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133-01
20世纪的中国处于变革的大潮之中，要不要引用西学的争论已不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取而代之的则是留学热潮的涌现。近代留学生的出现，可谓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也大多具有留学海外的背景，他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和思想者。留学海外的新闻人中有不少人选择日本作为他们的留学目的地。他们在日本学成新闻学，归国后或在报界纵横驰骋、或在大学教授新闻学、或任政府新闻宣传领域的官员。他们运用自己的所学迅速成长为推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带有“激进”政治烙印的留学风格
甲午战争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的瞩目。很多人都将日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功劳归功于其向外广派留学生的举措。效仿与中国有着相似国情的日本，又同属于东亚国家，学习日本的发展方式应该可以很有效地改善中国落后的社会现状。其强盛的新闻业也是留学生选择前往日本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应着实现中华崛起的目标，怀揣着报国理想的中国学生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
留日学生的留学风格明显带有“激进”的烙印。据一些史料记载，每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或挑起中日争端之时，都会引发中国留学生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学归国风潮。在留日学生中都曾出现对日本侵华行径的有力回应，反映了留日学生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富有“救国家于危难”的民族责任感。这种以“救亡”为目标的求学生涯必然赋予了留日生鲜明的政治色彩。借助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留日新闻人翻译书籍，创办大量革命报刊，以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唤醒民众的救国热情，期望用日本先进的政治思想来拯救落后的中国。
二、、留日新闻人的杰出代表与“开拓之功”
在“激进”风格中成长起来的留日新闻人同样在其办报活动中体现出了浓烈的“激进”色彩，他们无论是投身于报界还是学界，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中创下建树造就。留日新闻人的代表人物有林白水、陈天华、邵力子、任白涛、卜少夫等数十人。他们有着急迫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他们积极参与到新闻活动之中，以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新闻萌芽的扶植者，著书立说，普及新闻学常识
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会经历了由“术”到“学”的转变过程。在新闻无“学”的观点仍居主流地位的时候，以戈公振为代表的第一批留日新闻人撰写的十余种新闻学著述相继问世，每一本都对当时新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都以丰富的著述和扎实的思想向世人表明了“新闻有学”，为新闻知识的普及和新闻学者的成长都提供了学习资料和指导。
（二）民主革命的宣传家，为革命组织做出贡献――陈天华（1875-1905）
早期的留日新闻人在日本接触到新思想、新事物，得到了他们在清政府统治下所无法获得的行动和言论上的自由。他们是反对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骨干力量。陈天华作为留日新闻人的代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活动家。他虽然在世仅有短短的31年，但他除了创办报刊，在新闻事业的发展上颇有建树之外，还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创建革命组织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三）职业记者的领航人，倡导新闻职业化精神――黄远生（1885-1915）
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和记者的出现，第一代民国记者们并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的职业地位，他们大多将其作为谋生的工具，并未意识到记者的社会责任。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职业记者黄远生就曾留学日本，他最早萌发新闻职业化意识，身体力行地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他先后在北京主笔《少年中国》周刊等，兼任《时报》等刊的特约记者，他与刘少少、徐彬彬共称为民初新闻界“三杰”。作为留日新闻人的代表，黄远生在近代中国的新闻职业化道路上可谓具有“开拓之功”。
（四）新闻学研究的引领者，促进研究的“学术化”――黄天鹏（1908-1982）
30年代初的中国新闻学术研究方兴未艾，从事专门新闻研究的学者与接受正规新闻教育的学生都十分有限，如何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化”，成为了当时新闻学研究的瓶颈。留日新闻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黄天鹏创办和主编了我国第一本纯粹的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和新闻学会，拓宽了近代中国在新闻学术方面的研究空间，为当时的知名学者与报业活动家都提供了新闻学研究的平台。
（五）报刊经营管理的初学者，创办最早的通讯社――邵飘萍（1886-1926）
报刊经营管理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应该还算是一个新名词。邵飘萍作为新闻史上最早创办通讯社的报刊活动家，成为了留日新闻人中在报刊经营管理方面的典范。他“经营立报”、重视广告、以创新为灵魂，以经营为本位，在新闻媒介的经营与管理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借助社会力量整合资源、重视民主管理、重视发行渠道建设等许多经验，对今天正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我国媒体而言，尤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留日新闻人那些“不可避免”的局限
留日新闻人的新闻活动无疑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具有指导新闻实践、启发后来新闻人的作用外，也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种种社会思潮对新闻事业的促进和影响。换句话说，透过他们的新闻思想，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到新闻事业在萌芽初期的发展。民国初期很多报人都受到诸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留日新闻人都是在带有“激进”烙印的背景下出国深造的，思想中既有先进的因素，又暴露出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一）强烈的政治变革思想容易致使言论的不客观
由于我国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状态更迭变换，很多留日新闻人大多都会在“激进”烙印的留学背景中受到诸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容易被民族危难之情冲昏头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撰稿人以留日生为主，内容主要是有着鲜明观点的政治评论，一直以激进的言论大力宣扬民主共和思想。可以说留日新闻人一直扮演着具有鲜明立场的报人。据统计，1898年至1911年间，留日生在日本翻译鼓吹革命的书籍高达千余册，创办的刊物有60余中。言论的不客观，一心为民族大义与繁荣作出贡献的留日新闻人很少在民族实业上有所建树，这应该是留日新闻人很鲜明的局限性之一。
（二）学识所限致使多数留日学生局限于办报活动
由于最初一批留日学生是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师范、法政的速成生，学习水准自然会受到相应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多就读于私立或专科学校，所以学业也必然不够精深。而且经费上也少有支援，生活条件略显拮据也是留日学生学业稍显逊色的关键原因之一。留日新闻人在局势大背景的影响下，为民族内忧外患的状况所忧心，多数走上了办报救国的道路，这也是时代给他们的局限。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留日新闻人高涨的政治革命热情，鲜明而又坚决的革命立场，丰富卓著的办报活动和思想等都成为了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奉献了无可磨灭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