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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歧共存——“和为贵”中的沟通

2015-11-09 11:0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古人以沟通处理分歧而追求和为贵,是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本文拟对此作一发掘和探讨。

相互依存重于分歧

没有“不和”的现实,讲“和为贵”就是一句废话!它的提出,就是承认差别、分歧、冲突的存在,但认为有歧异的人应该和睦相处而不是斗得死去活来。和为贵,直言之就是与分歧共存。

与分歧共存的深层根基,是对相互依存重于分歧的认识。三国后期,在曹魏、蜀汉称帝之后,孙权也将称帝。派人来蜀汉要求双方以平等的皇帝名义交往,引起众多蜀汉大臣的不满,认为承认孙权为帝,就否定了蜀汉的正统地位。主张“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是这样说服群臣的: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我们对此没有计较,是为了求得他的援助。如果现在与之绝交,必然引起他深深的敌意。双方发生冲突,只会对曹魏有利。如果与他维持和好,“我之北伐(曹魏),无东顾之忧”,曹魏也不敢把对付孙权的军队,调过来进攻我们,这好处就够大了。“(孙)权僭(越)之罪,未宜明也。”

真是“如此诸葛方为亮”,只看他把相互依存重于分歧说得多么简洁:依存的好处大于容忍分歧的麻烦;或者,破裂的后果比容忍分歧更为严重;两者任有其一,或者兼而有之,都会决定与分歧共存——和为贵。孔明说服了群臣,还派使者到东吴,出席孙权的称帝大典!结果是双方重申盟约:“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吴蜀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①

消除与缓和分歧

与分歧共存,沟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不好一概而论。至少可以说,对相互依存起破坏作用的分歧总是越少越好,沟通对消除其中的一个种类特别有效:因信息不畅导致的隔阂与误解。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取南京,三万六千元兵投降,“皆疑惧不自保”。朱元璋觉察到降兵的疑虑,从中挑选五百骁勇健儿,带到自己的营房,让五百人环绕自己睡觉。元璋解甲酣睡到天明,“众心始安”。②我对朱元璋很少好感,但这事做得实在高明。他是把信息传递置入一个高度紧张的情境,用地点、用行动制造新闻,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关于“和”,汉代的刘向有个重要见解:“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相亲)然,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③有些分歧是不能消除的,它们尖锐对立如同水火;但是,如果能找到一只鼎锅来隔在其间,阻止水火相克对抗,让它们发挥各自的作用指向共同目标:煮熟食物,调和百味。那么,势如水火的分歧也能缓和。说得抽象点,缓和分歧,也就是在分歧之中或分歧之外获得某些共识,用同一性来粘合歧异性。正如尼克松首次踏上中国大地所说的,“我们虽然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设法架起一座桥梁。”尼克松的桥梁就是刘向的鼎锅。

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修宫室,劳民;收地租,厚敛。触怒了唐太宗,说他诽谤朝廷。魏徵进谏:以前贾谊对汉文帝上书,说有些事可痛哭,有些事可为长叹息。“自古上书,率多激切(激烈、迫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打动)人主之心。”激切就有些类似诽谤了。只希望陛下详察他说得对不对。太宗醒悟过来,“非公无能道此者。”赏赐皇甫德参帛二十段。④

魏徵就是在异中求同,从臣子的角度看,采取激切形式也是合情合理,为国为君;从君主的角度看,注意内容就不必计较形式。双方应在说得对不对上获得共识,好不好听就忽略不记。至此,太宗君臣之间的歧异并没有消除,太宗也没有认为臣下就应该“激切”。但他至少能容忍这激切,不再把它等同于“诽谤”了。魏徵在君臣的歧异之间安装了一只鼎锅,隔断了水火的激烈对抗,从异中求得共识把分歧缓和了。

必须明确,面对势如水火的分歧,异中求同往往办不到,像前面讲的孙权称帝,再怎么缓和还是会否定蜀汉的“正统”。因而,诸葛亮干脆把分歧“悬搁”起来,他不纠缠帝不帝,而是设法异外求同,强调吴蜀联盟的“同讨魏贼”。超越分歧设定一个共同目标,不能手拉手往前走,至少肩并肩往前走。

回避分歧和稀泥

诸葛亮不纠缠帝不帝,反而派人出席孙权的称帝大典表示祝贺!就是说,他一边在缓和分歧寻共识,一边也在回避分歧和稀泥。回避,也就是“不争论”。沟通在这里不起作用,或者说,起作用的倒是停止沟通。分歧既无法消除又不能缓和,针对分歧去沟通只会使矛盾更加显露,双方更加疏远。不能言说的就保持沉默,给沟通划定界限,让它在敏感问题上止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中国人向来反对卖弄小聪明的“察察为明”,讲“水至清,则无鱼”,要“忍让是福”,甚至“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它维持了表面的和气,没有增加或尖锐双方的磨擦,让自己腾出精力去抓要务,出成果。“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说的是至理名言。

和稀泥,干脆说就是妥协迁就,不管你把它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装聋作哑”。甚至,稀泥要“和”在事态之前,对敏感问题,能不触及就不触及;实在回避不了,也是宜粗不宜细。唐宫廷有秦王破阵乐,歌颂唐太宗征讨四方平定天下之事。贞观十七年,太常卿萧瑀入奏,说这个乐舞太粗糙,要改写得更详尽。唐太宗说,我就是要“陈其梗概”,因为在朝将相,好多是过去的降将,“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拜谢:“此事非臣思虑所及。”⑤

抑制分歧升级

如果分歧都能靠装聋作哑回避,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要命的是,有些偏偏回避不了,或者,你想回避对方却要紧逼。停止沟通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倒是打开沟通还起一种作用:抑制分歧升级(扩大或加深)。

从理性的角度看,只有那些自以为能从分歧升级中得到好处的人才会升级分歧。明了这一点,沟通就大有可为。通过信息传递,影响对方的收益预期,让他觉得升级分歧无利可图。三国时,传言曹操欲进攻东吴,孙权召来能言善辩的顾徽,说曹操有“异意”,你去北方出使,也探听一下消息。顾徽拜见曹操,“应对婉顺”,平静地说起江东近年的大丰收,说起山里多年的土匪刁民,都改恶从善,愿意当兵……

曹操聪明绝顶,当然知道这些家常话背后的含义。那是在增加“透明度”显示实力;他要进攻,就得付出高额的入场费!升级分歧无利可图,打不赢就和为贵,曹操乐得做人情:我与孙将军结为亲家,“共辅汉室,义如一家”,你说这些干什么?顾徽也回答得好,正因为“明公与主将义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想知道江东的消息,因此前来告知。曹操厚待顾徽使还。⑥

传递信息,使对方觉得无利可图,在挑衅行为的早期特别有效。因为寻衅的初期对挑战者是非常微妙的,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了解自己进展的信息,对最初的成功和挫折也很敏感。他倾向于硬把许多东西和初期的效果联系起来,并把这作为制订下一步行动的依据。因而,这时的他最容易受到影响。

但是,人不都是理性的,升级分歧除了理性算计外,往往还出于一些非理性因素。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抑制非理性的升级,沟通又起着一种作用:减压阀。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似乎被人忽视了这一面。郑国人在乡校那个公共场所议论朝政,发泄怨言。有人劝他拆毁,子产说,毁它干什么?人们闲暇时有个地方聚聚,议论执政的好坏,“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些话几乎得到古今一致的称赞,我总怀疑它的真实与可行。

当时的背景是子产搞改革,改了城乡经济、服饰制度的方方面面。一年后,民众编起小曲唱:好衣服藏起来不敢穿,把田亩查编又丈量。“孰杀子产,吾其与(帮助)之。”子产得知这个民谣怎么不把改革停下来,怎么不“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老实说,任何称职的首脑,都不会这样对待舆论。尼克松说:“领导是让他来掌舵的,不是跟着舆论跑的。”舆论最多能告诉你民众在想什么,却不能告诉你该干什么!“真正克尽职责的领导人,必须不怕有时处于孤立,至少在他规划道路的时候。”基辛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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