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新闻客观性？
新闻客观性是规定的道德准则，自觉意识并清晰表述是其一个特点（SchUdson，M,2001,151)。所谓“自觉意识”，就是有明确的主客观之分。我们赞同这样的基点，因惟有如此，才能找到新闻客观性的“源点”（同前，150),并说清其基本含义。
自1890年代到世纪之交，在Newspaperdom和TheJournalist这两份新闻行业杂志上，没有出现过“客观性”一词（Streckfuss，R.1990,973)。在1923—1930年代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年会所出版的所有议程中，也没有见到“客观的”或“客观性”的用法(Nash,V.,1928,引自Streckfuss,R.,1990,974)。不仅如此，在1924—1929年的《新闻期刊》（后改名为《新闻学季刊》）上，同样找不到“客观性”踪迹。弗林特（Flint,N.，L.)教授1925年出版《报纸的良心》一书，里面收集了19家新闻机构的道德规范条例，它们几乎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被采用的，可里面就是没有“客观性”，连弗林特自己也没有在书中用这一概念。经Streclduss查证，第一次明确地给“客观报道”做界定（Slreckfuss，R.,1990,974)的，是1924年出版的克劳弗德（Crawfoid，N.)的《新闻道德》一书。可见，认为“客观性”被确立为一种实践或理想是1920年代之后的事，还是有充足依据的不过若不是以名求实，此前类似“新闻客观性”的说法却不少。比如据学者Minmdo考察，在19世纪出版的不少新闻学教材中，对于不偏不倚、要罗列事实而不要插人意见等等，就已十分明确。最有代表性的属休曼（EdwinSchuman)的《新闻学人门》。[1]在这本1890年出版并被誉为“19世纪最优秀的影响深远的”新闻学教科书中，几乎所有后来关于客观性的元素——倒金字塔结构、不党、不偏、据实、平衡——都被深人讨论。休曼甚至指出，在报道中应避免任何观点，“新闻和社论分开”是“现代新闻业精神”的要求，二者的混合就像国家和教堂不分一样危险（Mirando,J.,29-30)。这种思想的源流似还可以追溯更远。比如在1702年出版的《伦敦每日新闻》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类似的编辑方针（Rocheo,1975/1994,50-51)。据此,Mirando做了如下的结论：“1800年代新闻教科书的作者没有一个特别提到客观性这个词，但所使用的术语和解释，却没有一个是与客观性无关，这足以显示]9世纪的新闻学教材对新闻客观性的欣然接受。”“从1867-1899年，这些教科书的作者都坚持认为，客观性不仅仅是记者的一个理想，而且也是一个新闻实践的常规方式。”（Minmdo,J.,同前,30-31)事情因此而变得复杂。
Minmdo的结论暂且按下，先来看舒登声对当时报刊状况的描写：在1870年代的便士报，新进记者的确要进行事实是第一位，除了事实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人门教育。问题是，记者们在操作上仍然常常手足无措，最后在动笔时，生动活泼仍然占了第一(1987,77-81;71)o这意味Mirando先生所谓的“客观性因素”非但落不到实处，反而被置于生动之下。还有其他史料能够为此作证。比如1878年普里策创办的《邮讯报》，在最初的几年里，就不乏“夸大之词、半真半假之言、捉弄人的笑话”，而且“这个时期的其他报纸也有类似的问题。”（迈克尔•埃默里等，2001，201)Mirando百般推崇的休曼《新闻学人门》中也说，当时的新闻实践对于虚构并无反感甚至不绝对排斥，“基本事实要真实，次要细节可以想象，这是被每个报纸都认可的合理规则。”(Shuman，E.，1894，引自Schudson,M.1978，79)[2]由此看来，上述教科书中的这些观点更多是一种操作上的指导，让初学者知道什么样的作法是值得赞扬，不可能是Mirando所认为的记者的一种理想——即主动追求。客观性直到1890年代远没有被确立为一种实践和理想(Schudson,2001，156)，看来更可信。
由此马上引出另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规则与客观性的关系。假若赞同这些规则是一种操作指导，那么，其用意主要是在规范便士报的行为，以便体现出不同于党报的鲜明色彩，像舒登声说的，是要促成一种“新闻职业理念”（同前，77)。美国的NationalPoliceGazette在1846年2月21日就说，之所以不顾一切关注准确和真实，就是与党派政治行为唱对台戏（Schllier,D.,1981，104To此种思维逻辑，与便士报自己声称的不偏不倚，政治独立不仅是一脉相承，而且也是这一种努力在新闻报道实践上的具体落实。尽管它们与“新闻客观性”不是格格不人，并且从新闻职业化与新闻客观性的相互促进上，这些规则也是不能忽略的环节，但没有认识到“主观”也就谈不上“客观性”。所以它们与后来自觉意识到的作为职业理想的新闻客观性非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不能随意转换。席勒(Schiller，D.,1981，5-6.)就以为，客观性不等于没有或减少政治偏见。斯切克弗司则警告，不可将中立与客观性混为一谈。Lichtenberg(1997,327)甚至把新闻客观性不尽如人意的一个原因归之于混淆了客观与中立。甚至到了18世纪60年代，科学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他们也没有想过要让事实与价值分开。社论说教之不可取，在他们看来不是因为其主观，而是不如事实那样切合实际。19世纪并没有关于新闻和意见的严格区分(Schndscm，1978，80，87;Hackett，R..andZhao,1998，29)。这’也正是我们目前所有论著中始终说不清道不明的。
不仅如此，科学主义的熏陶反而让记者们相信自己几乎就是科学家，更勇敢、更清楚、更真实地揭示经济和政治事实（Schduson,1978,72、71)，是其首要职责。事$成为新闻业衡量并指导报纸实践的标准，而且他们都普遍相信，这样的事实就是“真相”，至少是真相的一个部分。自此，1830年代开始的便士报，在原来不偏不倚的起点上有了进一步拓展，开始发现并找到了自己职业的立足根基：报道事实，开启显露社会真相的窗口。
这个坚信事实就是世界一个部分的素朴经验主义（Schudson,1978，122)，在“一战”后土崩瓦解。宣传、公关、人类无理性等等，使人们蓦然省悟，原来事实可以摆布，甚至由人所建构。由此导致两种回应：第一是像政治专栏类的主观型报道开始在报纸上制度化；第二，主张用一种对报道“规则和程序的忠诚来取代对事实的简单迷信”，这就是“客观性”。“在这样认识中，客观意味着一个人关于世界的陈述可以被相信，如果他们服从专业社区认为合法的已经确立的规则。在这里，事实不是世界的一个方面，而是大家认同的关于世界陈述。"(Schudson,同前，7)所以，必须记住这一点：发现或需要客观并非出于人类以为自己能够客观的天真想法，而是由于认识到他们自己不能客观（Streckfus，1990，974;Schudson,同前，122;着重号引者加）。[3]在我们现有的一些成果中，认为是“一战”使得人们对客观性发生了怀疑。其实“一战”之后人们所怀疑的是之前关于事实就是真相的观念，而不是客观性。恰恰相反，客观性是在这样的怀疑中才产生。既然如此，认为西方的客观性就是要求报道“真相”，是一种“新闻真实观张达芝，1994,36-37)，显然是一种误解。
初初看去，专业社区的这些规则（如事实与意见分开、平衡公正等），与Mimndo在19世纪教材中所见到的好像差别不大，但千万不能忽枧其背后理念的变化：再不是为与党报划清界限而要求的事实与言论分开的操作指导，而是基于一种信念，即：相信人们能够而且应该把事实跟价值区分开。客观性是对事实的信奉和对‘价值’的不信任，并且努力把二者分开。（Schudson，同前，5-6)不仅如此，既然客观性是“专业社区”所应共同遵守的规章，自然也就是这一“专业社区”的合法性依据。所以舒登声(2001，161)说，始于1920年代的客观性表述，是出于一种对读者的忠心，更是出于对他们自己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而不是他们的发行人或发行人所喜欢的政治团体的忠心。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记者们也就更加频繁和更加一致地重复新闻实践中的这些规则。换句话说，新闻客观性虽然体现在外在的操作规则上，但其骨子里，是一个职业团体对自己职业规范、职业理想的明确申明和维护。“它们之所以是必需的，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它们是技术上的规定，也是道德上的规定。”（引自迈克尔•马尔凯,2001,31)所以，新闻客观性是一个由理想、假设、实践和制度混杂一起的体制（regime)(Hackett,R.andZhao,1998，1),是职业组织的伦理道德规则（Schudson，1978；2001),不宜仅仅看成是一个报道原则（李良荣，1997，49;甘惜分，1993，14;童兵，2002,94)，更不属一般的业务指点。
现在可以对什么是客观性做这样的回答：客观性是指意识到新闻报道中的“主观”，从而要求事实与价值分开的一种专业信念和道德准则，它产生于1920年代。从便士报[4]开始的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分开，乃至到19世纪后期，相信事实就是真相，是美国新闻业职业化历程中的各种操作与观念的变迁。它们是客观性历史链条中的环节，但并不就是客观性。
二、为什么会产生新闻客观性？
客观性是新闻业作为一个独立职业组织的需要，这是舒登声在“DiscoveringtheNews”中的回答。2001年，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但为什么是“客观性”而不是其他？“客观性的普遍接受与电话和电报的发展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报刊史家长期以来的看法（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2001,212-214)。关于此，说得最为极端的还是凯瑞(Carey，J.)o他说：“客观性的源头也许要通过语言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长长线路上的空间延伸之必然性中去寻找。”（1989,210)这让舒登声愤怒不已，认为是一种肤浅的技术还原论（2001，158〉。席勒也批评道，关于技术及通讯社发展对新闻客观性的影响，从编年史的角度好像无可非议，不过有证据表明新闻客观性并不是通讯社电讯传送的结果。在美联社开始运作之前，新闻报道显然已经重视事实和“真正”的新闻。在某种程度丄是通讯社在遵守已具独立品格的客观性规则而不是相反。关于技术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他觉得另有一个根源可觅：19世纪后半叶那种对现实精确、准确并能被广泛辨认的照相式复制理念，影响了后来的新闻客观性。
与之相比，科学对于客观性的作用则少有争议。"自然界被认为是真实和客观的”，而“无偏见的、超然的观察提供了建立这些定律的证据”（迈克尔•马尔凯，2001,26,27)。关于科学知识的这种标准性认识，于新闻客观性的影响是明显的。有学者就认为，有一个外在的世界，对一个事件的说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世界或者其部分，就是新闻客观性的假设前提。所以，新闻客观性并不是指媒介是客观的，而是说那个外在的世界可以被客观地报道(MolotchandLester,1974，转引自Schiller,1981,2)。对事实的崇敬还使历史的地位大幅上升，南北战争后大批记者介入到历史写作领域，就是一个标志。科学实证主义和历史共同促成了一种对被报道的客观世界的总体接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新闻做出了同样的承诺（1981，80、87)。
就政治渊源，新闻客观性与启蒙主义理念密切关联。有学者提出，便士报之前的劳I报刊，接受启蒙运动的政治遗产，声称公正无私报道世界原貌，不因个人或集团私利而歪曲，以服务于全体公众或所有市民，可以看成是客观性的雏形，或者新闻客观性的最早版本（Hackett，andZhao,1998,23-24)。后起的便士报，正是打着劳工报刊的这面旗子，来贏得读者。他们试图提供能适合所有读者的新闻；揭露对劳动阶级权利的侵害；呼吁社会改革，由此俨然成为人民和公共利益的无畏捍卫者。他们坚持要为社会提供独立和公正的新闻，以使所有的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并形成对各种重要事件的意见(Hackett,andZhao,同前，29)。便士报这种保护自然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要求，是建立新闻客观性结构的持久性基础（5(^仏1*，1981，75)。换成舒登声的表述，则是便士报表达并创建了民主市场社会的文化，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和知识差别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成为相信事实，不相信现实社会；或者说相信客观，不相信价值这个信念得以兴盛的根基(1978,60).
按此来看，把便士报以提供不同读者都愿看的新闻为主而不是意见，仅仅看成是一种经济因素或市场策略是不够的，[6]同理，也不能据此来推论新闻客观性的产生完全是一种商业的逻辑，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得到读者或者公众的认同和信服。席勒的观点是，新闻客观性的确是商业性报纸所为，侣却是为了政治功能——公共利益的保护和监督——的发挥。客观性若是一辆马车，拉动它的是两匹马：跑在前面的是商业，紧跟后面的是政治（1981，3)。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孕育事实、中立、真相等等观念的一般社会历史语境，那么，20世纪政治经济等等的急剧变动，就是新闻客观性概念产生的直接动力。变动首先来自对公众理性的怀疑和无理性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代议制民主，乃至于报刊反映社会、揭露真相作用的不信任，（Schudson，1978，128-129)。李普曼说，报纸只能是报道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揭示真相（2002,283)，看似针对报纸的基本特点，实质上却动摇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报纸一直引以为豪的社会良知的期许。既然如此，报道事实、揭露真相，担当社会公众的保护神的第四等级角色也就随之摇摇欲坠。
经济变化同样令人失望。企业的扩大与实行股份制，表面上更加民主，实质上其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专家与精英手中。普通民众受到重视，在于其作为消费者的身份，并不是掌握了什么发言权。当民主和市场持续扩展时，随着投票权和资本的扩大，权力离民众反而比过去更远（Schudson,1978，158)。公众的无理性，加之一切——从政治、经济到媒介，都在一部分人的操持之中，在这样的状况下，新闻媒介报道的事实，即便不是谎言，也绝不可能是真相。新闻媒介的两个方面表现，让这样的担心得到了证明。第一是“一战”后的“恐赤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赤色分子”遭到迫害，报纸在总体上是推波助澜，“基本上都没有能够维护遭受不公正打击的那些人的公民权利”。（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2001，302)。李普曼和梅尔茨在1920年发表的关于美联社和《纽约时报》1917-1920年间对俄国革命报道的失实，据信是社会科学第一次提供了系统证据说明新闻报道者自身的主观性（Hackett，andZhao,1998，40)。第二是战后所兴起的热衷于性、犯罪与娱乐的小报，“大多数的报纸随波逐流，而不愿通过坚定地展现重大新闻或解释来向国家提供导航作用。”（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2001,309)
同时而至的另一个因素——公共关系的出现及其开始作为一个行业，使得新闻传播领域的这种危机进一步凸现。公共关系的发展，不仅应证了公众无理性的疑虑，同时也是宣传的胜利和新闻业秉承的“事实”信条的失败(Schudson，1978，134-138)。由此使得新闻业原来的立身之道岌岌可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让新闻业更是雪上加霜。英国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蓄意传播的谎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多，整个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压制事实真相（转引自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2001,293，脚注）。
正是宣传与公共关系的这种联手出掌，击毁了被新闻业长期祭拜的“事实”信念（Schudson,1978,144)。于是，事实与价值分开——作为职业道德准则的新闻客观性概念终于在1920年代粉墨登场。到了1930年代中期，“一战”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客观性，成为通常的说法。
出于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从一开始，客观性更多地就是一个理想，哪怕是倾心信奉客观性的记者也认为其远不可及3这正是1920年代产生的客观性与1890年代建立于朴素经验主义基础的“现实主义”的最大区别，因为那时的记者几乎没人怀疑自己反映现实真实的能力。即便如此，新闻业还是坚持并相信客观性，“这一方面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抱有这样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基于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同时普通民众的渴望也给予了他们一种压力：从已被确证的怀疑和无所适从中寻求解脱”。“新闻客观性不是信奉事实信念的最后表述，而是要维护一个为这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所设计的一个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性是现代失落感的一种需要”(Schudson,1987，122;156-159)和抚慰。这一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有堂吉诃德之风。哪怕得不到该有的敬意，回报也不应是“桑丘”式讪笑。
从启蒙理性，到为公众说话，便士报的发展以及对新闻的追逐，为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0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无理性的发现并由此而来对媒介新闻实践的怀疑，原有的反映社会真相观念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一战”宣传与公共关系的连袂出场，给予事实、公正、不偏不倚等新闻报道规则是致命的一击。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为了在怀疑中寻找出路，在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中捍卫新闻媒介组织的合法地位，已经拥有自己独特工作方式、规则和职业文化的报刊，终于打出了“新闻客观性”的旗号。新闻客观性的这一历程，以舒登声的表述，是一个因应社会状况的发展历史，是1920和1930年代对民主市场危机的一种回应(1978,158)。
三、新闻客观性为何攻而难倒？
然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批评，伴随其诞生就一直不绝。
首先，新闻客观性支配下的媒介，成为政府或社会权势阶层抛头露面的舞台，因为这些人或部门才是其主要的消息来源。甘斯(Gans)做过统计：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媒介报道的新闻中，主角是知名人士，最为常见的是总统、总统候选人、联邦官员和各级政府官员（1979,8-13)。仅此就足以证明，自以为是“客观”报道的新闻媒介，实际上趋炎附势于社会权力。更要命的是，它因此而被政府和社会权势所操纵。麦卡锡主义'利用新闻客观性规则得尽便宜，操纵记者之娴熟犹如巴甫洛夫之于狗（Rovere,R.,1950;引自Schudson,1978,168),以及1960年代美国政府关于越南战争报道的管治，就是上好的例证。其次，新闻客观性实践遭人诟病最多的是其不可能带来社会真相。“只不过是现在有某物出现，然后随之有某物出现”，“只不过是一些同时并列和先后相继的状态或事物在时间上的连续状况”，“在时间上的连续中是没有因果联系，因而也没有必然性的。”黑格尔（1978,206)对休谟经验哲学的这种批评，也不妨被移用到“事实与价值”分开的新闻客观性上，因为二者本来就有共通的基础：只有个性，没有一般；只有偶然，没有必然。由此就“使谎言与真相受到同样的重视；傻瓜的影响力提高到与睿智之士同一水平，无知者与饱学者地位相等，罪恶与善良也无所差别"(Schramra,1992,269)。
新闻客观性的实践困境，与背景条件当然有关。比如新闻客观性饱受抨击的1960年代与新闻客观性出现的1920年代，自不可同日而语，其与时代的适应程度也不能不大打折扣。不过也正是这些破绽，为质疑者顺藤摸瓜直指新闻客观性的认知根源提供了通道。
从政治学看，任何新闻业都是生存并依赖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们不能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更不必说政治集团和机构对之的掌控。自1960年代开始就不断研究新闻报道意识形态与政治趋势的格伯纳（Gerbener,G.)发现，任何机构所生产的信息，都有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没有非意识形态的，非政治性的，非党派的新闻搜集及报道系统”（引自彭家发，1994,69)。社会学的矛头直指新闻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由此证明新闻业既不可能独立，也无法客观，充满各种社会控制是其常态。“社会地位越高，社会的和经济的势力越大，接触和控制传播过程的能力也就越强”（McQuail,D.,1975,193),几乎已是一个定律。组织学揭示新闻生产是集体合作的过程，组织的特征、文化、结构、制度都无不在其中打上自己的印迹。塔克曼（Tuchman,G.)就说，新闻报道是一张“网”而不是“越”，后者席卷一切，前者见物抛撒。如此，“网”在空间上的布局，“网眼”之间的勾连，均有组织的目的和事先认定（1978,23)。哲学更是逞其刨根追底之能。人生下就不是一张白纸，各种文化、政治和意识观念马上就给涂抹上种种色彩。价值无涉是痴人说梦，“一枝一叶总关情”才符实貌。外界也没有一个等待反映的客观世界，“我思故我在”的“在”，倒是人所建构。“客观性”——被定义为“对心智之外的客体的专注”，“客观”是“隶属于思想的客体而不是思考的主体”（tuchman,1972,666~667)，不是幻觉就是欺骗。
可怜了新闻客观性，自诞生之日起就总是处于“捍卫自己”、表白自己的境地（Schudson，1987，157-j58)。然而，新闻客观性以“推挡”之功居然也守住了^脚，摇摇晃晃就是不倒。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是对之不停地口诛笔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Roshco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闻媒介有其“先天性限制”，故而不能没有客观性。“传播媒介独特性来自于它们是负责收集、传播一些特定的知识，而这项职责使得新闻媒体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专业活动，因而有别于其他组织”（1994:15—16)。这与塔克曼的思路相仿。他以为，新闻从业者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社会科学家那样的“思想者”。制作新闻的任务使他们没有时间在认识论上检视反省自身。新闻从业者需要一些客观性的有效概念，来减少截稿期、徘谤案和上级斥责带来的风险（1972,662)。关乎此，菲利普斯(Phillips,B.)的调查及其归纳最为全面（1977,68-72):其一，社会科学是通过学术刊物针对特殊的对象传播，新闻业面对的是各种背景、兴趣和知识程度的“大众”，因此，对于媒介管理者和新闻记者来说，客观报道是一种明智的策略，以便不冒犯观点与意识形态各异的受众。其二，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愿望固然不错，但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花费，都远远高于一般报道，而收到的回报未必水涨船高。加上美国的绝大多数大众媒介处于垄断地位，压根就没有必要不断折腾改变自己的现有面貌。其5，客观报道也是新闻组织生产，比如时间限制、人力分配、版面分配等等的要求。其四，绝大多数新闻记者是通才（generalist)而不是“专家”，他们无法判断或分辨信源（通常是专家)所提供的内容、意见，尤其是一些复杂事件的真实性，他们不得不只述不作，以客观陈述来避开价值评判。这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两股道上的车。
不仅如此，新闻业的工作方式与社会科学的也是完全相异。记者依赖直觉的、具体的和直接的感受来理解世界，而不是社会科学家那样，用理论的概念的框架,来系统分析和排列事实，从中抽绎出其规律性。记者更多是通过参与来感知事件，与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那种冷静、超然和边缘背道而驰。新闻作为一种实践，是偏重行动而疏于理论，是通过报道为人提供决策和反应的依据，不是理论知识。这决定了新闻的客观是注重特殊事件，在观念上是强调“事实”本身而不是社会“真相”。与之相反，社会科学要从事件中追寻规律、范式和普遍意义，来自理论的思考而不是个人的感受。这种感知世界或具体操作方式的相异，菲利普斯认为，在总体上是认识论立场的差别（Phillips，同前，70-74;着重号引者加）。Roshco也毫不客气指出，新闻客观性讨论中存在“认识论”的混淆，其来自不同专业行为准则的差异。记者所追求的是客观地“知晓”事件，科学家必须对研究主题中的事实，建立起客观的“理解”（1975、1994,92)。既然此客观非彼客观，这些不同学科对新闻客观性的攻击，就大有以自己学科之心，度新闻业之腹的嫌疑，一不小心难免做了回“小人”。
把知识分为知晓和理解，一眼就可看出是继承了十九世纪心理学家威廉姆•詹姆士（James，W.，1904)的看法。芝加哥学派的帕克（Park,R.,1955,71-76)就是按着这样的两分法，把新闻与其他知识区分开。新闻不是物理学那样的系统知识，就其所关注的对象是事件，与历史相似，但它也不是历史，它的事件不是历史事件。从总体上说，新闻涉及的是孤立的事件，并不打算从因果形式和目的论的次序来追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不能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一般不关注过去或将来的因素，除非与现时事件有关联。社会之需要新闻，是为了群体建立关系和社会稳定。由此新闻所被赋予的功能，就是使人们和社会熟悉实际的世界，以此保持个体心智正常和社会有序。这就是说，新闻的价值是实用而不是欣赏，专注于那些带来突然和决定性变化事件是其独特个性。在知识形态上属传播或交流，公众对之的第一反应，就是相互转告(同前，76-80)。
若认可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知识，那么，新闻客观性的正确和可能与否，就只能摆在其特有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夸大“科学知识系统的一体性和关联性”(马尔凯，2001,52)。前些年无论是从人的价值批评新闻客观性（吕新雨，1997)，或从主客体的一般原理来重建“新闻客观性”(单波，1999)，似乎都忽视了这一点。同时在这样的层面上，所谓新闻的客观性，“至少意味着有些问题，的确是有一些正确答案”(Lichtenberg.J.,1997,319),或能够得到准确描述的。不错，事实存在诠释并会产生分歧，但最终仍是回到事实，并且总是努力去辨清事实作为争论的依据而不是相反。如果连这样的“客观”也予以否认，就等于否认可以了解现实，可以了解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结果世上所有人变得不是夜半临深池，就是盲人骑瞎马。果真如此，所谓的偏见、不客观也就失去讨论的价值。若连这样的“客观”都没有，批评者们又从何得知“不客观”？炙手可热的“建构”理论同样值得警惕。“建构”理论的益处，是可以透示文本背后某些有意或无意的主观意图，从而清醒认识文本与现实社会结构的关系。但也必须注意知识类型的差另IJ,以及由此带来“建构”空间、语言和规则的不同，而不是闭眼横扫一切。假如凡是经过人脑就是主观，“假如每一种观点都是社会建构，而且没有一种看法不能建构的话”，那么除了“我们光知道现实是社会建构”（同前，318)而外，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解释性报道”的思考也应循此而行。当麦克道格尔的《解释性报道》出版时，就谨慎声称它与“新闻客观性”不冲突（Schudson,1987,147)。后来的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解释性报道”隶属并受制于“新闻客观性”。至于原因，据说是客观性重新做了界定，敞开胸怀，从而把“解释性报道”笑纳囊中。（Hackett,andZhao,1998,43)。可愣是没人再想一想，为何是“解释性报道”归顺了“新闻客观性”而不是反之_?
知识类型、职业特点的分析，也许不足以完全说明新闻客观性的合理性，但至少能使我们清醒，避免以一种普泛的、僵硬的、先定的框框来套一切。其实穷追猛打之中，有哪一个学科、职业或知识是完美无缺从而没有局限乃至“死穴”？不是说新闻客观性无需批评。相反，通过批评可以让记者不至于对新闻客观性盲目自信；借助批评，也可以让受众们不至于盲从（Lichtenberg，同前，329)。更为重要的是，批评使人们明确意识到新闻客观性并不完美，更不是最好，甚至某一天也许会被某种更合理更符合新闻性质的什么东西所代替。此地不过借此提醒批评者，由于客观性存在问题就弃之如敝履，并不比相信客观，便以为任何人任何媒介任何报道都是客观高明甚至是更糟。后者的幼稚固然不免使人上当，前者的深刻在逻辑上却必然为有意造假提供说辞并开脱。记住艾柯的这一个告诫：
我真正想说的是：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费尔南德斯所说的那种语言悖论：“这个世界已经缺少那么多的东西，如果再缺少一样的话，我们将没有任何生存的余地了”。
至于新闻客观性使西方新闻媒体成为权势者的工具，倒是实情。这与客观性有关但似乎也不能全归咎为“客观性”。现在美国一些人是寄希望于公共新闻业，我们也就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