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交往行为。新闻报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渗透日益增强，涉华新闻报道中的语言偏见现象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多选取批评话语分析理论（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以下简称CDA)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予以解析⑴。这类研究多侧重解释文本“说了什么”，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为什么这样说”的阐释。所以有必要引人框架理论对CDA进行整合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以期进一步提升CDA理论开放交叉的学科特性。
一、批评话语分析与框架理论
(一）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语篇分析方法。20世纪的CDA研究为传统理论期，主流代表人物有Fairclough和VanDijk,倡导采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主要分析方法。21世纪的CDA的研究迎来了交叉相融期，由于没有统一理论体系和系统的方法论，CDA理论存在先天不足。其中，VanDijk作为批评话语分析认知模式的先驱，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式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随后Chilton首次指出认知是许多批评语言学研究中缺失的链接;最终，综合前期学者的观点Stockwell对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交叉学科进行积极展望。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密切追踪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的最新动向。其发展轨迹基本遵循以下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的引人和介绍；二是21世纪初：运用相关理论对语篇进行实例分析；三是近十年：初步尝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张辉和杨波从隐喻现象和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层面探索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主要途径。之后辛斌关注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心理学发展趋势；综合前期研究田海龙进一步将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发展为“认知话语分析”和“认知语境分析”两个具体层面。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CDA发展总体呈现出交叉学科态势。但对此类研究范式的探索尚属起步阶段，仍需补充和完善。框架理论作为认知建构的一种手段，逐渐纳入CDA发展完善的视野。
(二）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FrvneTheory)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Fillmore在其着作《框架语义学》（FrameSemantics)中首次正式将框架理论引入语言学领域。他认为，框架起码应该符合两点要求：一是能体现情景或事物状态的特征；二是原则上独立于语言表达（verbalization)m。相比之下，国内的框架理论起步较晚，研究初期首先以分析框架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为开端；然后又将框架理论的认知功能和Halliday的语境理论对比，指出两种理论存在相通之处；综合前期研究，马伟林探论了框架理论与语篇语义之间的关系，指出信息资源激活框架，框架促成语义识解2|)。近十年，寻求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框架理论发展新趋势，其中，郜丽娜从词汇分类角度，发现框架理论有助于发掘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工具。
纵览国内外的框架理论的发展脉络，可总结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框架理论始于微观认知心理学和宏观社会学；二是行于自身理论的认知性倾向；三是泊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拓宽融合途径，提升理论自身的实际应用价值。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认为认知视角已然成为CDA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向，框架理论作为认知概念的一个方面，与CDA的融合还存在很太的探索空间。
二、批评话语分析与框架理论的融合途径及实例分析
(一）两种理论的融合途径
批评话语分析和框架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两大交叉学科。二者虽理论视角不同，其核心目的却有共通之处。鉴于二者侧重意识形态的共性，促使我们以认知视角为出发点从框架理论的三个层面探讨二者融合互补的途径。
1. 框架理论中“视角”和“注意窗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功能相整合的可行性。“视角”和“注意窗”是框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主位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位是句子信息的起点，是所关心的话?DWP132)。为达到某种交际目的，在跨文化新闻语篇中某些信息被强调突出，称之为信息“前景化”。相反，某些信息被刻意忽视，称之为信息“背景化”也叫“阻断”，就像窗户可以开启和关闭一样11…?6—8^。因此，文本建构者所采取的视角及所持立场会直接导致文本中某些信息被“前景化”或“背景化”，.从而隐蔽地传达了建构者主导的意识形态，甚至出现跨文化话语偏见现象。
2. 框架理论中“框定”概念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功能相整合的可行性。朱永生早期提出，所谓“框定”就是把某人某事看作一个框架中的成分，并由此设定这个成分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7]。在人际功能中，受话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被赋予的角色分配，这一过程强调的是人际交流关系。而“框定”概念强调内置于交流双方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社会角色已被“框定”，一旦交流一方激活了内置于彼此意识中的社会关系，接下来的交流会在设定好的框架内进行,自然而然地接受对方有关意识形态的传递，削弱受众对角色分配的抵触反应。
3. 框架理论视域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连贯性相整合的可行性。系统功能语言学着重语篇成分间的相互解释功能，在分析语篇连贯性的内部成因时，显得力度不足。而在框架理论视域下，每个语篇都有一个贯穿全文的整体框架，话语构建方出于某种目的极力避免使用能激活某个框架的话语，通过对语篇中等级关系和次框架关系的分析，依然能激活整体框架，因此，在分析语篇时融人框架理论视域，可深度解读隐藏于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关系。
(二）理论应用及实例分析
下面以西方主流报纸媒体对“湄公河”惨案系列报道为例，从框架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三种融合途径为出发点，对系列报道进行批评性分析解读。
1.视角层面分析。视角是叙述者描写事件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受众对事实的判断。纵观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视角转换使用非常频繁。首先，“被动语态”的广泛应用是实现“视角转换”的主要手段，如对嫌犯的描述：
在这些句子中，被宣判的罪犯被置于句子的主位位置，是“前景化”的信息，主语刻意与主位保持在同一位置，引起受众极大关注，突出所强调主题；而作为动作执行者的中方警察和报道事实真相的中国官方媒体，出现在放置次要信息的句子中间位置，是被“背景化”的信息。被动语态的广泛应用将受众的关注点集中吸引到主位被“前景化”的“重要信息”上，增加了事件的状态感，削弱了动作感，话语生成者用此类视角报道事件，目的是向受众强调罪犯在中国量刑时所处既成事实的状态，“背景化”地表现中方在惩恶事件中所实施的正义行为和采取的正义措施。其次，耐人寻味的“选词”也对视角转换贡献颇多。在中方已明确做出宜判后，系列报道中却无一次使用“嫌犯‘”或“罪犯”等明确其政治身份的话语，而是直呼其名“NawKham”或称之为“themen”。其目的是通过避免使用“嫌犯”或“罪犯”等法律称谓突显西方“重人权，尊人性”的意识形态导向，激发受众在人权、人性上的认同感，隐蔽地引导受众站在与中方不同的视角看待事件，其实质是对主权国家法律的漠视。
2.注意窗层面分析。在框架理论下，注意窗的开启程度直接影响着对受众注意力的影响程度。例如，报道中出现“OverseasChinesearealsobeingtargetedinAfrica，SouthAmericaandelsewherefortheircountry'sperceivedgrowingwealthandpoliticalinfluence.”这是典型的主事因果关系，即某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另一亊件故意发生所致。此句在句末开启了注意窗“fortheircoun?try，sperceivedgrowingwealthandpoliticalinfluence”,突出强调国人在海外遇害的原因，而事件结果被忽略“阻断”。此举目的是引导受众接受，中国人在海外被害的原因是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造成的，与西方世界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腔调一致。从而进一步对中国政府和海外华人施加压力，暗示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恶性事件源头在于中国日渐强大，语篇建构者偷换概念掩盖了事件的真实原因，极大地误导了受众。只有提高受众对语篇的敏感度和识别力，暴露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有可能消除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话语偏见误读带给双方的不良影响。
3. 框定层面分析。在系列报道中，鉴于开篇的首要位置频繁出现“televisionbroadcast”、“livefootage”、"photographerssnappingimages"和“thelivecoverage”等词汇，因此，语篇可定位在“新闻关注”框架下。在此框架下，语篇建构者的职责被约定俗成地为向大众呈现事实真相，而文本接受者被框定为被动接受事实的观众。文中多次出现“microblogging”、“Officialnewsagency”、“Xinhua”、“weibo”、“statetelevision”等词汇，它们隶属“新闻关注”框架等级或次框架等级。这些词汇在与**televisionbroadcast"等词汇共同作用下激活了总的“新闻关注”框架，并贯穿全文。而“weibo”（微博）和“xinhua”（新华社）等是中国大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多种媒介形式的出现增添了“新闻关注”框架的“客观性”，增强对受众的说服力，受众则在被激活的“新闻关注”框架下主动接受自身角色的分配，认同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被动接受事件的观众，很自然地接受话语建构方的信息传递，虽拥有对所见事件的评价权，却丧失主动追寻事件真相的原始动机。故在此框架下，一件本无争议的主权国家维护本国尊严的惩恶事件被不知不觉间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时接受大众的重新度量。这是对中国法律权威性挑战。
4. 框架理论视域层面分析。系列报道中虽极力避免“人权”等敏感词汇出现，但隶属于“人权”次框架的“dignity”、“men”、“onebyone”等词汇的出现，极隐晦地激活了全文的“人权”总框架。使整个系列报道贯穿在人权”框架的视角之下，潜移默化间引导受众将中国正常的惩恶震慑犯罪事件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同时，中国政府对罪犯的人性化关怀却未见诉诸报端，“人权”框架下对“湄公河事件”的选择性报道反映了异质社会文化视域下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误读。
三、结语
上述分析着重从认知角度揭示了隐藏在语言背后，极易被忽视的意识形态意义，语篇建构者为了影响受众使之接受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意义，采用了多种语言策略。分析证明框架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交叉融合为批评语言学理论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效弥补原理论认知部分的不足。一方面，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在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不断通过各式话语策略向受众传递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企图影响控制受众对事态的客观认知。读者大众只有有意识地提髙对各类隐形信息的敏感度，提升对语篇的反控制意识，才能消除由于跨文化误解带来的话语偏见和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也应广泛从批判性视角审视自身发展，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采用避免话语偏见的话语策略将我国的信息太化推向世界，消除文化误读，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作者简介]王丽威，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篇分析与外语教学；刘进，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外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