领域和实践活动的领域，在近代哲学中是是按照同样的模式来理解的。所谓的理解，实质上是按照先验的法则进行重构。作为近代实践哲学最主要成就的政治哲学就是从先验的实践主体出发，按照某种先验的法则来建构国家与社会的，这可以说是认识领域的先验哲学模式在实践领域的简单转用，是实践哲学向先验形而上学的自觉臣服。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实践哲学传统衰落了。然而，生活世界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去先验化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践哲学的前提，既然不存在什么先验的主体，在实践领域当然就不存在以之为基础的先验的行动法则。如此，实践哲学就摆脱了先验形而上学的统治，开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再度复兴，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但是，实践哲学的复兴不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简单重复，因为实践哲学的存在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承认一个终极本质的存在，它能够为实践哲学提供最终的目标，因而实践哲学还是处于一个理性体系之下的。在先验哲学解体之后，当代实践哲学已经不可能在自身之外为自己确立一个行动的最终根据，这就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即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实践哲学如何才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之中的昵？实际上，这也是在追问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当代哲学如果不为自己确立一个牢固的基础，虚无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归宿。当代哲学发展中的另一个基本发展趋势，同样是依托于生活世界理论的本体论复兴，为确立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基础给出了有益思考。
2.本体的中介化和哲学本体论的复兴
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使得本体论问题再次成为哲学的重心之所在，本体论在当代又一次复兴。本体论复兴当然不是对过去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复兴，而是要对存在的意义作出全新的诠释。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着本体论区分的两种形式，一个是有限存在和无限存在的区分，一个用海德格尔则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第一个本体论区分的意义在于设定了一个超越者，它作为超越世间的存在，却能够作为世界的最终基础，后来的主体性问题、特别是先验主体的设定都是这个超越者的翻版。通常所说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本体论上的依据就是这个超越世间的无限者。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说明本体论区分的第一种形式长期以来规定了哲学的发展模式，近代先验哲学也在第一个本体论区分中有其最终的根源。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区分的第二种形式，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究，海德格尔的存在追问让第二个本体论区分成了哲学的主题，由此，才有当代哲学的本体论复兴。
如果存在不同于存在者，不管是有限的存在、还是无限的存在，那么如何理解的存在的意义昵？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直接追问不同于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类的存在又让人们保留了一点希望。人类是这样一种存在，即他是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在人类的存在中就已经包含了某种对存在意义的领悟，生存论分析的任务就是让这种领悟得到彻底地澄清，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存在本身阐释其意义。可见，回归生活世界目的在于开创一条全新的哲学发展之路。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分析的那样，海德格尔在解构先验主体性的同时，也让人类自身的存在以及他存在于其中的世界都陷入虚无之中。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虽然放弃了无限存在和有限存在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区分，承认生活世界是理解存在的根基之所在，但是，他又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划定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由于海德格尔要在人的存在之中探求存在本身的意义，在坚持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绝对区分的前提下，他必然要将人类自身的存在、以及随人类自身存在而展开的世界，同生活世界中具体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严格地区别开来，一旦抽离于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关联，人类自身的存在和他的世界必然同时幻化为虚无。
实际上，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了，要理解人类自身的存在，离不开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关联，但是，他又认为人类在这些具体的关联中会失落自身的存在，因此，为了回到人类的本真此在，人类此在必须抽离于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关联，或者用他的话说，必须让这些具体的关联沉陷在虚无之中。不过，只要决心置身于生活世界的具体关联之中，还是有可能找到_条通向新的本体论的道路，这一点，在哈贝马斯、阿伦特和加达默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中已初露端倪。
人虽然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但不是孤独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必然是处于各种具体关联之中的存在，离开这些具体的关联，人的存在就是不可理解的；更确切地说，人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各种具体关联中被构成的。这一点在阿伦特政治公共领域的分析中就已经得到说明，如上所述，政治世界之所以被阿伦特看作生活世界的本质构成部分，是因为在政治世界个人实现其存在的行动空间，同时，也只有在政治世界，个人行动的成就才能转变为持久的存在。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共同置身于政治世界的他人存在的中介，个人的行动才是可能，同样要通过他人的中介，个人的行动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对此，哈贝马斯作了更为系统的分析。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交往的世界，个人作为交往世界中的一个无可替代的存在，单靠在自身反思是不可能实现自身的个体化，从而确立自身存在。要确立自身的存在，个体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只有被他人承认为一个负责人的对话者，能够根据经合理论证的理由对自身持批判态度的对话者，这也就是著名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主体间结构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过中介的存在，离开他者的中介，任何个人都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不能展示自己真正的存在本性。
在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中，人类生存中的中介性结构被扩展为普遍的存在结构，因而为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哲学本体论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加达默尔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是从揭示真理的存在方式开始的。这里所说的真理主要是精神科学中的真理。在加达默尔看来，精神科学中的真理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精神科学的真理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就可以重构的物，相反，它类似于另一个向我们诉说的主体，当然，这不是一般的主体，而是在其诉说中开启了真理之境的主体。不过，这样的真理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把握的，我们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够理解这种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从自身的处境出发、即从我们自身的生存实践出发，我们才能够进入真理之境，才能领悟精神科学的真理。因此，对于真理的理解就是真理的实现，就是让真理进入我们的生活；只有在生活世界中，真理才得以成其为真理。精神科学的真理正是通过在历史性的实践中不断重现才得以存在的，可见，对于人类的精神领域而言，真理就是一个过程，是真理通过历史性的实践中介不断扩充自己的过程。就此而言，真理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它只有通过历史性的中介才能显现自身。
加达默尔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将真理的存在方式扩展为世界的存在方式，从而揭示了一个普遍的本体论结构。正如精神科学中的真理要通过中介性的理解活动展示自身的存在一样，世界也要通过中介才能展示自身的存在。世界展示自身的中介是语言。世界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纯粹在自身中的世界也是无法显现的存在，即无法显现自身存在的存在。只有进入语言之中，世界才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世界的存在才能得以显现。可以说，世界只有进入语言之中，就是进入自己的存在之中[气不过，各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世界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显现为不同的面貌。但是，在加达默尔看来，这并不成为问题。虽然世界要通过中介才能显现自身的存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和它的存在中介是合一的，也不意味着世界和它的存在中介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语言是对于世界的显现，但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不会穷尽世界，因此，语言的多样性能使世界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对于这些不同的语言而言，由于它们都是世界的中介，都包含世界的真理，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也是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味着就某些问题形成共识，因为，在对话的过程种，每一种语言都可以通过其它语言的中介来扩充自己的存在，而世界也在不同语言的相互中介的过程中得到更丰富的显现形式。
这样，加达默尔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一切存在都是中介性的存在，这根本改变了对存在的传统看法。按照传统本体论，真正的存在都是自足性的存在，只有这样的存在才可以世界的基础。因此，当代哲学的本体论复兴实际上是本体论在当代的变革。
三、结语
实践哲学复兴和本体论复兴作为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两个基本趋势是相互构成的。只有在中介性的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实践哲学才能真正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成为不同于传统实践哲学的当代哲学形态。同样，中介性的本体论首先是在实践活动的内在结构中向我们显现的，如果不是实践哲学的复兴，如果不是实践活动在当代哲学中的优先地位，哲学本体论很难走出先验主义的窠臼。此外，只有在实践哲学和中介性的本体论相互奠基的关系中，我们才能获得对现代物化生存状况进行批判的哲学基础。只要存在都是中介的存在，将事物当作对象加以改造，并封闭在特定的存在模式之中都是违背事物的存在本性的；同时，只有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事物才能够和人的创始性活动一道进入新的存在的可能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遗留了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实践哲学如何避免虚无主义困境的问题，这_方面是篇幅所限，另一方面，本人已有专文论述，不在此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