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讨论新闻学研究的历史，通常是从19世纪末德国和瑞士的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以及美国20世纪初建立新闻学院开始的。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有两个起源，一是1896年梁启超开启的政治新闻学传统，一是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启的学术新闻学传统。19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学，其源自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期形成的‘‘党报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又是前苏共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党报理论的一个支脉，主要由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给予了创造性的发展。严格说，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是党的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并不是学术意义的关于报纸（news-paper,新闻纸）规律的研究，而是党组织政治上对党报工作的一些系统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接受了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报道要交代事实的“五个W”以及抽象意义的新闻真实要求等新闻理念，但同时忽略报道时效，否定新闻价值这一选择事实的标准、否定新闻要客观等新闻从业的基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批判为不科学、不老实、不讲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
现在若对大学生讲授新闻学，只重复政治上的一些要求，而不讲述新闻从业基本准则，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实践了，我们需要让未来的新生代新闻传播工作者具备基本的新闻专业理念。关于新闻的专业理念，我们可以回到320多年前世界上第一篇新闻学论文，看看作者是怎样认知现代新闻专业理念的。
一、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的论文结构
1690年3月5日，一位年轻的博士候选人站在莱比锡大学一德国最古老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创建于1409年）一的一群资深学者面前。他所递交的论文是以学术研究方式完成的、关于新闻和新闻报道的博士论文。这位年轻的学者叫托俾厄斯•波伊瑟（TobiasPeucer),格尔利次（德国萨克森州）人，他在艾申堡教授（L.AdamoRechenberg,后来是莱比锡大学校长）的指导下完成了名为《关于新闻报道》(DeRelationibusNovellis,德译”"DberZeitungsberich-te””英译“OnNewsReporting”)的论文。按照当时的学术习惯，波伊瑟的这篇论文用拉丁语写成。该文共29个段落，6000多个字词，对新闻报道的形式、目的和方法进行了历史的概览和分析，他在论文中自述：文章“在每一方面有了大量的资料”。
这篇文章按照段落可以做以下划分：1-4段可以算是绪论，除了开头的话，主要讨论了关于‘‘新闻’“新闻报道”的各种定义；5-8段，回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献，讨论新闻活动的起源；9-14段，从分析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的差异入手，论证记者新闻叙事的形成，记者工作的方法，以及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职业方面的差异；15-19段，分析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构成报道的事实本身，对当时报刊的新闻提出了各种批评（根据文中所述，再对比当下的职业新闻传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300多年之后，问题仍然还是那么多）；20-22段，属于新闻实务方面的论述，包括新闻的体裁、修辞和表现方式等等；23-28段，讨论职业新闻传播的目的和新闻的作用，这与现在所说的传媒的职能基本是一回事；第29段是一组资料，即17世纪末西欧发行的各种报纸的简要情况，估计是作者搜集来的，虽然当时德国新闻业在欧洲算是最发达的，但以现在的标准看，彼时仍然极为落后和分散，不大可能有现成的材料，因而这部分只能由作者白手起家来搜集。
以现在的标准看来，这篇文章的论述比较分散，什么都谈到了，似乎都不够深，学术水平一般。但若从当时新闻业很不发达的情形看，在没有前人论述作为参照系的条件下，能够创造性地谈到新闻报道各方面的问题，而且至少从新闻思想史的角度看，材料十分珍贵。这毕竟是320多年前关于新闻业的第一次系统研究，那时除了德国出现了两家日报外，周报数量也不多，且分散，发行范围狭小。
欧洲现代报刊的发展十分缓慢，直到19世纪中叶才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新闻学到19世纪末才进入大学的课堂。然而，那时的人们已经忘却了200年前关于新闻传播业的这篇博士论文。又过了100多年，新闻的传播进入了全媒体的网络时代，现在翻阅这篇博士论文，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仿佛时光倒流，真切地感受着17世纪报纸的样式、新闻的内容、新闻话语的特征；同时也很惊讶，很多地方现在与过去竟有不少相似之处。
波伊瑟这篇论文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最早的新闻与新闻报道方面的博士论文。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历史第一，只是一个记录而已。我们重温它，在于它在学术研究的语境下，提出了较多的直到现在仍然有效的新闻学基本理念，从新闻的内涵到新闻价值、新闻真实和新闻职业道德皆有。看到这篇论文，令人兴奋的是：原来早在17世纪，新闻这个行业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职业理念，并且值得研究，就如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者指出：“波伊瑟提出很多新闻学研究方面的主题，这些主题直到20世纪后半期，在新闻媒体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情况下，才得以发展完善。同时，质化与量化研究方法的改进，也使得新闻生产和新闻内容的研究更具系统化和可信度。”
二、波伊瑟关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基本认识
波伊瑟毕竟经过了学术研究的训练，他不是凭经验张口就说新闻是什么，而是在定义的时候将那个时代人们对新闻的一般化理解与历史词汇考证结合了起来。他从17世纪早期报纸的起源开始，结合新闻报道的过程与新闻的生产来考察新闻是什么。他写道，“对于新闻报道自身来说，新闻一词作为术语，已经作为一个普遍知识被接受。”他回顾了这个术语在词汇或者历史上的用法，注意到古代拉丁文的作者分散地使用过这个词，它出现在词汇表和各种教堂的手稿中，但使用者均没有将所关注的新事实与传播媒介或者新闻的报道联系起来。
波伊瑟根据亚里士多德系统哲学的分类主题，将新闻归类为一种历史的阐述形式，他在这里的叙述颇为哲学化：新闻是“多样的或者多变的或者多种历史中的、某一多种多样的或者困惑的陈述”回到现实中，他关于新闻报道定义的叙述，相对好理解一些，即“世界各地近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或者告知”。这里含有两个层面的认识，一是事实本身是新闻，一是关于这一事实的告知是新闻。他对定义做的进一步说明是，新闻报道“仅包含在未被修饰的呈现（exposition)中，而且仅与已经发生了的、或者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共同关注的事物、或者来自流言的重要事情相关”。从这样的说明中可以看到，波伊瑟其实已经提出了现在我们新闻理论中提到的几个关于新闻理论的主要理念：时效（已经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客观（未被修饰的呈现）、事实的新闻价值之共同关注、事实的重要程度。
波伊瑟那时就已经注意到，新闻与流言是相关联的，最初的某些报道可能是流言。所以会被报道，在于它重要，在于它反映一定的社会真实。
鉴于那时新闻传递的缓慢，他简短描述了“国际新闻流”（InternationalNewsFlow,应理解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如何为人所知的过程。如今国际新闻传播的同步和现场感，是17世纪的波伊瑟难以想象的了。
波伊瑟还谈到了新闻报道的多样和某些新闻的提前制作（Pre-datingWright)现象，他认为这在新闻呈现中是必要的。所谓提前制作的新闻，即现在的计划性新闻事件（例如典礼），17世纪已有这类报道。他还谈到“尽管新闻有别于流言”，但娱乐对于新闻也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波伊瑟可能自己不可能想象到当今新闻作为娱乐的情形吧，虽然他对此有所预见。
三、波伊瑟论新闻与历史
波伊瑟写道：新闻是一种“无序的报道，所以无法确定在某一年，某种流行的称之为新闻的写作方法开始使用”。他认为，历史的写作与新闻讲述紧密相关。他将关于历史的写作的起点定位于特洛伊战争、罗马帝国形成之后；在德语区范围内，历史的写作开始于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公元9世纪），但是对历史的系统性研究，仅仅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后，那时很多人们开始将头脑的大量精力投入到历史研究中。而作为学术追随者和新闻历史学家的新闻学者，则将新闻的理念追溯到早期的口语和文字写作传统。不论怎样，波伊瑟认为新闻与历史有着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兴趣。
他接着论证道，与历史的讲述相反，新闻的讲述起源于“一群人，他们积累了普通的历史学知识，收集在阿谀奉承者中、商人中产生的，或者在这里和那里发生的、基于流言的各种混杂的信息”。由此也产生了对新闻的批判，新闻制作者作为可怜的历史学家和缺乏教育的流言贩卖者一与这样的批判长期共存；在专职新闻人员和大学学者之间，也偶尔发生冲突。
波伊瑟认为，意大利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是第一批接触这种“敷衍写作形式”的人，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使用新的“公共表达体系”或“邮政服务”，这使得他们‘‘告知远方发生的事情”变得很容易。
根据波伊瑟的看法，历史的目的在于“保存事件的记录”，而新闻与历史完全不同，它们‘‘不是为了子孙后代而写，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尽管他并不赞同新闻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他认为，新闻表现为‘‘现在发生的事情，与某种用途和吸引力之间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新闻的用途确实仅仅在于满足人们聊天时的需求和作为一种话料：有什么新闻吗?②因而他承认，新闻也可能就是简单的娱乐“除了傻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新闻的这种特性”，这种通过阅读新闻带来的纯粹愉悦或者享受，正是‘‘那些每个人都承认的事实”。他引用西塞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环境的多种变化，财富的变迁兴衰……他发现阅读中的娱乐……读者能够通过享受最完美的乐趣而得到的满足”。
波伊瑟谴责新闻的这种愚蠢的特性，认为新闻并不像历史那么有用，因为它缺乏“睿智、规律化的判断和独立的文献”。他认为报纸在传播地理方位、家族史、历史和政治知识方面很有用，因而强调报纸传播政治知识的意义、报纸对商人的意义。但他写到这里没有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四、波伊瑟论新闻报道的真实
17世纪，德国还处于前工业革命时期，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规模化小商品交换已经很繁荣。波伊瑟将新闻报道的起源，归因于“部分出于人们的好奇心，部分出于人们的占有欲望，二者共同造就了新闻纸的销售’。“为了满足好奇心，人们渴望新闻。”他还注意到新闻中关于社会政治兴趣的部分，以及新闻与商品经济、利益冲突的关系。
他观察到，那些向公众讲述新闻的人同时赋予了关于事物的知识。这些内容，他们只能从两种途径获得：通过自己的观察，或者通过对别人第一手经验的复述。波伊瑟看重积累下来的第一手资料，认为这就像法庭倾向于相信那些目击者而不是从他人那里获得材料。他比较赞同塞内卡人（Seneca，纽约州西部的易洛魁族）的自然调查研究（NaturalInvestigations)和其他古代资源，主要是指自身观察和采访，而不是现在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报道从消息源那里获得，或者经由多数人的证实。但波伊瑟也承认，完全依赖于个人经验获得信息对于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过度局限的历史观点”。
面对复杂的材料，在其中分辨真伪，波伊瑟认为需要“完善智慧和天赋的正义”，这才能使得一个人能够把值得记录的事物从“空洞分散的流言”和细微琐碎的事物中区别开来。他引用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话，要求新闻报道者所建构的事情中应该“没有偏爱或厌恶”。他批评道：“对于新闻收集者来说，有一点他们没有经常感觉到，那就是正义是要争取的东西。他们过度关注于那些细微的事情，却忽略了那些阅读起来对人有用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他们不加区分地看待他人编造内容，甚至当他们对事情还不确定的时候，就将可疑的转述和他人的推断当作历史四处散播。”
看来，那时波伊瑟已对当时“包打听”性质的职业新闻传播者具备了德国大学惯有的批判意识，提出了分辨新闻材料真伪的要求。他意识到了“真实与确实”（truthandcertainty)的差异，还谈到记者‘‘交易中的期货”（stockintrade)，显然已经十分熟悉这—当时尚不是主流的行业。波伊瑟既看重一手材料，同时也重视‘‘完善智慧和天赋的正义”，其实这里的“完善的智慧”和他引证的‘‘没有偏爱或厌恶”，就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客观公正的原则“天赋的正义”是指对事实的政治或社会性质，给予正确的是非判断。
对这类新闻报道的“庸俗的缺点”，波伊瑟认为，这与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问题有些类同。例如，有的历史学家忽略重要的事实而详述那些不重要的事情，陷入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描述之中。
波伊瑟看到了新闻报道中混杂着真实与“未被证实的流言”，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报道者可以发布那些他们并没有必要相信的新闻，因为他们无法制止他们听到的东西。所以，只好遵循贸易和广告主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由买主自行当心。他并不认为报道者要对所有报道的真实性负责任“一切都留给明智的读者去抉择”。波伊瑟引用1676年弗里奇（AhasverFritsch)出版的书中一句警告性话，作为他对新闻内容讨论的总结：“人们不应该盲信新闻报道。”
波伊瑟意识到，真实而准确的报道，对于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效用。但他同时也认为，故事的娱乐效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只有那些愚蠢的东西”应该被摒弃。为了达到新闻的品质，信息必须准确而真实，但不应该单调乏味。
波伊瑟认为，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在于‘‘对真实的贡献”。尽管相比历史学家，新闻报道者在这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他把真实的讲述当作新闻报道中不能回避的规范：“从来不允许说谎，或不能告知对他人有决定性意义的谎言，或不能告知给人造成损失的谎言。”而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闻从业者还认为，只要能够获得情况，是否说谎无所谓。比照17世纪的前辈，我们在理念上似乎反而倒退了。
五、波伊瑟论新闻价值
波伊瑟的论文没有提到‘‘新闻价值”这个词汇，但相当多的内容，实际上讨论的是新闻价值问题，他在新闻学研究史上第一次以学术名义对新闻内容进行了分析。
他发现，人们阅读报纸的最大乐趣，来源于对报道中的事件或人物的熟悉。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共同兴趣、心理接近是选择新闻的标准。波伊瑟说:“如果地点、著名的人物，还有在他那里所发生的特别事情我们都想知道的话，那么讲述者将赋予报道更多的乐趣。”相反“如果那些人物和主题不为人们熟悉”，这就像人们看到一个人的脸是画面上，而不是通过面对面看到的，其兴趣肯定大减一样。
波伊瑟把新闻报道的内容划分为三类不同的故事类型，称作‘‘新闻报道的要素”（实为现在所说的新闻价值要素）：
1. 自然中“惊人而不寻常”的事件。他把大自然中发生的关于洪水、风暴、地震，以及新近发现的各类现象，都划到这一类。不过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把“艺术作品和演出”归类为“自然事件”。
2. 政权的更替。这类事件现在通常叫“政治事件”，包括政变、战争、谈判、新法令出台、法律审判，领导人的出生（君主政体下）和死亡、君王的继位或就职典礼、公共仪式的变换或者恢复、重要人物的死亡等等。
3. 基督教会或者文学上的事务。这一分类，可能与当时德国宗教与文学的紧密联系有关。只要回顾—下欧洲各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文艺作品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宗教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之一，并且是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在波伊瑟那个时代，这一分类实际上是将与智慧、智力活动相关的事项归为同一类报道的内容，它包含了“这种或者那种宗教的起源”，新教派的发展与分裂，宗教会议的举行，法令和更多的关于牧师的故事；还有文学争论，有学问的人使用的新词汇，以及自然历史方面的事实、市民的活动、教会或文学界的不幸与死亡。不过仍然令人不解的是，波伊瑟把那些不计其数的社会新闻，也都归到了这一部分。
以上的分类虽然有些地方从现在的角度看，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但波伊瑟将选择新闻的标准划分为三大类，还是比较清晰的，即自然界发生的异常情况、政治领域中重大变化、社会领域，特别是智力领域中的大大小小变动。
波伊瑟所处的时代，新闻讲述者大量关注的是那些琐碎的事情，煽情的和私人的事情。报纸在那个时代根本谈不上高级报纸和市民化报纸的区分，也没有规范的报纸市场。把这些无所不包的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类别，确实比较困难，可能也让波伊瑟伤透了脑筋。因此他自己说，发明了“一些经过普遍的审慎仔细思考过的词汇，对值得向公众报道的材料进行选择”。
波伊瑟在对新闻内容划分的过程中，仍然不忘对较多的当时的新闻内容进行批评。他将以下内容列为不该加以报道的，希望新闻报道中避免出现：
1. 繁杂琐事，过于一般的日常活动。此类事务诸如天气和季节的变换和王子的私人活动（打猎、设宴和观看戏剧演出，以及到某地参观城堡和观看阅兵，等等）。对这类信息的需求，波伊瑟认为它们仅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源自尤里乌斯•凯撒），报道这些东西相当“荒谬”而‘‘愚蠢”。例如王子们“有多少珍宝和金饰衣服（每个王子都有）是对任何人都无用的知识”。他就此写道：“这种对需求满足的渴望，在没有什么新闻要素的情况下，将通过不重要的和明显无用的材料得到满足。”
波伊瑟作为学术人，把新闻的标准限制在比较严肃的事实的变动方面，对于不够高雅、无意义的事项持否定态度。这与德国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相当程度的禁欲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有关。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新闻选择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或者说变得宽容了，因为人们的自由时间远远多于17世纪。作为一种对好奇心的满足，人们关注王室的行踪，甚至还有专门关于王室的出版物发行。现在新的职业道德底线在于，不得非法窃听和跟踪偷拍。
2. 对罪犯的惩罚行为和市民私人事项。波伊瑟认为，关于对罪犯的惩罚（显然是指涉及暴力的层面），以及那些“属于私人日记而非公共记录的事情”，不适合于新闻报道。在这里，他其实谈到了当今新闻职业、新闻道德的两方面的禁载内容：暴力和个人隐私。
3. 国家秘密事务。波伊瑟不赞同报道未公开的“公共事务的私下交易”，这涉及到现在新闻职业规范的一类，即对国家秘密的禁载。但何为国家秘密，在认识和界定上，当时涵盖的肯定相当广泛。
查核波伊瑟的论文，显然他不知道早于他40多年出版的英国人约翰•米尔顿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因为这本小册子没有流传开来。该书得到广泛流传的起点，是此后100多年的1788年，那年法国的米拉波伯爵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将其翻译为法文，路易十六被迫开放言论自由。®波伊瑟和他同时代的德国人一样，并不认为新闻报道或报纸是可以监督政权的“第四权力”。波伊瑟注意到“尽管事实存在，可是关于统治者的事实却很少被报道”，因为“报道那些有权力禁止一切的人是很危险的”。他支持新闻审查，认为‘‘新闻在出版前应该受到适度审查”，并谨慎地提醒：“当一个人还活着或还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约束自己。”他甚至说：“那些王子不想传扬的事情，不应该随意摆弄。”不过，他持有这种观点不在于盲目支持任何当权者，而是因为他看到大多数人对政治视而不见，很容易被谄媚者和仇恨者所驱使。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描绘和讽刺过德国小市民的种种表现，波伊瑟在这个问题上，显现的是—种典型的德国小市民的心态或观点。
4.有损道德的内容。根据波伊瑟的看法，新闻的作者不应涉及淫秽的内容、“邪恶的观念”或者破坏承担责任的事项^“根据有名望的人说法，天真无知的想法不应该被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传播或者激发邪恶的黑暗报纸所迷惑。”然而，在波伊瑟的那个时代，新闻报道中的这方面内容较多，因而他指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新闻的内容典型地‘‘不那么适合子孙后代”。
六、波伊瑟论新闻的结构
波伊瑟关于新闻的结构与写作形式的论述，看起来更接近现代。他认为，新闻是一种“匆忙的写作形式，常常起源于那些无关紧要且明显无用的材料之中”，主要根据“所报道事件的性质”而发生变化。因而新闻故事的文学结构通常是“武断的”，比如有时报道一些毫无关联的事情，它们遵循的是“匆忙的结果”。但是同时，波伊瑟又说，随着事件的向前发展，新闻的结构就会相应地按照逻辑进行排序，进而他提出“行为中通常有6个相似的被观察到的要素”“必须被加入到报道中”。这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运用的基础新闻写作结构，即六个“W”：何人、何事、何时、何地、如何（事情的过程）、为何。
现在的新新闻主义的观点，即文学化描述的观点，早在那时就遭到反对。波伊瑟认为，新闻的“措辞或者形式”不应该是诗歌化的，或带有过多修饰。诗歌化的形式只会混淆读者，而不能准确清晰地传递信息；带有过多修饰的写作会‘‘激怒”焦急等待获得新闻诸要素的读者。就这方面的基本原则而言，320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动，波伊瑟关于新闻结构的论证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波伊瑟引证的一些历史上关于写作的材料，可以用于新闻的写作，现在被我们忽略了。他引证的经典作者包括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演说家西塞罗（Gcero,前106-前43)、古罗马帝国时期的讽刺作家卢西恩(Lucian,125-180)、作家和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23-79)和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35-100)。根据他们的论述，波伊瑟建议新闻的修辞原则可以考虑以下若干条：
1. 新闻应该是可以马上被理解的、真实而准确的。
2. 新闻必须是平淡而简短的。这一点来自他引证的西塞罗的格言“没有什么比简洁、清晰和准确更令人高兴了”一因此应该避免含混不清的词语和词序。
3. 语言必须是纯正、清晰的。这里引用的是老普林尼的话“真实的信息”应当是‘‘平淡而毫无装饰的”。
4. 应该避免不为人知的、知之甚少的和模糊的词汇，以及含混不清的语言。这个观点来自卢西恩。波伊瑟进而说，新闻应该‘‘确切地阐明事件，尽可能清晰地说明，既不使用不为人知的或者过时的词汇，也不使用交易市场上那些模糊的语言，但是常见的俗话和通过教育学到的术语除外”。
七、仅有资料意义的最后一段
波伊瑟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不是对自己基本观点的总结，而是对当时西欧的报纸做的简要介绍。他记录下各种语言的日报、周报、半月报，甚至半年刊的报纸、不定期的报纸，但他对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报纸没有做任何评论，因为它们‘‘已被充分了解……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再进行充分细说”。但他注意到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报纸上的“奇怪标题”，例如《勇敢的新信使》（TheGallantNewMercu¬ry)“涵盖一切所发生的奇怪的事情”。他身在莱比锡，认为那里的报纸令人喜爱，因为它们‘‘展现出对所报道的事件的选择，略去那些琐碎的事情和各种流言。
在第29段的最后，他声明，把对各地区报纸的评价留给‘‘聪明的读者”，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原则不允许粗鲁的责难”。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套话：“我们祈求上帝，德国人或者我们同一地区的人们能够接触到并欣然接受这些关于新闻报道的分析。所有荣誉归于上帝（SoliDeoGlo¬ria)。”
八、波伊瑟的论文对新闻学研究的意义
1690年，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颇为遥远。正因为遥远，这篇诞生于那个年代的世界上第一篇新闻学博士论文才对我们更有意义。在报纸还很不发达的年代，波伊瑟做了一项具有专业意义的研究工作：他不同程度地关注到报纸这一社会新事物背后的人类新闻传播特征、目的与需求、手段和道德分寸、报纸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确立了一些至今我们还在讨论的新闻学母题，特别在新闻价值、新闻真实、职业道德方面。他对由新闻职业特征而带来的传媒的弊端所提出的批评，明显具有前瞻眼光。他指出的报纸的一些弊端，真正规模化地显现是在19世纪以后，然而他指出这一点，是在此前200年!“新闻专业主义”是20世纪提出的，但在波伊瑟的论文里，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波伊瑟之后，欧美的报刊经历了百年左右的党报时期，然后陆续进入商业报刊时期，这时已是19世纪后期了。在这个时期，新闻学才作为一门学科存在，自然需要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基本理念。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是从革命战争时期走过来的，接着又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那个时期我党我国的报刊环境有些类似于欧美历史上的党报时期。当今我们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而且同时又处于信息化的年代，因而我们的新闻学理论需要从政治替代专业理念转到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主的结构上来，在这个意义上，温习一下最早的新闻学文献，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