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对大众化传播内容的“对抗性解读”现象，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途径来看，大众传媒是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下面的讨论，局限在大众传媒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传播效果的分析。
一、“对抗性”解读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大众化传播的效果
（一）霍尔模式与对抗性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也是传者与受众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传者通过一定的规则来制造或生产传媒内容，并表达一定的意义，这一过程被称为“制码”或“编码”。受众在阅读文本时，同样会依据一定的规则，从媒介文本中解读意义，这一过程就是“解码”。大众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正是在受众对媒介内容解码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
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霍尔认为，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可能有三种不同的解码立场。第一种与权力密切相联，是从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生发下来的“主导一霸权的立场”，从这种立场进行的解读，我们叫做“优势解读”。也就是说，受众对文本的意义解读完全是按照传者的设定进行的，完全赞同传者的观点；第二种是“协商的代码或立场”。从这种立场进行的解读，我们叫做“协商式解读”。也就是说，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有些认同传者的观点，有些并不认同；第三种立场是“对抗代码”。从这种立场进行的解读，我们叫做“对抗式解读”。也就是说，受众完全理解传者在说什么，但却从相反的意义去理解文本的内涵。
霍尔模式对我们从传播学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按照霍尔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即文本），还取决于受众如何解读。因为霍尔模式将传播效果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了受众，认为受众才是意义生发的场所。
可以说，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意义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递”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制码/解码”机制而“建构”的。文本解读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时候，要高度重视受众是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的。受众在信息接受方面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是“被动的、消极的”。
其次，提出了“对抗性解读”的概念。这一概念对我们研究影响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阻碍因素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两个典型的“对抗性”解读现象
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的“对抗性”解读现象有很多，试举两例。
案例一：中央电视台2007年12月19日发布“200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显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栏目是《新闻联播》，紧随其后的是《焦点访谈》和《同一首歌》。这次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第五次进行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前四次调查的时间分别是1987年、1992年、1997年和2002年。央视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和准确，调查的抽样设计以及结果数据的加权由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研究员冯士雍承担，并经过了由国家统计局、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广电总局计财司、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所组成的论证组的论证。这是主流媒体对《新闻联播》的看法，但是民间怎样评价《新闻联播》的呢？
剧作家沙叶新将《新闻联播》内容概括为：“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一”总之，新闻联播前十分钟领导都很忙，中间十分钟中国老百姓生活得很幸福，最后十分钟世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里，我们显然看到的是与主流媒体的声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
案例二：关于春运。下面这个段子来自央视主持人赵普的博客。段子是这样说的：“春运，其实就是春节运动会的简称。举办方：中国铁道部。运动员：学生代表团、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团、探亲家庭代表团。项目一：排队买票。项目二：站立候车。项目三：负重暴走。项目四：负重原地站立N小时。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运动会产生了前三名。第一名：中国铁道部。第二名：车站内部人员。第三名：黄牛党。通过这次运动会，人们的耐力和爆发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没取得好成绩的在家休整几天后再参加返程运动会。所以，春运=春节运动会=全民健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体育总局应划入铁道部，因为这和我们的“举国体制”是高度一致的。”
赵普评论道：很遗憾，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他们非但不听我解释且投来鄙视的目光，这导致我一路郁闷一路困惑，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正面报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是多么不容易啊！每年都想出那么多的办法、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是谁这么和中国铁路过不去呢？是谁这么别有用心呢？
其实，这种对抗性解读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有关部门表功说，多达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网民似乎不太领情，发帖调侃：“加税如山倒，减税如抽丝。”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修正案征求意见中，公众提出了超过23万条意见，创下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之最。
应该讲，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大众传媒不遗馀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但受众并不买账，他们不是从传播者希望的意义去解读，相反，做出了所谓的“对
抗性解读”。
毫无疑问，这种对抗性解读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这确实值得所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进行深刻的反思。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对抗性解读”的成因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对抗性解读”的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社会分层的多元化是受众做出这种“对抗性解读”的社会基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多元化，从以前的工农兵学商分化为现在的十大社会阶层。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出现了不同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利益没有分化，现在则完全不同。不同阶层利益的多元化，是导致对同一个传播内容作出不同解读的社会基础。因为按照霍尔模式，文本解读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过程。文本的意义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制码/解码”机制而“建构”的。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意义“建构”的多元化。
（二）信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和微博的出现，使得原来潜在存在的“对抗性解读”显性化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互联网产生之前的传统社会管理，是一个“全景监狱”，就像一个体育馆，底下老百姓在体育馆的每个格子里，他们互相联系不上。但社会管理者是站在体育馆的顶上，他可以看到他管理的每一个人，而被管理的人是看不到顶上这个人的；或者说领导是居高临下的，他能看到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老百姓却看不到他，相互之间也联系不上。那么，互联网产生之后的社会管理，就像一个体育场，领导者是站在体育场的场中央，老百姓在看台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领导，而老百姓之间也可以互相联系。因此，互联网和微博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社会管理的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人人都可以表达意见和评论，从而使之前散落在民间的不同意见出现了聚合，使原来潜在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转化为明显的对抗性解读。
应该说，社会出现利益分化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新媒体的出现，大规模的对抗性解读仍然不能变为现实。
（三）对抗性解读日益泛滥是“两个舆论场”之间冲突的表征
1998年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理论。他认为，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单位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并认为“两个舆论场”存在着相互脱节的危险性或者冲突的可能性。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情绪了解的越多，“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得越少，“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可惜的是，近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的主流媒体，日益被“边缘化”。这种被“边缘化”来自于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不断下降。现如今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已经成为传播学界的共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早些年间已经没法相提并论。
早些年间，若发生什么问题，党中央可以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扭转局面。就像邓小平1979年谈到的情形：“《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这两篇社论的标题分别是《确实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正确对待上访》。当时邓小平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那时，传媒的公信力很高，对于舆论的影响是自然发生的。
那么，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为什么会不断下降？按照人民网评的观点，最重要的不过是三点：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初，官方反应迟缓，新闻发布没几句实话，反而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在事件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总是试图以封堵信息甚至抓捕网民的手段，来打压或控制民间舆论场；在事态平息后，没有痛定思痛，反躬自省，认真修复制度的漏洞。而平时，官方媒介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正面宣传流于“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
由于公信力的缺失，主流媒体营造的“媒体舆论场”逐渐丧失了对民间“口头舆论场”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越来越小，最终致使对抗性解读日益泛滥。
（四）“两个舆论场”冲突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环境恶化及其带来的官民之间的对立
“两个舆论场”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是官民之间的对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国，媒介是党的“喉舌”，是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器，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政府直接控制媒介。媒介与政府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体化的关系。
学者陈怀林认为，传媒是党政领导部门开动起来的行政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在“宣传部门”型的传媒制度体系中，传媒主管实际上是政府（或上级部门）在传媒的代理人。传媒主管的职责是保证传媒正常运作，为政府提供宣传和公关服务。
那么，官民对立的原因是什么？是近些年来社会环境的恶化。具体表现在：腐败现象越演越烈、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期等等。特别是：1.党的理
论宣传与党的干部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太大，让人没法理解；2.一些党的干部彻底丧失理想、信念。
三、变对抗性解读为协商式解读和优势解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变对抗性解读为协商式解读甚至优势解读，关键是要打通两个舆论场。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做到：
（一）拿出勇气，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消除社会矛盾，化解官民之间的对立，为打通两个舆论场奠定情感认同的基础。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很重要的。这些良好的社会氛围包括：坚决反腐败，树立社会正气、恢复传统道德等。
（二）亟待重塑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避免“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定律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突发事件中有充分的体现。因此，重塑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刻不容缓。
（三）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的主流媒体，必须改变自己的传播策略。主流媒体必须改变态度，深刻认识到：表达社会舆论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前提，而要表达社会舆论，就必须首先正视社会舆论、了解社会舆论、研究社会舆论。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南振中.学习点亮人生，团结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