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有没有合法性？王金福教授从其所理解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等原则和概念，从其所占有和理解的文本出发，对“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认为“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盛，正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和衰退”。王金福教授的质疑，反映出当代哲学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人们对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所存在的分歧。由于这分歧深刻关联人们对哲学的本性、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及哲学自身的合法性等问题的理解，所以在各抒己见的同时有必要将问题深化。
一、哲学的“问题、语境”特质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了作为“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的死亡；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新哲学在本质是一种从现实，而非从原则与文本出发的世界观理论，一种全新的研究与思维方式。认为，‘“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是相对于‘哲学原理’而言的哲学，是哲学原理在部门学科上的应用，是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各个部门遇到的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从原则而非现实出发的抽象哲学。
在特定的语境下，针对特定的对象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对哲学进行了特定的理解和批判，他们所倡导的从现实出发的研究方式无疑意义巨大，他们的诸多文本确实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之外、之后的思想家那里，是否就不存在这种思想和方法，是否其他的思想家、其他形式的哲学都是从原则出发，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哲学，都是错误的，都没有价值与意义可言呢。显然，这涉及对哲学本身，对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文明史的把握、理解与评价。在我看来，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学”，一种对人们对所遭遇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以特定方式所进行的不断的反思、探索、追问与解答。从现实出发，其本质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而每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又有所不同，所有从现实出发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出发点是永恒固化、抽象不变的。所有真正的哲学思考都不会是从原则出发的。从原则出发的往往是那些垄断经典文本，以固化、独断的方式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哲学专家。
在古希腊，在自然与社会相对混沌、认识与实践工具相对有限的语境下，人们综合性地遭遇了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本质与秩序等重大问题，不同的思考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建构起不同向度、不同形态的哲学，成为后世所有形态哲学的综合起点。到了近代，人们在承受老问题的同时，又遭遇了与商品化、工业化、科技化等相关联的诸多新困惑、新问题，诸多思想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建构了由多样形态哲学构成的近代哲学。在现当代，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符号化等新问题、新困惑，不同的思想者建构起形态更为多样的现当代哲学。
反思哲学史，所有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研究都是一种从问题出发的思考、批判与探索。哲学的本质也就是一种“问题学”，一种努力解决主体所遭遇重大问题的“问答逻辑”。对真正的思想者来说，引用原则与文本更多的是为了超越这种原则与文本，为了揭示这种文本与原则对新哲学诞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阻碍，更多的只是一种话语与研究策略，而不会把文本与经典作为不可超越的教条。
哲学有很多特点，有两个比较鲜明：一是问题性，一是语境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哲学总是与人们遭遇的重大问题相关。所谓“语境性”，是指任何形态的哲学都是处于具体语境下的思想者对所遭遇问题的一种非终极性、语境式解答。问题的长存，决定了哲学的长存；问题的多样，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多样;语境的多样与变迁，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多样与变迁;在问题与语境的具体统一与时空转换中，哲学不断生成、不断发展、不断转换，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永恒的真理。
哲学是问题与语境的统一。从“问题”与“语境”来看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贡献的评价可能会更加客观、经得起推敲。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条件下，面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综合社会失序、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把握近代资本社会变迁规律为内容的新世界、新哲学，在近代资本社会条件下具体实现了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具体地遭遇、解答人类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重大问题。不断自觉地面对新问题、新语境，不断自觉地对新问题做出新探索、新回答，同时包容、借鉴、学习或批判对新问题的其他方式解答，是所有形态的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不成为固化意识形态和僵化教条的一个重要条件。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本质上正是强调从“问题”与“语境”出发的哲学形态，其本质是一种自觉的“问题哲学”、“语境哲学”，而不是王金福教授所理解的从原则出发的抽象哲学，对哲学原理的抽象运用。当然，也确有一些研究者借用、套用既有的哲学原理与概念进行所谓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但这并不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主流。退一步说，即使是这种借用、套用式的研究，对生活、对哲学，也不是没有意义。在一个哲学曰益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体素养的背景下，应该以一种更为宽容、民主，而非垄断、排他的方式理解、包容人们对哲学的诸多所谓非专业的理解与运用。
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主流看，不管是“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还是“生态哲学”，以及正在兴起的“城市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从当代社会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出发，对这种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的“世界观”、问题与事实图景，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合理、可持续的方式与路径。哲学本身的问题性、语境性，“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决定了“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知识合法性。
以“城市哲学”为例，虽然自人类文明早期就存在城市及城市问题，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城市”才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的显问题，“城市哲学”才得以问题式和语境式地产生。城市社会是否如列斐伏尔等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可以商榷。但城市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城市问题的重大性、全局性、复杂性，已日益被不同层面的人们所感性地体验，也日益被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所发现与确认。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化具有深刻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后果，亟需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揭示。“城市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城市哲学”是从问题出发进行深入城市研究的自然趋势、内在要求。“城市哲学”的非原则性、非抽象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_，是城市问题的复杂化要求人们对城市进行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家或哲学概念推动人们建构“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的问题式产生从起源论意义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二，目前，“城市哲学”还处于建构过程，还未形成把握城市性、城市问题的体系概念，也少有研究者从既有的哲学范畴与原则出发研究“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目前的非成熟状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三，西方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城市哲学”研究，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与美国比较早地遭遇了城市问题，而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才逐渐兴起“城市哲学”研究，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遭遇城市问题。“城市哲学”兴起的语境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
哲学从未抽象存在过，始终是对问题的解答;哲学从未固化过，始终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孤立、唯一线索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史，其实并不存在；离开了时代问题与时代语境，所谓的哲学研究最多只对一些个人有意义，而没有社会意义。哲学是一个问题性的存在，一种语境性的知识，并不存在普适、唯一正确的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与学科合法性深寄于此。
二、哲学的“生活、实践”本质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实证科学'开究，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实证科学’而不再是哲学”。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倡导一种从生活与实践出发，为生活与实践服务的理论与哲学研究，反对从文本与语录出发进行教条式的研究。这种文本也应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本。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而不是其精神实质出发反对哲学创新、理论创新，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与哲学本身的精神实质并不相符。全面认识哲学本身的生活性、实践性，有利于理解和确认“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正当性、合法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哲学的生活性、实践性，生活与实践对哲学意义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对象意义。感性的生活、感性的实践而非知识化的文本，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哲学是一种源于生活和实践，服务于生活和实践，随生活和实践不断发展，并接受生活与实践检验的一种根本性的、鲜活的生活与实践智慧。哲学文本包括任何伟大哲学家的文本都只是帮助人们切入生活与实践的—种中介或工具。文本研究、文本依据当然重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本研究、文本解读，而不真实地进入与切入现实生活、感性实践，即使这种研究或文本把“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的标志，也只能是抽象的研究，只能遭遇“冷落和倒退”。当代哲学研究，所以遭遇一些困境，一些研究之所以受众越来越少，其重要原因就是不去真实地切入现实生活，而只停留在对传统文本的解读上，甚至以传统文本为依据干扰、阻碍现实生活、理论创新。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独断、终极正确的文本，也不存在独断、终极正确的文本解读方式。一种文本或文本解读方式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新的理论与哲学创新，启发人们进入生活，留下或打开新的理论空间与研究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抽象哲学研究，1'合恰是那种从文本出发，而非从感性生活与感性实践出发，阻碍人们直面生活实践的所谓研究。
其二，视域意义。人们往往更多地从“对象”这个层面理解生活和实践对于哲学的意义。其实，生活与实践对于哲学的意义更体现在“视域”这个层面。生活和实践是哲学的根本对象，更是哲学发展的新空间、新平台、新线索、新视域。反思一下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哲学之所以不断发展，哲学史之所以不断重写，其重要原因正在于生活和实践的推进为哲学发展自身，重新认识和发现自身提供了新线索、新视域。如果没有社会问题、社会秩序的凸显，社会秩序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超过了自然秩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能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工具与科学问题的凸显，培根、笛卡儿的哲学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人与世界在近代的新冲突，休谟、康德等的哲学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东西方文化与秩序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冲突，黑格尔哲学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可能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如果没有主体际性的断裂、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严重化，可能就不会有胡塞尔、萨特等的哲学。如果没有交往的普遍化及符号与实在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不会产生语言哲学，等等。哲学的任何一步新发展、新理解，都与生活、实践所提供的新线索、新视域内在相关。
新生活、新实践、新问题催生新哲学，新哲学开启新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形成又推进人们进行更新的实践、建构更新的生活。在生活与实践的多层关联、不断互动中，不断兴起“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是历史的必然、哲学发展的必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兴起的“发展哲学”、“城市哲学”等诸多“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其根本意义正在于不断开启哲学面对生活、进入实践、反思哲学自身的新路径、新可能。以“城市哲学”为例，“城市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城市哲学”的建构与推进，将深层改变人们面对城市化及其问题时的理论失措、理论失语状态。城市是已经并正在影响当代中国及世界的重大感性现实，将深层影响与决定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城市研究却仍基本上处于白描阶段，未进入理论
层面;对真正的理论而言，城市还基本上是一个“盲区”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的推进使人类深刻地进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逻辑等比以往社会阶段更为复杂。而人们往往以形成于农业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思考与应对全新的城市社会问题。推进理解创新、建构以城市社会新语境为基础的新理论、新哲学，是当代社会的必需。不断地总结、提炼能够反映城市本性的新范畴、新方法、新理论，是“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二，城市不仅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也为人们理解哲学自身的具体生活、实践本质提供了新线索、新视域。在“城市哲学”视域中，古希腊之所以产生哲学，其重要原因是古希腊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城市，而孔子等中国思想家之所以建立起哲学，也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城市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发育。而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不同，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两个区域的城市社会面临不同的秩序问题。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利益诉求的异质性主体的聚集与交往。正是这种复杂的交往，为哲学问题的提出，哲学的产生、发展、保存、传播提供了可能、条件、环境、场域。城市对哲学的社会存在论意义说明，哲学必然是“城市哲学”，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哲学。正是在城市语境中把握社会秩序的要求，推动人们对社会秩序进行深层原则思考，并进一步促进人们去思考自然秩序、世界一般秩序，从而推动、导致了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科学都必然是城市科学，所有的知识都是城市知识，或者说，所有的科学与知识都具有城市性。城市对科学、哲学、知识的生成与推动作用，充分说明了哲学与所有科学、知识的非自足性、生活性、实践性，说明了哲学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源于文本、原则、意识形态。“城市哲学”的建构，城市视域的自觉，为人们理解诸多理论问题包括哲学自身的发展史，推进哲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路径、新视域，也为再次重写哲学史、知识史、文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线索。
对于“实践哲学”已经得到太多理论研究和知识倡导的当代中国而言，哲学来源于实践、生活，还是来源于知识、文本，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一个感性生活与感性实践的问题。从文本出发、在抽象逻辑层面倡导“实践哲学”，同真实研究“实践哲学”是两个问题。只有以开放的态度，感性地面对生活，真实进入感性生活，才能真实地推进哲学的繁荣与发展，才能真正获得哲学发展的新视域、新空间。对哲学发展新对象、新视域、新线索的不断进入和开启，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合法性依据。
三、哲学的“跨界、可能”特点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知识与方法，是对世界观的确认或反思，“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同时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冷落。当然，哲学的冷落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这里，需要深究的问题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是否不需要“观世界”，能否独立地“观世界”。哲学作为“观世界”重要结果的世界观理论而非固化的意识形态，是否需要同其他学科相交往，同不断发展、不断产生新可能的世界相联系。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其深层特点是什么。是一种抽象地从经典文本出发的关于如何研究世界观的方法论，还是同不断进行生成、整合的其他学科一起，面向、研究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世界。
从哲学的生成与发展看，哲学研究从来没有独立地存在过。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研究总是对人的生活实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真正的哲学研究从来不是文本性的、引经据典式的。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发展从来不由哲学这个学科单独完成，只有在同其他学科的合作、跨界、交往、互动中，哲学自身才能获得生命、得到发展。“跨界”研究、跨学科研究，是哲学甚至所有学科和知识得以推进的一个必需条件、机制保障。
反思一下人们熟知的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现当代哲学，有哪一种形态的哲学是单独、非跨界发展的。人们所了解的古希腊的所有哲学家，都不仅仅具有哲学家的身份或名分，而且是同时性地进行多学科意义上的跨界研究，对那个时代所面对的社会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科学家。在反思的意义上，哲学研究的非独立性，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与哲学繁荣的一个机制性保障。到了近代，与科学发展的专业化、生产分工的专业化相契合，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开始分化，具有不同具体研究对象的具体学科开始不断兴起。但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而是在同其他学科的深层交往中进入了一个多样繁荣的新时期。主要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主要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洛克、卢梭、霍布斯，或同时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背景的休谟、康德、黑格尔，都在思考人类所面对重大自然、政治、社会、经济等时代重大问题的同时，以跨界研究的方式深刻推进了哲学自身的发展。而晚近以来的哲学家，看似日益专业化的哲学研究、哲学家，其实仍是以跨界的方式而存在。不管是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或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有真正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其深层发展机制都是直面新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行跨界研究。
跨界研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推进哲学研究的知识机制。同其他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专业、独立的哲学研究。正是在对重大、根本性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关注、反思中，在对部门性问题、应用性问题的思考中，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形成其所谓的哲学思想、世界观理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更主要的不被人们称为哲学家，或者不仅仅被人们称为哲学家，而是更多的或主要的被人们称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其理论也往往被人们称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进行“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所有的哲学家都是“部门哲学家”、“应用哲学家”。哲学从来就没有真正以独立学科、独立知识的方式存在过。不管是从起源还是从变迁看，哲学本身就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是哲学的更本真含义。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跨界意义上确认哲学的特殊性。既然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具有跨界性的，那么，哲学进行跨界研究的特点何在，在跨界中哲学是否还存在。比较一下哲学的跨界性与其他学科的跨界性，可以发现，哲学的跨界性主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哲学以一种更具批判性、“脱域”性的方式进行跨界研究。哲学从来不满足于对已有知识的总结，而是努力发现已有知识之后（之外、之上、之内、之下）的新知识。哲学总是努力追求另一种可能，追求已知世界之后、在已有跨界之后的另一种可能、另外的可能性世界。其二，哲学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追求可能性知识。如果说，其他学科往往会满足于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假设、理论体系，那么，真正的哲学研究从来都是自觉批判、怀疑已有知识假设、知识体系、知识谱系、知识历史的合理性，甚至不断怀疑哲学自身已有的出发点、知识体系等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从来没有以完成的形式存在。哲学从来以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存在，以不断自觉追求新的可能性知识与新的可能性世界的方式存在。哲学与哲学史始终是一种自觉的未完成状态。
哲学研究就是“部门研究”与“应用研究”，跨界性、可能性是作为“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而存在的哲学的重要特点。“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发展哲学”、“城市哲学”的当代兴起，不仅不是哲学的倒退，反而是哲学的发展，是哲学自觉进行跨界研究、可能性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
以“城市哲学”为例，“城市哲学”在知识生产机制这个层面上的合法性，正表现在跨界与可能两个方面。其_，“城市哲学”是自觉的跨界性研究，一种从问题出发，直面城市重大问题的跨界性研究。在形式的意义上，“城市哲学”是哲学与城市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的综合跨界，而不是简单的哲学再细化。城市存在与城市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现有的学科都不足于独立地解答城市及其问题本质。以跨界、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一个内在趋势，也是当代知识生产方式转换的一个重要方式。“城市哲学”正是这种跨界趋势的一种必然产物、自觉化，而不是把所谓的哲学原则运用于城市研究，其二，“城市哲学”是一种自觉可能性研究，一种不断探索新的城市可能、新的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研究。其实，城市研究已经存在诸多跨界化趋势，比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人类学等，本身就是一种跨界研究的产物。而“城市哲学”不同于这些已有跨界研究的特点，不是要成为诸多城市科学的最高科学，而是追求这些已有跨界研究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面对仍处于过程中的城市化、城市问题，尤其需要一种开放性、可能性的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存在方式，正是不断在已有的城市跨界之外，发现、确认另一种城市知识，并深层反思已有的城市发展与实践方式，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目标。
这个世界是一个综合的可能性世界，日益需要进行自觉的跨界性、可能性研究。在跨界中寻找另一种可能，是“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也是哲学的重要特点。对现有知识与实践的批判与超越，对新知识与新实践的不断寻找，使人们可以冷静而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这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之所以不断繁荣的重要原因。“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合法性，深寄于哲学与人类知识生产机制的“跨界”、“可能”本性。
四、哲学的“小微、日常”趋势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方面，王金福教授认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只是科学门类中的一门科学，既不高于其他科学，也不包括其他科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哲学因为是世界观理论，对其他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只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不是指导去解决应当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的问题”。那么，在王金福教授那里，哲学究竟是高于、低于还是同其他学科相平等呢？当王金福教授比较自觉地反对“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时，显然还是希望哲学高于其他学科，不希望看到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往，不希望看到因为“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玷污了哲学的神圣性、纯洁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哲学的文化与伦理本性。哲学是一个“小微”学科，还是一个“宏大”学科？哲学是神圣性的，还是世俗的？是普通人、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日常“活”智慧，还是只能由少数专家读懂、操练、垄断的神圣“死”知识？
反思哲学的总体变迁，可以发现，不断日常化、不断成为常人智慧，是哲学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文明的早期，也是哲学的早期，哲学是少数人的专用知识、专用智慧，具有神圣性，是少数有闲阶层甚至个别“哲学王”、“圣人”才可能拥有的垄断性的知识、秘笈。这一点与人类文明早期生产力、社会分工等已有发展但又水平、程度较低有关。在那个阶段，多数人主要忙于生存、生计，还无暇也没有条件去总结、反思生成于生活与生产本身的知识与智慧，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生活及其智慧的较专业的观察者、总结者、反思者、提炼者、传播者。在那个时代，哲学成为王者之学、圣人之学，成为宏大之学，有其历史必然性与阶段合理性。
近代以来，与生产力、社会总财富、社会分工的发展相适应，有更多的人可以把全部时间或一部分时间用来观察、总结、反思、提炼、传播知识与智慧。这个时期的哲学有三个特点。其一，哲学家不断增多。与文明早期相比，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了哲学家。比如，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的斯宾诺莎。哲学不再主要仅仅由王者与圣人所专有，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智慧。非垄断化、世俗化、民主化，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二，哲学流派不断增多。与不断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基本同步，新的哲学不断产生，服务于生产、生活、科技、统治的哲学新思潮与流派不断产生。“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科技哲学”等不断兴起。部门化、应用化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三，哲学的功能日益多样化、世俗化。哲学从一个神圣性的“宏大学科”，变成碎片化、世俗化的“小微学科”。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化相伴，哲学不再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日益成为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部分，成为丰富、充实社会生活、世俗生活的内在需要。小微化、日常化是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当代哲学的重要特征。
哲学的小微化、世俗化、非垄断化、非神圣化，与社会整体的民主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结构的变迁，没有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没有社会领域的不断崛起，也就没有诸多哲学新流派、新思潮的产生与存在。当社会生活本身还没有民主化时，普遍产生具有民主性的哲学是不可能的。但当社会生活本身已经实质性地民主化时，垄断和独占哲学也就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哲学自身的民主化、非垄断化、非神圣化，又对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确认与推动作用。虽然，思维落后于生活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思维也往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引领性。当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知识、哲学，为更多的人掌握时，会对社会生活的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知识生活包括哲学研究的民主化，也就没有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自觉克服、破除知识与哲学的垄断，是推进社会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方式。
知识与哲学的垄断，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没有知识的民主，也就没有社会的民主；没有哲学的民主，也就没有生活的民主。破除哲学的垄断，已经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必需。哲学垄断的一个深刻的问题或原因，在于哲学自身的盲目自信、教条化、意识形态化，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终极本质、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与生活从起源起就是复杂的，在当代，社会生活、生活世界已经更为复杂且仍在发展。而任何一种形态的知识包括哲学，都是具体的人在具体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并不具有终极的神圣性。如果哲学家把自身想象为终极正确的，就把本来鲜活的哲学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把鲜活的意识变成了没有生命的固化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不脱离鲜活的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变成教条。任何把马克思哲学固化的要求，看似在维护马克思哲学的神圣性、纯洁性，其实是在把马克思哲学变成没有生命的木乃伊。
“城市哲学”等“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之所以在批判与质疑中仍不断繁荣，其根本原因、根本合法性依据，在于这种研究适应了社会发展和当代社会的民主化、生活化趋势。合法性有诸多层面的含义，但其最根本的含义是人心向背，是人们的接受程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心向背是最根本的法律、法则，最根本的自然法。从大的历史进程看，当一种成文法违背人心向背这个根本的自然法时，这种成文法终会被修改甚至抛弃。当_种文本或对文本的解读，违背了人心向背、社会需要这个根本的自然法、合法性依据，也终会被冷落甚至抛弃。对“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而言，如果这种研究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成为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的垄断性、神圣化知识，那么，这种“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也终将被抛弃。
以“城市哲学”为例，如果“城市哲学”成为一种脱离、超越已有的城市经济、城市规划等城市学，特别是成为脱离城市发展过程、城市问题、城市与社会生活的神圣性知识、垄断性的城市知识、城市主义，那么，这种“城市哲学”或许可以繁华一时，但也将很快逝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的推进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始终以城市体验、城市生活、城市问题为基础。城市是一个正在展开的社会生活新阶段，是人性及人的文化的发展性、可塑性、可适应性的重要体现。离开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层关注与切入，“城市哲学”走不远。其二，以开放的态度处理与其他城市科学、其他相关学科及未来产生的新学科的关系。城市生活与城市问题具有高复杂性、未完成性。没有多样不同的城市学科的跨界互动，将不足以理解城市生活与城市问题。但即使是现有的城市学科能够良性互动，也将不足以全面把握与理解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这样，以开放的态度，包容、推动不断产生的新学科、新方法，将成为“城市哲学”能够走远的一个重要条件。其三，以非垄断化、日常化的方式，推动城市智慧的不断启蒙与普及。“城市哲学”不是少数人从已有知识出发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与指导，而是“城市社会向哲学回归”与“哲学向城市生活回归”的统一。社会发展总体向好也将问题频出。不断提升主体的综合素质包括哲学素质，是保持这种总体向好趋势的一个基础、条件。在现有非均衡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地理格局下，面对日益复杂而鲜活的城市社会、社会生活，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哲学与生活的结合，努力把哲学素养变成所有人的自觉的生活智慧，是哲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总之，哲学观不同，对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同，是我和王金福教授的根本区别。但反思哲学变迁的历史、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可以发现，正是在不同意见的交往与碰撞中，在哲学与生活、知识与生活的碰撞中，哲学、知识、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不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不同哲学观，对同一种哲学的不同理解的并存未必不是好事。没有一个时代是只存在一种哲学的，也没有一种理论是只存在一种理解的。没有哲学的民主也就没有社会的民主，以哲学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多样哲学、多样理解的并存与对话，是时代的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幸事，也是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与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