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的“万人民调”显示，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得到改善的三大领域：医疗、教育和食品安全[1]。2013年1月5日在京召开的2012年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点评媒体沟通会上，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2012年12大食品安全热点问题，这些是根据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点击量、微博传播及网帖评论量等相关数据搜索出的结果。沟通会更令人关注的是来自各行业权威专家对12大食品安全热点问题的解读：2012年中国食品安全总体向好，真正属于食品安全事件问题的为极少数[2]。专家的科学理性与媒体、公众的社会理性和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差异。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风险特征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提出，是相对于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个现代化过程新阶段，是反思性的现代性。“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3]”风险界定依赖于辨别风险的知识和技术，它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4]“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3]”知识结构、社会背景不同，对风险的定义也不相同，“风险的界定可能是一个争论的过程”[5]。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处于各类问题并存、矛盾交织和风险聚集的阶段”[6]食品安全体现了典型风险特征：现代科技知识带来的副作用，危害不确定性，以及高度依赖知识等。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监管部门、生产方、各类专家、媒体、普通公众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背景下进行博弈。笔者试以“速生鸡”事件为例，探析媒体、专家的议程和知识争议。
二“速生鸡”事件的媒体议程焦点
（一）“速生鸡”事件回顾。
2012年11月23日，中国经济网一则《肯德基麦当劳原料鸡45天速成饲料能毒死苍蝇》报道曝光了山西粟海集团的45天速生鸡，饲料中参加药剂，而粟海集团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供货商。随后，肯德基、麦当劳通过微博发表声明，各大媒体持续跟进，各类专家发表意见，监管部门采取行动。12月18日，央视新闻频道“揭秘‘速生鸡’”曝光山东多个养鸡场对白羽鸡喂养抗生素药物。“速生鸡”问题再一次发酵。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独家报道，称肯德基在2010和2011年的自检中隐瞒结果。在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升温中，媒体、各类专家、涉事企业、监管部门、公众等都参与到“速生鸡”事件的议程中。
（二）“速生鸡”事件的媒体议程焦点。[论文网 LunWenData.Com]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特别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议程设置第一层次影响是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间的数量关系。网络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笔者选取“百度指数”和“论文格式”，以“速生鸡”为关键词，以11月24日至12月23日时间段。“速生鸡”事件媒体报道数据起伏大体一致，同时窥探出公众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的相关性，尽管不能解释因果关系，但“速生鸡”事件已然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推进和事件发酵，媒体议程大致如下：
从上述统计中可看到：媒体议程趋向于“速生鸡”。媒体大致对应披露者、跟进者、安抚者和沉默者四种角色：1.媒体独家披露“速生鸡”，其报道中“45天速成”、“肯德基供应商”、“饲料用药”、“苍蝇被毒死”等话语也成为跟进报道的议程，中国经济网的这篇匿名报道在转载中多被称为“有媒体报道”，但作为第一披露者，即使新闻来源和报道者存在争议，也能引发舆论跟进；2.跟进者多以转载和评论的方式设定议程，议程容量迅速扩大，如记者再度调查、“速生”是否安全、专家意见、涉事企业回应、相关部门行动、检测结果、养殖业药物使用、股市所受影响等；3.“安抚者”指媒体重点突出相关部门处理事件的良好表现，这类新闻在后期较多出现，反映出监管部门议程的滞后；4.沉默者，截至12月23日，《人民日报》对此事还无相关报道。在食品安全的信息不对称现状下，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仍是媒体，“45天速生鸡”是媒体的议程焦点。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对“速生鸡”事件进行再现和定义。
三、媒体、专家间的议程和定义争议
“速生鸡”事件具有一定专业性，公众不能完全理解“速生鸡”的风险，需要通过信任专家获取风险认知。各类专家，包括食品安全领域专家、畜牧养殖业专家、监督管理部门专家、科普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或通过媒体采访、或通过发表博客和微博表达看法、从各自知识角度构建定义，媒体与专家、专家与专家、专家与公众之间产生了知识和话语之争。
12月4日，《武汉晚报》时评《“速生鸡”又一个妖魔化的受害者？》认为“速生鸡”与激素、营养问题等议程是传播不当。虽然在此前后不断有专家澄清的报道，但媒体关注仍聚焦在“速生鸡”与激素等药物的关系以及企业是否违规、相关部门采取的行动等。12月19日@新华视点V微博称“若‘速生鸡’真的无毒无害，为何急吼吼地展开调查？”。媒体大量关注本身就是建构。
科普专家云无心以“新华社大了，什么样的记者都有”的评论表明了不认可态度。当媒体曝光并关注“45天速生鸡”时，他认为这本身就是谣言，是媒体“卖萌曝”。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专家的知识和观点需要媒体传播，媒体也倾向于选择专家声音。但媒体中的“专家群体处于弱势，其公共性也是微弱的。[7]”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毅在12月20日微博中称“‘朱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国内，同样45天的速生鸡会被喂养很多抗生素，这在国外很少见的。’误读了我的意思”。对专家观点断章取义、误解等已然是新闻备受诟病之处。食品安全本身的风险特征更加剧了这一问题。
专家与媒体间的知识之争在网络媒体环境下更显性化。各类专家通过博客、网站、微博等平台发布资讯、表达意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事件的显著度，加强了意见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在博文《“速生鸡”为何应少吃？》和《常吃速生肉是否会让人变肉坨？》中分析“速生鸡”的危害。科学松鼠会《说说肉鸡的家长里短》（2012-12-18朱毅），果壳网《鸡儿长得快，全靠激素带？》（2012-11-26暗号）都试图从科普角度对媒体的“‘速生鸡'+激素”议程进行“纠正”。媒体人洪广玉在博文《在细节上讲良知》中就媒体在“速生鸡”事件中的报道提出一些反思，获得了一些专家的认同。专家间的争议也体现出食品安全的风险特征。
媒体对专家也不尽然以新闻源对待，12月19日@新华视点V微博称“有不少人士出来给’速生鸡‘辟’谣‘，称大家不懂科学、鸡长得快不靠激素。真实不知道该相信谁！”稍早之前的“白酒塑化剂”事件，媒体对北大教授李可基关于三聚氰胺的言论可谓一边倒批评，虽有专家对此进行辩驳，但在效果上明显逊于媒体。随着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副作用和不确定风险逐渐被感知，专家一方面以知识建构风险，但专家间的争议、与企业利益关系密切等也给公众带来不信任感。
四、合理设置议程，促进共识生成
风险社会里信任是关键。媒体和专家是“速生鸡”事件的主要构建者，他们产生纠纷时，普通公众更会无所适从，只能基于风险规避的心理行动。面对风险议题，研究者提出建立一种公众参与的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式[8]。公共新闻学理念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媒体应致力于引导公众关注公共议题并促进参与，“记者应该通过揭示各个社会群体中潜在的利益冲突，激励公民探讨观点产生分歧的根源。[9]”针对“速生鸡”事件，笔者认为，新闻从业者首先应帮助公众辨别出事件争议和核心，而非仅转载和扩散某一新闻披露者的调查，更不能毫无判断地添油加醋；其次，新闻不应粗暴批评或一意顺从某一观点，应致力于呈现有助各方理解对方观点的深层原因，通过对话和协商方式达成共识。再者，媒体、体制内专家与科普作家等各方应加强合作。随着科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和利益成分逐渐加重，专家间的知识之争背景既有分工细密、也有科学理性与公众日常经验的差异，此外还存在利益和偏见的左右。由此，如何报道专家间的争议，媒体更应谨慎处理，以免知识之争反而被冠以利益使然，进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舆论走向偏差，更为严重的影响是公众对专家和知识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食品安全事件的建构是一个意见与知识争议的过程，努力实现风险沟通也包括公众一方。科技使公众更有能力参与新闻报道，并在危急时刻成为传统媒体的合作者，化解社会风险更需要公众参与表达机制的健全，以此来监管企业、媒体和专家间的结合。[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