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与当代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特有的文化景观。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感性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 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对这种世界性的世俗化消费时尚，本世纪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1
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
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
2.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他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因此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
3.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
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1.全球化与消费主义
"耶鲁四人帮"的主将之一米勒(J. Hillis 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
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没有话语霸权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的思潮本身就是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同样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传媒方面的多种权力角逐。
2.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垃圾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
3.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
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8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
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4.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
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
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
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不妨说，现代性思想家注意的是：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迷乱，和人在城市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存在渺小感和虚无感，进而关注"身体安顿"状况，以及人与自我间的"身体距离"。这一基本意向也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基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间性、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状况分析等等。但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中，"主体"逐渐转化为"自我"（甚至"感性个体"）问题，并且往往以赤裸裸感性方式与普遍性焦虑相交织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成为个体经验的混杂。因此，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后现代的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处于后现代全球化思潮中的当代人，正在受到网络传媒的超乎寻常的影响。这种全球化话语权力夹带着全球一体化网络和消费主义时尚的诱惑，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形成一个后殖民权力角逐场域。进入这个场域，就意味着必须在"跨国媒介"和"传媒暴力"中重新寻找和安顿自己的肉身--"沉重的肉身"。这使得问题已然不同于现代性中的人的主体失落问题，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新的问题关联域。
不难看到，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像"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且漂浮。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
媒体的暴力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 of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像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挂上钩的"。10"媒介的暴力"已然说明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
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与肉欲词语暴力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我想说的是，全球化思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面对大众传媒的负面效应的全球弥漫，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当代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过分私人化而导致的公共性空间的丧失，并在剔除沉重肉身取代精神沉重的偏颇中，使当代传媒的正面效应获得释放，使网络世界的"孤独个体"终究能形成新的对话，并在社会理论层面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注释：
1 本文是一篇长文的前半部分，因为本书篇幅所限，后半部分当另行发表，特此说明。
2 西美尔：《门与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31页。
3、4 Maurice Merlean-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pp.50、17.
5 米勒：《全球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 萨米尔·阿明：《五十年足够了！》（Fifty Years is Enough!），载《中国与世界》1998年8月号。
7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Zed Books, 1997.
8 Les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Second Edi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1995.
9 阿里夫·德里克：《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10 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