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璜先生的《新闻学》一书堪称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经典著作。本文通过回顾《新闻学》一书的成书过程与主要贡献，重点分析了其“报纸代表舆论”与“报纸创造舆论”的观点，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得以拓宽，报纸代表舆论的功能有所减弱，但信息过载的情形使报纸创造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一、徐宝璜新闻思想的源头
徐宝璜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报刊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新闻学教育家，其新闻思想涉及新闻理论、新闻实践、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一书，包含了其主要的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教育和学术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191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徐宝璜官费留学美国，进入纽约州立林业工程学院学习，1914年转入密歇根大学继续学习。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徐宝璜曾选修过一门叫做“基础报纸写作”的暑期课程，对密大同期的其它新闻课程及学校当时主要的新闻教育项目也有所了解。他亲身体验到在美国，新闻已成为大学中的一种专门科目，大学开始承担起培养报纸工作者的任务。他把这样的认识、理念和新闻教育比较具体的形式和内容都带回了中国，带入了北大;在种种因缘际会之下，开启了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新篇。
二、《新闻学》的成书过程与再版情况
1916年，徐宝璜学成归国后，先任北京《晨报》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
徐宝璜《新闻学》一书的成书过程较为复杂，1918年9月到11月，《东方杂志》刊载了先生的第一稿，暂以《新闻学大意》为题名;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徐宝璜以《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为题演讲，这就是《新闻学》第二次修订稿的开篇;1918年10月到12月以及1919年3月，《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刊载了先生的第二稿，发表时仅有各章节名而没有使用总篇名;1919年11月到12月，《新中国》刊载第三稿，使用《新闻学》这一正式题名;1919年12月6日，《新闻学》由北大出版部出版，为第四稿。徐宝璜四易其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及思考。
1924年，东方杂志社出版《新闻事业》一书，内含两部著作，分别为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和胡愈之的《欧美新闻事业概况》，两篇文稿均为他们各自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旧作。
1930年，徐宝璜逝世，年仅37岁。1930年10月，再版的《新闻学》改名《新闻学纲要》，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发行。此后，该书又在1932年、1934年和1937年再版过三次;1989年，被纳入《民国丛书》再次出版;1994年，徐宝璜诞辰100周年，《新闻学》一书再一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又对该书进行了再版。
三、《新闻学》的主要内容及贡献
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正文部分共14章，约6万字，先生从新闻学的定义人手，对报纸工作的性质与任务，以及报纸的采访、编辑、评论和发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探讨。
徐宝璜在写作的过程中，借鉴中外、古今新闻理论成果与新闻传播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新闻学原理框架和体系，在新闻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各个新闻学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系统的蓝本。蔡元培为《新闻学》作序，称之为“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邵飘萍主持的《京报》曾这样评价：“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有不可抹灭之价值，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他无论矣。”黄天鹏将徐宝璜称为“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四、政府如何应对舆论
徐宝璜先生是在美国接受的新闻教育，其《新闻学》一书中的观点多源于西方，书中有诸多精彩的论述，但对当时中国的新闻现实而言很难说是完全适用的。然而，先生所论及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是新闻学界和业界重点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
徐宝璜先生提出新闻的职务有六种——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倡道德和振兴商业。在这里，徐宝璜引用了西方的观点：“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也。”对这个观点他表示赞同，他指出：“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先生在此特别强调了报纸要“默察多数国民之舆论”，体现了其对报纸公共属性、报纸为公共利益服务之新闻观念的认可。同时他也认识到了新闻纸所受到的来自政府机构、商业组织等方面的控制，以及这些控制所带来的后果，“新闻纸亦社会产品之一种，故亦受社会之支配。”“吾国政府，对于舆论，素不重视，且封闭报馆之事，时有所闻，遂致新闻纸为保存自身计，常不敢十分代表舆论。”相比之外，“欧美各国之政府，大抵均重视舆论，一政策之取舍，一事之兴革，往往视舆论为转移，不仅于国会中求舆论之所在，且于重要新闻纸之言论中，觇舆论之趋向。”在此，先生通过对比中外政府对待舆论的不同态度，强调了报纸代表舆论的重要性。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如此庞大的网民规模，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舆论不再需要通过报纸等传统媒体来呈现，在互联网上，不同的个体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言论表达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点。民众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地讨论政府事务，使其对政府的意见与建议暴露在互联网上，其中不乏对政府的批评之声，这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所难以想象的。
面对互联网上的批评之声，政府该如何作为?按照老旧观念去删帖和堵塞已经难以实现，并且一味地打压又会进一步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过激行为的产生。如果民众的意见难以表达、不良情绪难以排解，就会造成社会问题的淤积，长此以往必将爆发更大的社会危机。如果对民意始终采取“堵”的办法，那么就将无法化解国内一直存在的由于民意不畅而造成的制度性的不稳定因素。
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渠道，客观上也提供了不良情绪的排解通道，这种不良情绪的排解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安全阀的角色。面对意见环境的改变，政府需要做的是转变思路，考察批评声背后的社会诉求，而不能肆意剥夺民众探讨公共事务的权利，不能压制民众探讨公共事务的欲求和热情。
五、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
在“代表舆论”之外，徐宝璜先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创造舆论”这一观点。他认为，“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在列举了世界各大新闻社与国内《苏报》、《警钟报》、《民呼报》等例子后，先生提出创造舆论的三种方法：
“一为登载真正之新闻，以为阅者判断之根据。”在对新闻的第一职务“供给新闻”的论述中先生已经提到：“舆论之以正确详细之事实为根据者，必属健全，若所根据者并非事实则健全之舆论无望矣。”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只有在真实、全面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才是有价值的，根据片面事实所做出的判断价值较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这就涉及到“事实”与“真相”的关系问题。相比之下，事实只是存在意义上的概念，表明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但可能只是事件的某一个方面，并不全面;而真相是更为全面的事实，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事件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关于这一点，徐宝璜也指出：“夫新闻之为事实，无待赘言，但事实真相，往往不易探得。”忠于事实、追求真相，是新闻从业者应有的基本新闻理念。
“二为访问专家或要人，而发表其谈话。”由于民众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往往缺乏必要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因此就需要专业人士就这些问题给出建议，以供民众参考。
“三为发表精确之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强调来自报纸内部编辑人员的意见引导，先生同时提出了对编辑人员的要求——“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
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报纸代表舆论的功能有所减弱，但信息过载的情形使报纸创造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新闻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其中，价值判断是对事实更深层次的把握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观点和建议。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过载的情况更为严重，主流媒体的价值就在于为受众整合、梳理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为人们提供冷静而深刻的分析，这就需要分析和判断能力，需要更多的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加入，此外，媒体自身也要不断地学习和请教，竭力为受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判断。
强调新闻媒体对受众的舆论引导，其中必然涉及到引导的方向问题，这就关涉到价值标准的判定问题，也就涉及到价值观问题。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要兼顾坚守与创新，始终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引导民众更清楚地认识社会、做出判断，这是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与行业价值所在。
作者：焦建 来源：新闻世界 2015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