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塔奇曼的观点，新闻的专业主义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报业的“职业化”和专业新闻教育的诞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依据。黄旦先生将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正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的以独立、中立为追求的便士报之发展以及19世纪60年代前后独立报刊之出现促成了其形成。新闻专业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职业价值理念，还是与之相关联的一套系统化职业组构方式以及可操作化的工作模式，包括专职工作、专业培训、专业协会、法律保障、自律精神等等，它的形成标志着新闻行业从政治权力、利益集团为主导的宣传模式走向了以中立、客观为尺度的信息模式。从内部来看，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专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人、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伦理。正是在专业新闻机构的组织和管理之下，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新闻人将被普遍性认可的新闻价值标准作为工作尺度，并以新闻伦理为基本的精神指向和道德规约，才能保证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新闻的基点一公共利益。
一、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
新媒介技术推动了新型传播交往关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公民新闻网站、新闻网志、微博等为代表的非专业型新闻生产撼动了科层式的新闻传媒机构，使专业传媒机构的专属权力扩散化、弱化；新媒体技术造就了新型的传播交往关系，消弭了传受者之间的绝对界限，使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危机成为重要问题；新闻制作权的泛化和信息扩容则带来新闻的泛化以及新闻理性和新闻责任的旁落。
1.专业传媒机构：权力危机
职业传媒机构是新闻专业形成的首要保障。正是在职业传媒机构的组织和管理下，新闻生产才形成了一套专门化、标准化、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及流程。可以说，职业传媒机构为新闻生产的自主性、独立性、专业性提供了保障：第一，专门化的机构设置确保了新闻生产不再依附政治机构或利益集团，从而摆脱了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对于新闻内容、新闻话语组构方式等方面的干预和操控。第二，职业传媒机构的出现意味着新闻生产朝着制度化、常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新闻内容的生产以及新闻产品、广告营销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标准和惯例，这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第三，专业化传媒机构的运作属于市场行为，而市场逻辑决定了公众利益是新闻生产的立足点。媒体只有向公众提供他们欲知而又未知的新闻信息，吸引他们的关注，才能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售给广告商，获得经济来源。在这个售卖大循环当中，公众利益是决定整个媒介生产是否能存续和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这从根本上框定了新闻生产的专业立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职业传媒机构的存在确保了新闻生产的基本秩序和品质，并有效地维系着它的客观立场。然而，传播技术的革新、新媒体的涌现赋予非专业机构和个人组织新闻生产的权力，这首先撼动了职业传媒机构的地位。正如鲁曙明、洪浚浩他们指出的那样：“传统的新闻由科层式的新闻机构制作，其商业模式奠基于广告及发行。但公民新闻网站、新闻网志、维基百科、YouTube等草根媒体则由社区网络组成，内容由公众提供，重视对话、协作、平等多于利润，是下放式及民主化的运作模式……”职业新闻机构与非职业化组织或个人的并存构成了新媒体时代新的传媒生态，组织新闻生产的既有报纸、广播、电视、专业新闻网站等专门机构，也有公民新闻网站以及作为个体的广大网民、手机用户等等。在新媒体平台的支持下，新闻生产权力不断分化，从理论上来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介入新闻生产领域，他们可以以不同的模式进行运作：有类专业化的运作模式，比如部分公民新闻网站，将新闻生产日常化、稳定化；有个体化的运作模式，比如在个人博客、播客、网志上连续或非连续性地发布新闻信息，以兴趣为指向；有更为松散的运作模式，比如非常规性地在某些网站、论坛、BBS、贴吧发布新闻信息或通过手机短信传播新闻。在这些草根式的新闻生产当中，盈利不是主要目的，因此他们不需要广告和发行的支持来维系运转。
2.职业新闻人：身份危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撼动了科层制的专业传媒机构，而且极大地危及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在人人都拥有信息传播渠道的电子媒介时代，普通公众可以自由地出入新闻传播领域，扮演传者、受众，甚至传受双方兼备的角色，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欠缺新闻专业知识和技能，仅仅是一些业余爱好者或偶然介入者。但是，新媒体技术却为他们逾越单纯的受众身份，变身传者准备了基本条件：首先，数码相机、摄像机、录音笔、功能齐备的手机（特别是3G手机）、电脑终端等技术设备的普及使普通公众拥有了采制新闻的基本工具，这些设备不仅操作越来越简单，而且便携性能不断提高。利用它们，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将身边发生的“新闻”拍摄、录制、记录下来，并经过剪辑、处理等环节制作出“专业级”或者“准专业级”的新闻产品。其次，在电子媒介语境下，一种新型的传播交流结构正在形成：单向性的传播方式逐渐被取消，代之以一种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传播交流结构。具体来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信息接近权，更是信息发布权。这种权力曾经是专业传媒机构和职业新闻人的专属权力，而如今，权力的主体不断扩大，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公众。在庞大的网络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随意地浏览、下载信息，还可以在特定区域上传文本、音频、视频，留下自己的痕迹，比如在专业新闻网站的新闻后面可以跟帖，在论坛、BBS、博客、播客、公民新闻网站等区域可以发布原始新闻帖，抑或作为“二传手”转载他人发布的信息。而且，这种跟帖、发帖、转载即时、快速，并可以随着事件变化不断更新。
以传者为中心的交流结构在网络等新媒体的时空范畴当中失效了，传统传受关系中的时间序列性、中心一边缘扩散模式及分离机制被颠覆。这一方面扩大了新闻生产的主体范围，但另一方面也瓦解了职业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身份。在以播放型媒体为技术表征的第一媒介时代“传”总是先于“受”而发生，反馈是末位环节；“传者”通常是作为少数的中心，发散性地抵达分散、广袤的“受众”“传者”与“受者”之间存在着明晰的界限，各自具有独立的身份，这有利于新闻主体权威性的树立、“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及“主流信息”的传播、认知和接受。而以网络等新媒体为技术表征的第二媒介时代，传、受、反馈的时间秩序被打破，三者可以同时发生、交替、叠加，甚至反向运行；传受身份融合，中心失却，
信息传播的方向性被削减“主流信息”淹没在庞大的信息流之中，难以形成“信息强势”，难以对广大的公众施以影响，难以形成“主流意见”。传受主体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传统意义上作为“把关者”的职业新闻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他们的专业身份可以被普通的新媒体使用者随意攫取、盗用。公众不仅可以自由采制新闻，还可以及时地将这些新闻加以传播，且这种传播不再局限于亲近的个人或群体，而可以轻松地通过电脑终端或者手机终端传输到相应的网站、论坛、BBS、博客、播客或传递给特定的人群，普通公众生产的新闻有时甚至可以左右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比如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70码”事件等等，都是网民在网络社区、论坛首先发布新消息，继而被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关注的。
3.新闻价值：泛化危机
非职业机构和个人涉足新闻行业挑战的不仅是传统的新闻生产程式和惯例，还有既存的新闻理念本身。这直接体现在关于“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判断重新成为问题上。首先，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一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再次成为矛盾的焦点。在新媒体语境下，舒德森所论及保障新闻领域客观性的两种社会控制机制都变得更加困难，其一是通过高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用科学知识和客观态度，使受教育者放下个人的喜好和情绪。如果说传统的新闻从业人员勉强可以纳入这种控制机制的范畴，通过大学、职业教育等系统学习，他们可能形成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将一种客观性的判断和选择标准贯穿于自己的工作过程，包括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等。那么在人人都拥有“信息权”的当下，通过论坛、BBS、博客、播客、微博、手机短信发布新闻的主体更多是未曾接受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个人的理解采集、制作、发布新闻，甚至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置于信息话语之中，这就无法保障一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新闻价值标准。其二是通过与公众绝缘来形成一种摆脱市场和大众意愿束缚的业内客观性，舒德森认为科技语言、行话术语等便属于这样一种绝缘机制。但是，新闻业自始至终都无法与大众绝缘，并且在参与性、互动性极强的新媒体传播语境中，新闻与大众的联系不是疏离了，而是拉近了。大众不仅能够通过市场间接影响新闻，而且可以通过参与新闻生产直接影响它，将其引向更加个体化、极端化的方向。这意味要想建立一种自主的新闻专业团体内部的客观性机制和话语体系变得愈加困难。或者可以说，新闻生产正在朝向远离客观性的方向行进，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自我否定。
其次，新闻边界发生游移，新闻的外延不断扩展，更多的信息被“泛化”为新闻，比如服务信息、生活故事、身边琐事等等。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硬新闻不再是媒体争夺的焦点。动态新闻的地位被撼动，因为人人拥有采集发布动态新闻的设备、渠道和能力，很多原来难成为新闻的“故事”、街头巷尾的琐事也在包装后以“新闻故事”、“民生新闻”的面貌出现，这一方面是当下媒介文化的延伸，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大众参与新闻制作的必然结果，这些“新”新闻虽然在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等诸多方面并不契合原有的新闻价值标准，但是在接近性、生活化的审美倾向和高参与性、互动性方面却迎合了大众的需求。
4.新闻伦理：参与危机
新媒体以开敞的姿态将新闻生产大门向所有人打开，赋予了主体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为参与式民主提供了技术层面的保障，营造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想交流情境”。然而，非专业机构和非职业新闻人的介入，正在使新闻业日渐背离那些基本的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因为，这些新型的“信息主体”缺乏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制度规训，甚至缺乏理性精神和自律意识，他们往往以一种游戏、娱乐态度自由、随性地参与到新闻制作当中，而且先进传媒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不必负责的庇护。“如果很容易发表和传播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就很容易传播诽谤、谎言和色情信息。如果很容易即时复制和共享数字化信息，那么就很容易侵犯版权。如果很容易与用户建立个人联系，那么就很容易监视用户的行为，侵犯他们的个人隐私。”当下，新媒体这些被滥用的权力便在侵害传统的新闻伦理一理性与责任。新闻伦理中的理性向度要求新闻报道的事实真实、客观、全面，观点、态度公正、中立，不带任何倾向性。这是对新闻制作者自律性的要求，也是对其理解能力、知识及经验、观察及推演能力等做的规定。新闻伦理中的责任向度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就微观层面而言，新闻报道 须敞开事实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他们的现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帮助；就宏观层面而言，新闻报道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及社会动员作用，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电子媒介环境中扩大的主体，使新闻理性与新闻责任受到巨大冲击。首先，他们助长了虚假新闻的泛滥，大量虚假新闻充斥于各大网站、论坛、个人主页、博客、播客、SNS等。其次，他们带来更多新闻视角的偏斜。近年来的各种“门”事件，比如艳照门、兽兽门、香烟门、日记门等就充分暴露了非职业新闻生产者的个人趣味和独特偏好，他们对于晾晒各种色情、隐私、仇富信息情有独钟，并假以偏颇、极端化的言论。其后果往往是侵犯个人隐私、传播淫秽信息，甚至造成网络群集和网络暴力。再次，知识产权问题浮现。互联网便捷的复制、粘贴、下载、上传功能为使用者盗窃别人的新闻信息铺设了路径。
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
新媒体语境确实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困境，致使它作为一种专业的独立性、权威性被分权化运动所消解、拉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彻底失败和沦陷，也未必预示着新闻业的全面衰落或消亡。换一种视角来看，新的传播语境召唤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及新一轮赋权，这主要体现于传统新闻业的集体转型、专职新闻工作者身份的重构、新闻价值标准以及新闻伦理的重建。
1.传媒业的转型：深度融合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中的重构首先依赖于新闻业的全面转型，以维持它专业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这种转型具体化为四个向度。
—是深度融合。在“全民记者”全民监察员”的自媒体崛起情境下，专业媒体机构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唯一路径是走向深度融合，综合多种媒体的优势力量重建专业水准更强的组织机构。美国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最早提出了“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概念，1983年，他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传播形态融合”（theconvergenceofmodes)，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强调各种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在新媒体时代，专业传媒机构重塑职业权力的“融合”应在三个层面同时展开：第一，“内容融合”，即非职业新闻信息的有效内容，整合专业媒体和自媒体的内容优势，打造强势的新闻矩阵。第二“形式融合”，即集合文字、声音、图片、Flash、视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打破或以文字为主、或以声音为主、或以图像为主的单一式报道模式，制作“全景化新闻”。第三‘媒介组织融合”，即建立各种媒介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专业媒介组织之间应主动汇聚、联合，甚至超越这种联盟关系，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工作模式，从各自独立经营转向联合运作，整合资源，尤其是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上联动，最大限度降低人力、物力、资本的投入，节约生产成本，提升新闻产品的质量。
二是从渠道控制走向内容提供。在“媒介内容融合”、“媒介形式融合”和“媒介组织融合”的大趋势下，专业媒体机构的位置逐渐后移，更多不应是充当传播渠道控制者的角色，而是充当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这是伴随新媒体而来的分权化趋势对专业媒体最大的冲击之一，传播渠道已经不是大众传媒独占的资源，手机运营商、网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传播渠道。那么，要在新闻竞争中胜出，关键点不是拓展发布渠道，而是制作具有专业水平的媒介内容产品，不仅在自己的传播平台上传播，还要将它们提供或销售给渠道占有者。
三是从大众化走向真正意义的分众化。传统意义上的分众化是指媒体根据特定的目标受众群体进行产品的设计和营销，其分众程度有限，针对性不强。新媒体在内容分化以及定位传输技术上的成熟，为真正意义上的受众市场细分提供了条件。因此，专业传媒机构的分众化路线应体现在这样一个序列过程中：首先是根据需求和偏好的不同进行受众的分划，比如足球爱好者、娱乐新闻爱好者、教育工作者等等；其次是针对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定制不同的系列新闻产品；最后是利用先进的传播中介，比如手机短信、RSS订阅、电子邮件等方式传输产品或打包发售渠道运营商。
四是从“封闭符码”向“开放符码”转变。所谓“封闭符码”是指传播机构清楚地对内容作出分类，而且按照重要性来组织内容，版面之间的科层区别很强，传递资讯时又有严格控制，发布权在传播者而不是受众。这显然已经是第一媒介时代的内容模式。当下的内容模式应结合网络新媒体开放性等特征，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性，不对资讯内容进行严格分类，弱化版面之间的科层区化，取消传播者的单方面控制，为受众预留充足的表达时间和空间。⑨
2.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身份：意见领袖
新媒体为信息传播搭建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平台，也使新闻信息的内容得以拓展，形式得以丰富。但是与此相应也有新闻的泛化，套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来说，一种反新闻的趋势正在蔓延。这是否意味着不再需要专业新闻工作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新闻信息数量急剧增加、内容涉及面广、形式多姿多彩的情况下，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鉴别和利用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了，这对专业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诉求一他们应成为新型的“意见领袖”，专司新闻信息的整合、筛选、管理及引导。首先是信息筛选，即在庞冗复杂的信息流中选择、提留有价值的新闻，为受众提供认识周遭世界、进行话语实践的参照体系。其次是信息解释，将工作重心从抓动态消息转向深度解读、意见引导，进行意义的阐释和观点的表达，帮助大众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理解、利用资讯。最后是主持公众论坛，比如成为BBS、论坛的“斑竹”，聊天群落的管理员等，引导公共议题的讨论以及公共领域的建构。
3.新闻价值标准：高品质互动信息
传统新闻价值标准破碎的主导性原因是“自媒体新闻”的产生，即非职业新闻机构及业余人士涉足新闻生产领域；而潜藏其后的深层原因，是新媒体海量的信息容纳能力及随时更新的技术特征改变了新闻观念本身。所以，我们就有理由、也有必要对新闻价值的标准进行重建，将其推向高品质的互动信息。这意味着必须在原有新闻价值标准基础上注入两层新的含义：一层是“高品质”，在新媒介环境中，普通的新闻信息完全可以由非职业机构、非专业人士提供，那么职业新闻机构和职业新闻采编制作的新闻只能是“高品质”的信息，以其内容、形式、服务的高端化来体现其专业性，征服受众。一层是“互动性”，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滚动性，新闻事实不可能是静止的、终结性的，而新媒体技术有能力将新闻事实作为一个过程来展现，而不仅仅是给定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新闻价值标准就不再是将新闻固态化、终结化，而是展现它作为一个过程的方方面面、层层叠叠。其次是交互性，在受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人人拥有信息发布权的条件下，要想把受众排除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之外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增强新闻的交互性设置，比如在网络上开设论坛、开展调查、开通直播间等，既是吸引受众的手段，也是构建“理想的言语情境”的有效路径。
4.新闻伦理：事实与人文关怀
在新闻专业主义岌岌可危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失范不仅威胁着新闻作为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窗口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而且其负面影响已波及到更为深广的社会层面，比如社会道德的沦丧、传统价值的失落、现代教育的困境等等。重塑一种新闻伦理不仅是拯救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护信息生态健康、有序，整个社会和谐、平衡的助推因子。在传统的新闻伦理中，理性和责任的向度更多是从“事实”层面来加以表现，即在追逐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客观、不偏不倚的诉求中彰显理性和责任。如今，这种取向应转变为“事实”和“人文关怀”的并重。因为，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呼唤着对人的价值之重拾。
新闻伦理的重建依靠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职业媒体内部的力量，它们是重新框化新闻伦理范围，并将其付诸实践、作出表率的主导性力量。它们对新闻伦理的重塑和践行依托专业的理念、知识、技能及自律精神。二是职业媒体外部的力量，包括自媒体、普通公众的力量，他们是保障职业媒体所重新塑造的新闻伦理能够被认同、被维系的支撑性力量。他们对新闻伦理的自觉认同和维护依赖于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它应是现代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职业传媒机构的正确引导。
作者：刘丹凌（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重庆40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