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前，我结束了一家大型能源环保企业的工作，转而投向一家并不是很知名的杂志社。在多数人看来，时值纸媒不断被唱衰，几乎遇到的每个同行，凡是在工作之中曾有交集，或者知道我曾经的履历的业内人士，都会对这次转型充满了好奇，但他们最大的兴趣点不约而同——待遇会不会有所下降。
实际上，薪水是每个人的生存之本，也是我们工作成果的体现，恐怕很少有人真的领着微薄的薪水，歌颂新闻理想。但是，如果说两份待遇相同的工作，其中一项是平凡而稳定，另一份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那么恐怕多数人会选择后面的这项工作。
环保产经记者恰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环保人不分角色
投身环保早已有规划，这并不是机缘巧合。
2006年，结束高考，在填报志愿一栏，懵懵懂懂地写下了“环境工程”四个字。事实上，与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环保产业。那时，环保产业并未像如今一样热门，2006年，在诸多同学走向工商管理、金融学的时候，我就这样选择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
其实，我相信一切都有前因后果，至少现在仍然能从事环保行业，我感到十分幸运。
回顾过往，我相信命中注定我会参与到环保产业中，毕业后，我毅然决然加入一家环保企业，曾经也与多数人一样，雄心勃勃投身于产业，然而，事与愿违，刚刚跨进环保产业的我却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2014年，《大气十条》《水十条》颁布，不少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需要进行提标改造，由之催生了数千亿庞大的市场，政府给予了大量资金用于雾霾治理，我所在的企业，也自然而然地加入到治霾大军中，被地方政府委以秸秆处理重任。其中有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根据地方政策，秸秆处理有权享受国家补贴，然而，政策制定者却有一事未曾考虑——秸秆是具有地域性的原料，你从哪里找秸秆呢?这种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导致项目最后流产。当然，这只是遭遇的诸多困境中的一个。作为一个曾经的从业者，地方保护、低价竞标早已屡见不鲜。此外，推动环保产业的政策也难以落地。
中国的环保问题迫在眉睫，另一面，环保企业却步履维艰。在工作中，我时常反问自己——“中国的环保产业究竟怎么了?”
2015年，我带着遗憾离开了那家公司，但是之前的挫折更激发了我投身环保产业的决心。只是我的选择可能更出乎意料，在我看来，中国的环保产业不仅需要一些企业去摸索前行，它更需要一些人把当中的教训、困惑加以研究、分析、反馈，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的环保产业更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从环保公司的员工跳槽成为环保产业的记者，看似不可思议的逆行，谈不上所谓的情怀，但却是一个渺小的公民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唯一手段。
也因此，从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刻，我就命中注定成为环保人，尽管身份有所变化，但从未离开过环保产业，一直在这个行业前行。
产经记者更像是分析师
我很少认为自己是记者，要不是在署名时，看到了“本刊记者”四个大字，我甚至忘了自己记者这个身份。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觉得我自己愧对于记者这个称号。“最佳环境报道奖”最佳记者得主，她只身前往非洲，与象牙走私团伙当面对话，这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调查的精神令人无比敬重，这才是真正的调查记者，而相比之下，我却远远不够。
我们发现新闻线索的途径也和其他记者的途径不大一样。新闻线索来源于爆料人，但是爆料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产经记者来说，我们喜欢从日常新闻报道中找规律，更多的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解读。譬如，在颁布《土十条》之前，一大批环保企业已经蓄势待发。你去环博会、环保论坛上多溜达几圈，跟业内人士交流，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在高谈《土十条》带动万亿市场之时，多数环保企业仅仅将目光聚焦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很少有企业考虑西部市场，那么，西部市场怎么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吗?
着手从事垃圾发电调查就是这样。早在大学期间，我们就被灌输—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而垃圾发电，是解决日益增长的城市、工业垃圾问题，同时实现循环经济的最优解决方案。每年我都会接触不少企业颁布自己在垃圾发电方面取得的业绩，但同时，我也能接触到不少对垃圾发电进行抗争的人士。
大约是在去年中旬，一则天津泰达以不到30元垃圾处理补贴中标的新闻引爆了市场，天津泰达只是一个引子，在这次报道过后，涌现出许多低价竞标、邻避效应的报道。
这背后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也初步进行了采访，但令我失望的是，采访过程中，我接触了太多的协会专家，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吹垃圾发电的环保，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媒体成为了他们为利益集团发声的窗口，许多媒体人由于缺乏专业背景，很难透过现象看本质。
唯一一个在我看来说了句良心话的专家，告诉了我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垃圾发电项目有一盈亏平衡点，根据补贴、垃圾成分的不同，即日处理量在500～1000吨上下。
这个线索，贯穿了我的工作始终。我花费了三天时间，把2013年到2015年落地的垃圾发电项目逐一梳理。
但即使真正走到了垃圾发电现场，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不会有从业者能够自我爆料，他们只是友好地接待记者而已，对于采访，他们充满抵触。事实上，真正去垃圾发电现场调查，更多的也是与这些从业人士面对面接触，扩充下自己对垃圾发电厂的认识。对于环境工程出身的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点。
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在于分析环节。将盈亏平衡点和我所走访，以及未能走访的垃圾发电项目予以分析，我看到了巨大的泡沫——低价竞标时期，我们却很难看到能够盈利的项目落地。
所以产经记者一定不能只靠采访，事实上，产经记者需要将所有的采访融汇贯通，加以自己的分析。所以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研究员、分析师，就能作出一篇非常具有含金量的产业界经济新闻了。
我们呼唤理性的环保产业
其实，我自始至终都相信，垃圾发电一定是处理日益增长的垃圾的权宜之计，但是，缺乏行业规则，这个行业已经变了味道。垃圾发电只是环保产业的冰山一角，环保产业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大气治理、固废处理还是污水处理，“政府补贴+发电上网/产出”成为了普遍的盈利模式，在业内被称为BOT或者BOO 等，近两年，也有PPP概念兴起。
但无论模式如何，中国的环保产业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事实——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很少能再看到一些优质的项目落地，相反，低价竞标已经是一种规律，而操作这些企业低价竞标的，我们发现他们有同一个规律——上市公司，或者国有企业。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其实不仅仅是垃圾发电，近些年落地的市政水务、大气治理项目，不少处于亏损运营。但上市公司为了年报比较好看，所以不惜低价并购，但低价并购压缩的成本只能通过环保支出来解决。
这些并购看似是很好的业绩，能够有效地拉动股票市场，实质上到了10年或20年后，当环保市场饱和之时，很难想像中国环保产业的未来。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时期，而环保产业是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我自己本身不炒股，但我已经深深感觉到中国股市已经成为企业炒作概念招商引资的平台，而环保热导致了一大批环保企业走向资本市场。我们不忍心看到环保产业充满虚假和炒作，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文字进行一些理性的呼吁罢了。
报道发出后，有许许多多的人与我联系。有些对我工作进行了相当大的认可，也有不少人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质疑，也引发了我内心的一些纠结——“你的文章几乎打死了一个产业，如果不焚烧发电，你拿什么手段处理垃圾?”
这位业内人士道出了中国环保现状的最大矛盾。当下，处理日益增长的污染环境的垃圾已经迫在眉睫，而循环经济的道路，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我曾经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我自己本身并不知道这次报道有什么后续影响，但在中外对话的活动上，当很多位同仁告诉我“垃圾发电行业的‘遮羞布’就此揭开，将从这篇报道开始渐渐走向理性，公平而透明。”
这不正是我们一直呼唤的结果吗?
我不认为我是在打死一个产业，相反，我相信这是对一个产业的推动。从一个环境工程专业出身的人来看，我们早已不缺处理固废的技术，循环经济也并非天方夜谭，然而，当下意识浅薄和产业秩序的缺失，恰恰成为中国绿色经济的掣肘，这才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在任何一种技术手段还未市场化之时，我们不能对垃圾发电全盘否定。但是，当环保已成利益驱使之时，我们仍然需要用手中的笔去推动这个产业理性的发展。
这篇文章引起了诸多业内人士的共鸣，中外对话的活动让我们这些人走到了一起。我曾经以为，对垃圾发电产业的剖析会因此而告一段落，但现在，在经过和大家的共同探讨才发现，我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对一个产业的挖掘才开始，但是，未来我不再孤军奋战。
随着环保产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呼唤一个理性、公平、公正的环保产业。只有每个企业能自觉做到严格守法，才能享受到追求环保品质的成果。我想这不仅是企业，更是深受环境污染痛苦每个公民的共同呼吁!
作者：闫笑炜 来源：中国周刊 2016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