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专业性学科，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意义。新闻传播学涉及的领域也很广，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毕业论文的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全球挑战
一、新媒体技术与新闻报道的互动
赵如涵：您最近撰写的《把关模式的转型》（Gatekeepingin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种背景和观察的研究？
汉德雷克斯：把关理论是新闻学研究通用的、基础的范式与内容之一，新闻的本质与语境自此理论产生之初就在不断地被丰富，也产生了对把关理论的质疑：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吗？或者说它是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应该被抛弃？而通过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将新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纳入其过程，它将更具解释性。在《把关模式的转型》一书中，我着重阐释了为什么把关理论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生态系统。这本书从组织、制度、社会视角探讨了21世纪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中把关理论的运用，并为未来的把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赵如涵：您的新书是对数字媒体中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再思考，提供给我们一幅新技术与新闻报道互动的图景。新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请问您认为这是否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
汉德雷克斯：数字技术出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在瓦解与重构新闻生态，使得原有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新闻的特质和记者、媒体、用户、资源等都产生了剧烈变化。但是，认为这一切的改变使得传统媒体没有任何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都在宣称电视会很快消失，但电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观看网络电视时依然需要线性的电视？电视媒体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它依然很“活跃”。印刷媒体与纸质书籍在此种环境下也被认为会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系统的、模型式转折的中心位置，但我们预测未来时仍需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只能期待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为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但这一切仍需冷静观察。
赵如涵：您认为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闻传播学是否需要与技术的发展契合？
汉德雷克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常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社会某一时期的发展可能会持续20年至50年，同样，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多数社会科学更为本土化，知识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新闻与传播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无论人们如何“纠结”，自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美国报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需要持續观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现象等问题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契合现实问题、本土问题，同时置于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各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如涵：您是2013-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ICA）②的主席，当前国际会议的议题和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兴媒体技术的讨论是否在扩大及深化？
汉德雷克斯：传播学学者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一样，都在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必须要观察社会中的变革，进而对变革进行阐释，寻找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预测未来。因此，媒介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几年中，一些与“传播与技术”议题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中与会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信号是，在国际传播学会中出现的关键概念都与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契合。我认为，这也表明国际传播学会在研究新技术方面非常成功。
赵如涵：在中国已经出现了BAT③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欧洲有相似的情况吗？您认为此类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
汉德雷克斯：数字化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在线商业在发展起步时期不需要巨额投入，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中产生，但我们依然要关注大型企业的资本集中。如果用户感觉疲惫或直接转移至其他媒介平台，大型企业将会逐步被瓦解。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但谷歌、亚马逊或者脸书网与此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足够庞大、富有，可以在竞争信号出现时就开始制定相关对策。如果一个新公司拥有某种新的概念，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可以通过这种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个人用户并逐步成长，这个公司终究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巨头正在积累我们无尽的信息，定位市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化“脚印”将被复杂算法来处理。尽管现在互联网巨头们目前效率有限，但他们越来越复杂并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可怕的是，许多人看起来并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没有人知道，在未来5年、10年或50年，互联网巨头们会生产出何种产品。欧洲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试图为“数据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这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中困难重重。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趋势
赵如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汉德雷克斯：虽然我对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对国际范围内的传媒教育趋势进行判断，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学界不仅对技术的变革格外关注，对变革的结果也充满期待。例如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如应对频道多样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达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醒学生，对新闻快速生产带来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教育不仅需要增加对各种能力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增加对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新思考。
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化使得产业与专业的要求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的学院教育需要跟上产业需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学生面对就业市场，但必须要坚持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和重要的理念。
赵如涵：中国许多高校逐步开设了“大数据新闻”“新媒体”等创新课程，以此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对此，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经验？
汉德雷克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应迅速，不断接受语境的改变。但同时，特别是在高校，我们必须对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疏漏、错误保持高度警惕。此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被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判断这类“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质，是否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错误。如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也是学术研究显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将运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研究，决定我们是否要跟随“流行”。
当下，数字技术是媒介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错误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专家和工业领袖试图就有关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说服世界，这种议题通常主要应对短期存活的流行趋势和试图自我满足的需要，偶尔能获得成功，偶尔不能。
如果高校对快速的改变过于好奇，就存在成为“流行”追随者的危险，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结构“反制”。“数据新闻”是“大数据”在新闻领域应用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应用者宣称在未来将成为新闻记者“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此获得了许多关注。但是，是否需要为此改变我们已成体系的、成熟的新闻教学方式，还值得持续观察。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特殊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但我们不应将其强置于必修课程，因为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需要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高级统计学、数据可视化等技能。
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色及与欧洲的异同
赵如涵：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与中国高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在您看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差异？
汉德雷克斯：不同国家的新闻与传播科学以及与此领域相关的实践，具有共通性及多样化特征。其共通性体现在：传播的社会实践、新闻的角色以及新兴媒体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本身和学术研究超越了国家边界，被全球学者们关注、分享，特别是学术期刊、书籍与国际会议，都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中许多问题是国际共有、共通的。但是，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和许多理论也需要在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思考问题，将理论发展与结论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双重语境中，这也是极为必要的。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闻与传播科学建设中显得非比寻常又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种偏见，即每一个地区都过度依赖自身特点因而彼此隔离。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大国，发展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基础教学等方面，也应该广泛参考世界的标准和共识。
赵如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生有何种特质？
汉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学生与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使用英语和法语，这使得我能够与以非法语及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部分人进行互动，并产生一些印象，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进行沟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国际化导向的思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跨文化传播的执行者角色。
我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同仁们植根于中国本土语境、媒介与传播本质的研究，以及积极参与当下国际竞争的积极姿态颇有感触。我认为，他们正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殊语境之间寻求一种可被认可的健康平衡。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我的国家本身分化为两个语言文化区域，因此对我来说，学术生涯中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必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与之互动的同仁与学生依然是中国的小部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学生都仅是整个中国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说，我对他人知之甚少。但是，与中国的学界同仁、学生沟通交流，使我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
作者：汉德雷克斯赵如涵
第2篇：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文献保障与实践基础研究
1新闻传播学发展历史
一九九七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被确定问一级学科。此学科的固有根本是新闻学，在环球范畴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新闻学渐渐和传播学结合成一科顺应当代社会的新闻传播，从而顺应社会一般新闻扩散的独有科目——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学教育及探究的开始，以一九一八年十月北大新闻学研讨会的组成为标杆。并由校长蔡元培亲自担任会长，在美国学新闻学和金融学学成归来、在首都大学执教的徐宝璜以及首都报主编邵飘萍为老师。一九九一年，徐宝璜的作品《新闻学》印刷，被视作我国首本新闻学作品。
2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文献建构
（一）国外新闻学早期基础文献
新闻学的学术文献，汗青记载可追述至一六九零年，可一六四四年England政论家约翰·弥尔顿的演讲词《谈出书自由》，十八世纪末被重点发家国度的新闻业界视作必须阅读作品，以树立新闻职业概念。新闻学在欧美国度是一科应运课题，对于课题的文章有上百年的累积，但是在学术界获得认可的很少。现阶段对我国新闻学探究有反响的国外的根本性著作，相对早的是一九四七年三月USA新闻自有委员会的探究报告《一个自在且负责的新闻界》（又称“哈钦斯报告”）。现阶段学术界相对关心的是由德国新闻学的领衔人物、伊尔默瑙产业大学导师马丁·劳福霍兹（MartinL？ffelholz）和USA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教授、前任美国新闻与群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大卫·韦弗尔（DavidWeaver）主要编写的《环球新闻学探究：科学、办法、发觉和将来》，此书涉足环球新闻论理、新闻学探究办法、新闻学探究例题及发觉、新闻学探究的将来等四方面问题，初次对环球范畴的新闻学探究实施了周全系统的整理及剖析。
（二）中国新闻学早期根本文献
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讲，奠定性的著作产生于五四新文化活动时期，重点是四位我国新闻学的开拓者和他们的六本书：一九一九年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九二二年任白涛的《运用新闻学》、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邵飘萍的《现实运用新闻学》和《新闻学畅谈》、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戈公振的《新闻学提要》和《我国报学史》。一九四九年之后，我国的新闻学逐渐政策化。一九五七年，复旦大学党委常委、新闻系主任王中的《新闻学道理纲领》曾今特别有影响力，但是不久就受到批评。“文化大革命”期间，举国百分之九十刊物停止出版（七百二十三种报刊仅剩四十家刊物、两家杂志及十八家对外期刊），传播电台和电视台军管，政界语言全部代替新闻论述。一九七六年一月出版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新闻学小辞书》（三百一十八页）中，“工人阶层新闻学作品”之下二十七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新闻作业的作品及指引，无一本学术著作；“地主阶层新闻学”之下以批判的名义只罗列了四本作品，全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九七八年开始正常探究新闻学，从探讨“什么事新闻”着手。在这时期，扩散学根据启动的国内外学术交换，让新闻学界知晓，并重点在新闻学界扩展引介和研讨。
（三）传播学文献基础
传播学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研究水平较低，只是处在引进国外的成果逐渐的吸收的状态，近些年才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少的青年研究人士对于这一学科的钟爱以及他们的成果显示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希望，然而即使是现阶段我们的研究水平也还是比较低的，对人们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是外来引进的教材吧，大概包括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共计出版印刷了四次，主要是郭庆光、王怡红、胡翼青、张国良等人主编的，这些教材对于中国传播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我国东、中、西部九个省市自治区影响更为明显。
3新闻传播学科当下发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当下发展实践中的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高等院校传播专业激增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质量且不见提升。大约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国际接轨，新闻传播专业逐渐的还是走俏，成为学生们的新宠，各类院校都在开设这一专业，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高校中该专业有资质开展教学的达到九百余家，多数是以广告专业为主，设有新闻传播院系的也能达到四百家高校，因为人才的缺乏，学校的师资力量严重的不足，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老师边学边教，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也要强硬胜任的情况，所以整体的水平不高，只是停留在学习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的层面上，专业书籍缺乏，常人可以接触到的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基础教材，即使是这样水平的教材也在市场上十分的紧俏，往往是销售一空，可是对于专业学生而言实际的帮助并不大。往往各大高校或者是社会团体组织的学术类的研讨会多数是一票难求，可是大家说的一些东西多数没有什么新意，指导的意义不大，所以说学习的热情固然非常的重要，可是太过盲目也是会成为一种负担。
二是“经世致用”的问题，导致整个学术研究总是被动的限于对过去或者是当下问题的解释中，很难将精力集中在研发环节中，随着新闻传播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扭转局面，所以很多时候学术团体压力山大，无法专心的研究，很多时候还必须站出来解释本应该是管理部门解释的内容，外界对研究者们影响太过严重。
三是研究的问题缺乏实用性，从二十世纪出开始，我国一直都是处在学习追逐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概已经翻译学习了国外的各种作品400余本，可是没有人想过国外的著作都是以国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为背景而成的，我们一直不停的追逐着人家的脚步，研究的价值又有多大，所以当下最为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应该融入自己民族独有的元素，不应该只是被动的叙述国外的前沿文化，而应当主动的论证国内的问题，应该有目标我们的论题也有可能引起国际的关注外国人提出的各种传播学理论假设、公式等，是在那里的新闻传播体制下，通过研究、调查、试验和批判而形成的，有些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下很难直接加以运用，或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传播问题。
4如何转变研究方式，取得研究新成果
想要转变研究方式，取得研究新成果，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应该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转变方法，目前国人的研究方法多数针对的是职业的规范式的研究，而想要去的突破更应向向人文和社科的经验性研究进行靠拢；突出自身的特性；第二，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我们在考虑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本科教育及其专业方案时，能够跳出原有的框架，不再盯着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增减，比如增设一个网络传播专业，而是要有新思维新想法新框架；第三，转变思想。摆脱当前的思维定式，用用全新的思维方法去审视历史，展望将来。
作者：刘敏
第3篇：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分析
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是“十二五”及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及高校所面临着的典型问题之一，而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在我国高校中开设的历史相对年轻，近年来更是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就业问题，较大地影响了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良性发展，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缓解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压力，提高其就业能力就成为当前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建设和发展的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现状
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主要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截止到2015年，我国共有700多家高校开设有新闻传播学的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达23万余人。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招生人数和就业人数也取得了较快增长，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就业问题，尽管随着大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新闻传播学类毕业生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就业岗位和选择，例如传统媒体、新媒体、政府部门、各种传媒机构、高等院校等都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传播类学生的就业渠道，教育部相关部门针对2013年针对我国高校新闻传播类本科生就业的调查也显示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80%以上，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闻传播类大学生就业满意度总体偏低、就业结构矛盾显现及就业质量较差、自主创业能力不足等就业问题依然困扰着巨大多数的新闻传播类学生，我国新闻传播类学生的总体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二、改善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就业现状的策略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一名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和人生幸福，更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大事，因此面对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关各方都应积极从自身做起，共同促进和改善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学生的就业问题。
（一）政府应积极出台措施推进就业
推进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学生的就业，为大学生提供和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政府责无旁贷。当前，政府部门应积极通过各种措施首先巩固新闻传播学类学生现有就业渠道，例如鼓励和倡导国企、国有单位等不裁员、不减薪，积极出台并严格落实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和相关高校牵线搭桥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平台，设立大学生创业专业资金，对大学生创业给予专业补贴，动员社会力量帮扶大学生创业等等，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推动新闻传播类学生及其他专业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满意就业。
（二）高校应切实加强对新闻传播学类学生的就业指导，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现实生活中，许多高校在针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上往往存在着思想不重视、行为不积极等现象，往往在学生临毕业才“临时抱佛脚”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这是导致包括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在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作为高校，应在学生一入校就对其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就业服务指导教育、利用各种形式如讲座、选修课等强化学生就业意识，给予学生实实在在的就业指导和帮助，不断提高其就业能力，与此同时，针对当前不少高校学生存在的就业心理危机，高校也应组织相关力量搭建学生就业心理危机干预与防护体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在平时就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从而为将来的顺利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三）新闻传播类学生应真正树立科学、正确的就业观
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新闻传播类毕业生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必须在平时的生活中树立起正确的自我意思，客观看待自己，了解自己的优势、不足、兴趣、爱好、特长等等，增强择业和就业的针对性和可靠性，理性择业就业，避免盲目择业就业，避免在求职过程中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或者妄自菲薄，从而错失择业良机；另一方面，面对大媒体融合时代到来对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追求，作为新闻传播学类学生还是应该在平时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从而为自己在今后的就业过程中增添砝码，顺利找到心仪的工作。
（四）社会、家庭应对新闻传播类大学生就业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社会和家庭应为大学生就业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事实上，当前许多包括新闻传播类专业在内的大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缺失面临着许多额外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这对于那些来自于农村家庭被寄予了整个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心理危机频发的重要外因之一，因此，社会和家庭应给予大学生更多的包容和理解，给他们的择业就业创造更自由的空间和环境，因为找工作并不仅仅只是选择一个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它更是一种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抉择，这时候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能有时间去思考、去沉淀，明白自己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尽量减少各种由于定位模糊、盲目从众等就业问题从而为自己的下一阶段的人生道路做出更理智、恰当的选择。
三、总结
总之，当前新闻传播学类学生所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就业问题，这需要政府部门、高校、用人单位、学生个人的各方面共同努力，形成合力，从思想到行动，切实优化和改善新闻传播类学生就业环境和就业现状，帮助新闻传播类学生更好地实现就业。
作者：李长津
第4篇：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现状及数字化出版策略探究
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概况
1.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历史及现状
相较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新闻传播学兴起的历史较短，但是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学图书的出版进入新的时期，1982年，甘惜分教授的《新闻理论基础》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新闻学术著作。随着新闻传播学从国外引进，新闻传播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高校、研究所兴起，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各大高校，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传播学重镇，陆续出版了新闻传播学系列理论研究著作和教学用书，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取得了颇多成就。21世纪，新闻传播学教育蓬勃兴起，新闻传播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每年皆有数百种相关图书出版。新闻传播学的迅速扩张使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声誉广泛提高，并逐渐成为众多高校的热门专业。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既有现实的因素，又有历史的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的增长适应了新闻学教育对图书的需求。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已有800余家，每年向社会输送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正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新闻传播学出版数量及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日益受到重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图书出版既反映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状况，又为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引。再次，新闻传播学作为舶来品，其研究的建构和基础理论直接来源于国外的相关成果。新闻传播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既表明新闻传播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创新研究，学科结构建设发展健全，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的建设步伐加快。只有推动新闻传播学教育，大力发展传媒产业，提高学科研究的热情，才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和图书出版工作的开展，进而建立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体系。
2.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特点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迎来繁荣景象。以1997年为界，在此之前，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虽然在数量上出现了显著增长，但总体数量相对较少，种类较为单一；在此之后，新闻传播学被确立为一级学科，教育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极大地促进了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此外，传媒产业的发展也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1）图书出版渐成体系，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开设初期，相关图书出版较少，主要以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新闻教育水平较高的几所院校出版的教材为主；20世纪90年代，新闻传播学教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在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这直接促进了大量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新闻传播学研究专著的出版积累颇丰，新闻传播学教材体系也已臻于完备。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质量不断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寻求理论新突破和实践新认识。比如陈力丹先生自2002年起，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的概述，对当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点评。在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方面，刘鸿英先生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1]。总体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系列教材，都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入。
（2）“译著”与“专著”平分秋色，教材类与学术类旗鼓相当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在西方兴起，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因此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初期，学者们曾大量翻译国外著作，一方面用于高校教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图书出版提供一定的参考。一些学者由此成为研究国外理论和领域内著名学者思想的权威，其翻译的著作也成为出版界的标杆。例如何道宽先生翻译的麦克卢汉等学者的系列著作，对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影响深刻。随着国内研究水平与国际的接轨，国内学者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版。从2015年新闻传播学类畅销书中译著和国内学者专著各占一半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图书市场“译著”与“专著”数量大致相当。早期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是为满足教学的需要，但大量同类图书竞相出版，整体质量并不理想。随着市场和研究的发展，一些学术性较强的新闻传播学图书显著增多，在教材类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依旧占据大量市场的同时，学术类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市场竞争中大有旗鼓相当之势。
（3）出版内容趋于多元，学术引领作用增强
在早期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图书中，新闻类或传播理论类的书籍明显偏多，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涉及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的内容较少。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比如苏新宁先生对CSSCI中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很有意义[2]。此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困境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受众阅读习惯和兴趣的持续变化，使得我国图书出版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已成必然趋势。随着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的发展，数字出版物的市场需求快速扩大，但当前的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并不能与读者阅读需求相匹配。数字化出版潜力巨大，但优质数字阅读产品短缺的现象，在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中同样存在，业界面临着许多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1.认识不足，人才与资金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需求
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集中于传统领域，现有的出版人才大多数不具有数字化出版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现有的出版程序和工作规范也明显不适应数字化出版需求。其次，数字化出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缺乏资本运营模式的传统出版部门难以支撑。再次，数字图书出版的收益中互联网广告占有较大份额，电子书付费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这对传统出版观念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观念改变迟缓，以及缺乏人才和资金，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要真正实现转型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数字化出版模式单一、转变形态有限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数字化出版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版社与电子阅读器开发商合作，将图书内容与电子阅读器一起投放市场；另一种是出版社与网络平台开发公司合作，开启在线学习模式，提供数字内容服务。在国内，大部分数字化出版的方式不外乎对纸质内容进行复制，相对于国外“互联网+”模式，国内流行的“+互联网”模式要落后得多。比如新闻传播学图书，其数字化出版只是单纯将内容转变为数字形态。同时，纸质图书数字化业务收益甚微也让出版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
新闻传播学专著、论文等学术成果通常是纸质出版与电子出版捆绑销售。例如，中国知网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图书出版数据库，优质期刊一旦出版，中国知网便会对其文章搜集、编辑，进行数字化出版，但这种数字化出版方式过于单一。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市场主体缺失、网络化程度低、集成度小，数字化出版能力较弱。相对于国外数字化出版的立体化开发、多种模式发展，我国数字化出版的线性结构需要改变。
3.版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目前，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一个明显障碍是版权保护不力。由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拷贝和获取变得轻而易举，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对数字出版物内容复制缺乏规范和限制，使得一些作者的知识产权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数字化出版涉及的利益方远多于传统出版，除作者和出版商外，网络运营商占有较大比例的出版利益份额，这是导致数字化出版转型困难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出版领域倘若没有建立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对内容直接生产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保护不到位，必然会使数字化出版转型缺乏动力。
三、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与发展策略
1.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
（1）传统图书出版与数字化出版并驾齐驱
当今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市场中，纸质出版依旧占据较大比重，数字化出版则面临多重困境。传统出版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不会迅速被替代。首先，在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中，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市场需求较大，其纸质图书因内容编辑全面、合理，比电子书更受追捧。其次，数字化图书出版数量逐年增加，其作用是对纸质图书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纸质图书的市场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再次，当前数字化出版只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图书出版的内容，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数字化出版链条，其盈利能力相对于传统出版方式要差得多。但数字化出版转型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出版和数字化出版的格局将是并驾齐驱、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革新和进步。
（2）优势资源聚合，垄断数字化出版市场
我国传统出版资源比较分散，相较之下，数字化出版呈现集中化特点，数字图书市场被几家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数字出版集团垄断，其凭借人才、资源、平台的优势，形成比较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这种格局一时很难打破。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这些大型数字出版集团会不断扩大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强化其地位。规模化的数字化内容生产是确立垄断地位的前提，要形成规模化的数字图书生产，一是要具备强大的网络信息搜索、传输能力，二是要具备高效优质的内容生产能力，而后者正是传统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优势。内容生产利益链上的良性互补合作，势必是未来数字出版产业的一种合理结构，其为催生数字化出版的业内翘楚奠定坚实的基础[3]。
2.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发展策略
（1）创新数字化出版流程
传统图书的出版流程已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出版要求，必须进行出版流程创新。首先，要重视数字内容的选取，重视内容的质量和权威性，扩展数字出版来源，扩大可选择的范围。其次，要依靠数字网络技术，开发数字出版编辑系统。再次，要把先进的印刷技术融入数字化出版中，以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实现数字化印刷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将“+互联网”思维转换为“互联网+”思维。网络是一个大平台，是集生产、服务、管理、销售于一体的终端，单纯地把互联网作为平台的延伸难以实现数字化出版流程的革新，只有以互联网思维重构数字化出版的内在模式，优化出版结构，重视出版内容，创新数字化出版流程，才能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数字化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优势整合，实现数字化出版与营销一体化
新闻传播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不仅能满足受众对网络阅读的需求，同时为出版拓展了新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出版的目的在于拓展销售平台，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数字化出版与营销的一体化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一体化，就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资源，统筹传统的营销手段，在保留传统营销优势的同时，创新数字化营销方式。此外，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营销要实现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4]。受众可以随时了解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出版信息，出版社可以了解受众的心理需求，以此改善出版质量、优化出版流程。在数字化营销过程中，可以开展图书分众化销售。互联网时代，自媒体高度发达，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各异，新闻传播学图书的内容也各有特色，根据现实的市场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内容服务是数字化出版的营销方向，也是实现数字化出版与营销一体化的前提。
（3）构建多元化商业模式，拓展数字出版产业链
经济学家Elliot认为，商业模式简单而言就是企业的盈利模式，就是“盈利=收入-成本”[5]。目前，我国大部分数字化出版仅仅是传统书籍内容的数字化转换，模式较为单一，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新闻传播学图书数字化出版应该将产品和服务定位于开放性、综合性的内容平台。首先，新闻传播学图书要打破单一的数字化出版模式，解决渠道平台障碍，利用互联网的用户资源和平台资源，创新模式与渠道，寻找数字化出版的新出路。其次，构建多元化的商业模式，降低硬件成本和内容成本。数字化出版的收入不仅要从产品销售方面着手，更要在数字服务、增值服务以及广告等方面下功夫，建构合理有效的利益结构模式。再次，要创立多元化平台，聚合优势资源，拓展数字出版产业链，将出版机构身份由出版社转换为数字出版商，建立集内容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提供于一体的数字出版产业链条，提升出版社的品牌价值，获得最大的盈利空间。
新闻传播学图书的读者，大多数是专门从事现代信息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高校学者、学生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们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特征有着更为深刻而独到的领悟。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必须以互联网思维为引导，用“互联网+”的理论与技术重构数字化出版的模式与结构，唯有如此，才能打造新闻出版学图书的数字化出版特色，引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作者：史小艳 严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