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的外在特征，也是提升西藏新闻传播力的重要机制之一。汉藏双语传播不仅是传播本身的需要，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西藏社会和谐,已经列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媒介发展战略。但在西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汉藏双语传播面临着很多挑战，制约了西藏新闻传播力的提升。本文的主要意图，就是在简要分析汉藏双语传播存在的政治、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解析这种传播机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提升汉藏双语传播力的策略设计。
一、汉藏双语传播是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一种特殊传播机制
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西藏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当然也遵循着国家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一般原则和规律，但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组成部分,汉藏双语传播则成为西藏新闻传播事业最突出的外在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承载着多维的传播责任。
分众传播:正视藏民族受众。汉藏双语传播的关键，实际是要充分尊重西藏藏民族占主体民族地位的事实。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藏族常住人口为2716389人，占西藏总人口的90.48%[11，毫无疑问是西藏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并主要使用自己的母语藏语。在全国基本使用汉语传播媒介的大背景下，西藏自治区构建完整的藏语传播媒介体系，实际就是要回应人口最多的藏民族受众,实现分众传播，落实传播效果。
文化传播:传承民族文化。藏民族语言媒介的直接功能，就是传承藏民族文化。藏语不仅是藏民族文化的载体和符号，更是传播媒介的媒介,藏语媒介存在的本身,就是藏民族文化的直观展示。在传承藏民族文化方面,没有哪一种语言可以像藏语这样能够实现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跨文化传播:促进文化融合。由国家通用语言一汉语言和藏民族母语^语言构成的汉藏双语传播机制，在藏民族作为主体民族的西藏自治区，其发展的重心显然在藏语媒介，但这绝不会掩饰汉藏双语传播的文化内涵。汉藏双语传播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造就中华文化宏大景观的势能,同时也承载着由民族文化认同达致国家认同的历史必然性。汉藏双语传播机制就成为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提升国家认同的文化机制。
国家战略:凸显民族传播特色。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立了藏民族的文化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藏语媒介的创办和发展，正是体现国家对藏民族文化权利的尊重。经过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持续努力，西藏自治区已经构建了全国民族地区最完善的汉语通用语-藏民族母语双语传播体系，并将其塑造成西藏新闻传播最具标志意义的传播符号。在西藏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上，汉藏双语传播被作为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发展战略，写进党代会报告:“推进汉藏‘双语’传播，全区新闻媒体全部实行汉藏‘双语’编印、播发,支持藏语音像制品、书报刊的出版发行，提髙广播影视节目藏语译制能力，使各族群众都能看得到、听得懂、入头脑、受教育。”
传播学本土化: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为途径。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传播学进人中国以来,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文化指导意义不言而喻，而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新闻学。但是，传播学即使降落中国三十年，依然未能摆脱“学习”、“模仿”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现实“水土不服”,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传播思想和技术却一直被忽略。中国的学界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传播学本土化直至建构中国传播学的使命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研究必将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必然途径之一。而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标杆的西藏新闻传播，也必将为传播学的本土化、民族化贡献智慧。汉藏双语传播成为中国传播学生命体系中的元素，一点也不是想象。
二、汉藏双语传播机制面临的挑战
对于汉藏双语传播机制设计的理性和现实针对性，人们并不怀疑。但在新闻传播实际中，却遭遇种种困难,主要表现是：
传播偏向:封闭与非平衡。按照汉藏双语传播的本初设计，汉语和藏语的传播不仅遵循统一的传播原则，而且各有明确指向,并行不悖，保持基本的平衡性。但在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和文化区别中,汉藏双语传播的走向却并没有按照本初的设计而运动。随着西藏社会与内地发达地区交流融合的加快，西藏城镇的媒介环境与内地越来越趋同化，藏族受众也习惯于接受汉语媒介。特别是在新媒体语境下’阻隔传播链条的时空局限被逐步消解，传播的国家“一体化”格局完全形成，汉语媒介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媒介形式，藏语媒介更加被疏远，只有在偏远的农牧区，藏语媒体才会成为藏族受众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介。这种城镇和农牧区双语传播的严重不平衡，就造成了两语媒介的分割、隔膜，与汉藏双语传播机制所秉持的文化融合、国家认同的初衷发生严重偏差。这种分割造成的另一种后果，就是藏语媒介的封闭、边缘化进一步加剧，正在远离民族区域文化中心的视野。
藏语媒介:遭遇现实困境。在媒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对藏语媒介的功能评价有可能发生怀疑:到底是国家民族政策的政治符号,还是传播的现实需要？在观察藏语媒介特别是藏语媒介的现实表现后，人们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前者，由此对藏语媒介持“随遇而安”的态度。同时，三种状况加剧了藏语媒体的困难处境:新媒体的强势介入，使作为传统媒体的报刊在时效性上大打折扣，而在地域辽阔的西藏,时效性本身就已经比较迟缓的报刊，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藏文报刊更不例外;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信息时代，典型的“双语人”(藏语、汉语兼备)正在减少，即使是典型的“双语人”,其语言修养更加偏向交际范围更大的汉语言;在逐渐开放的西藏,藏语言正遭遇现代社会市场规则的挑战，具备藏语言能力的人正在减少，藏民族受众在萎缩，藏语言的交际功能正在衰减。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藏文报刊领域,而在不太受文化教育程度限制的藏语广播电视领域,媒介的接受情况会稍好一些,但总的趋势并不乐观。藏语媒介的困境,正对汉藏双语传播机制构成直接的挑战。
融合趋势和方式:选择的困难。在《西藏日报》创办的准备期，毛泽东主席曾经就报纸的语言构成作出明确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报，首先应办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西藏与青海不同，不要藏汉两文合版”。这就确定了西藏区别于青海的“藏汉双璧”双语模式:汉藏语报纸虽同属一个名称，但分开运行,各自为相对独立的媒体。这种构架的意图就在于尊重藏民族文化，率先创办独立的藏语报纸。西藏的各类媒介此后基本遵循此种构架，逐步建立起汉藏双璧的双语传播模式。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具有明确的传播指向，并首先保证面向藏族受众的大众媒介传播。不过，后来的发展显示出双璧模式的缺陷:各自分割，城乡失衡，两语媒介之间鸿沟扩大，特别是藏语媒介更加自我封闭，有违汉藏双语传播的初衷。在“汉藏双璧”与“汉藏合璧”两种模式之间，当前似乎还找不到最恰当的选择方案。或者,还存在更加新颖的双语模型？
“双语人”：渐行渐远。根据学者王冰雪的意见，最基本的双语传播的传播者和受众应该是“具备双语能力，并可能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日常听说读写交流的人”。在西藏自治区,这种“双语人”就是通用语言——汉语言和藏民族母语——藏语言能力兼备的人。但实际上，这种最理想的双语传播者和受众日趋减少。减少的原因，正是信息社会必然带来的冲击:交际的范围越大，通用语言的影响力越大，民族语言的传播形态和空间就会发生转型。在大众媒介,“双语人”式的人才成为稀缺资源，一项相关调査甚至得出了绝对化的悲观结论:在藏文媒体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双语人才往往只有藏汉两语的语言文学知识’“没有一个人学过新闻传播专业,都是外行人做传媒，,而在接受传播者那里,“双语人”更多汇集于藏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拥有双语能力的非藏民族“双语人”明显呈下降趋势。汉藏双语传播的媒介生态一点也不乐观。
三、提升双语传播力的策略和方式设计
尽管双语传播面临很多挑战，但它作为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的外在特征和民族传播能力的重要保障机制,汉藏双语传播依然是提升西藏新闻传播力的基本支撑,并拥有广大的传播空间。
关键词1:理念——国家认同。不可否认’人们对于汉藏双语传播的认知存在较大争议。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引起思考:在以藏民族为主体民族的西藏地区，汉语媒介如何定位？文化的互相交流会走向何方？随着汉语媒介影响力的扩大，藏语媒介的发展成为双语传播的关键，它的存在仅仅是国家民族政策的符号，还是传播的实际需要？在信息时代，汉藏双语传播机制的媒介环境是否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核心，实际就是关于汉藏双语传播机制“立意”的真正理解。汉藏双语传播的出发点，就是既尊重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现实，又尊重藏语言作为藏民族母语的地位，落实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国家普遍实行的汉语通用媒介的大背景下，满足西藏自治区藏民族作为主体民族传播的需要。在这种格局下，汉藏双语传播实际成为汉藏跨文化交流融合的机制，而由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到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作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认同,才是汉藏双语传播应该达致的最高境界。汉藏双语传播不仅是要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和发展,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战略利益的需要。汉藏双语传播是面向不同民族的分众传播,但并不是不同语言媒介各自行进的平行线。
关键词2:模式——汉藏合璧。自《西藏日报》确立汉藏双璧的双语传播模型,遂为西藏自治区媒体基本沿袭，其用意在于为藏民族受众提供全母语媒介。但是，在信息时代，汉藏双语媒介截然分流的结果,却是拉大了城乡传播的鸿沟，加剧了藏语媒介的封闭性，造成了汉藏双语传播形态的畸形发展，违背了双语传播的本意。当前的双语传播模式,必然要走汉藏双语融合之路,面向”汉藏合璧“方向推进，探索双语传播新的路径。根据传播实际和经验，我们设想，西藏自治区除保持《人民日报》藏文版发行外，《西藏日报》藏文版要在首版设立汉文阅读提示，先行实现藏汉双语标题，逐步融入汉语文章、版面,最终达到标题、图片说明双语化,以藏语版为主体,增加汉语版面，为“双语人”受众提供阅读服务。《西藏日报》汉语版在首版设立藏文阅读提示，在要闻版标题、重要图片文字说明处增加藏文文字，逐步增设藏文版面，实现双语合璧，将西藏所有受众都纳人阅读范围。这种模式的要点，就是推进汉藏双语的融合，培育“双语人”受众。其他媒介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借鉴“康巴卫视”的双语模式(人物语言和字幕双语交替，即人物语言若为藏语，则字幕为汉语;人物语言为汉语，则字幕为藏语），推进不同语言之间的融合,扩大受众接受信息的范围，打造新的双语传播模型。汉藏合璧模式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对民族文化融合方向的引导上:一种媒介,集不同语言于一身,本身就是民族文化融合、国家认同的直观图景，它的观念引领意义，甚至要超过模式本身。
关键词3:专才培养——双文化人。在学者王冰雪的理解中，“具备双语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就是认同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双文化人”。“双文化人”应该是“接触并内化了两种文化的个体”[41o“双文化人”已然成为汉藏双语传播最理想的传播者和受众,它无疑为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教育提供了明晰的培养目标。出于正统学术文化的惯性，新闻传播学学界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存在的必要性心有疑虑，但实际上，传统的或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系统已经不能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或者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已经直接挑战传播的一般观念。这种特殊性就成为支持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最扎实的理由。不过，当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除在专业培养方案中涂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色彩外,还未能建立起自己合理的教育体系、学科构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应以培养“双文化人”为基本目标，构建自己的教育体系。我们的设想是:将汉藏民族语言的习得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藏族生源要完成良好的汉语学习，同时在藏语学习上要做到口语和书面语能力兼备；汉族生源要掌握基本的藏语言口语和书面语，藏语应成为西藏新闻传播院系学生的必修课，同时持续提升汉语母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汉藏双语传播能力教育计划，可以实验班(基地班)的方式培育汉藏双语传播专才。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出台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推动下，中央民族大学对新闻学专业结构进行调整转型，于2014年9月招收了首届新藏班，着力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双语新闻传播人才,在该领域的探索中迈出了第一步[5]。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展的汉藏双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人才培养计划也在积极推进：通过中宣部、教育部实施的部校共建、千人计划等，聘请西藏媒体资深藏语播音、主持人来校任教，重点培养从西藏招收的藏族学生，致力于培养汉藏双语播音专才。在西藏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具备藏语素养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和教育目标。特别是在高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藏语言素养已经成为与民族文化、国际社会对话必须具备的文化资格,位列人才标准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
关键词4：媒体融合——汉藏双语传播获得生命活力。新媒体的出现，正逐步打破传统媒体局限性,包括汉藏双语传播模式的困局。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力，关键在于诞生了基于媒体融合而形成的“全媒体”理念，单一媒介的封闭性和矜持姿态被消解，媒介的壁垒被拆除，同样，汉藏两语之间的隔膜也正在被化解。“全媒体”的传播模式，将所有传播资源进行了空前完整的整合,传播的时效性、大数据化、互动交流方式、公共领域全覆盖等优点，不仅给汉藏双语传播创造了广大空间,而且将传播视野延伸到国际空间，把双语传播扩大成为汉、藏、英三语传播。在超越了时空阻隔后，西藏的新闻传播应及时组建全媒体传播集团，用汉、藏、英三种语言同时进行传播，而且要紧紧追踪传播潮流’利用两微(微博、微信)一端(客户端），多语即时传播，建立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全方位传播西藏的信息,生动叙述西藏的面目，构建中国国家的真实形象。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全媒体传播机制从根本上解除了汉藏双语传播的空间障碍、语言封闭困境,大大激发了汉藏双语传播的生命活力。特别应予注意的是，以开放姿态迎接天下受众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正在成为传播西藏的利器，我们应该藉此提供丰富的汉藏双语信息，持续提升传播力。
本文初步探讨了汉藏双语传播机制构建的社会文化基础、现实挑战，并提出提升汉藏双语传播力的策略、对策设计，意图就在于强调其作为西藏新闻传播最突出特征的价值和存在感，以及它对提升西藏新闻传播力的重大意义。不过,即使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其中挥之不去的困惑——汉藏双语传播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色彩的传播机制，其实更与民族文化的融合、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国国家认同深刻关联。这就意味着，关于“汉藏双语传播”的探索刚刚开始,学术空间充满想象力。
周德仓 (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成阳712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