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传播＝政府行为＋解释政府行为”这一框架，政府传播也可从其表现形态来理解，该表现形态亦即政府行为和解释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本身也看做是政府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传播有别于我们日常理解的借助大众媒体的对外传播。所以，这里仅将其作为一个动态性概念，透过其表现形态，阐述其本质内涵。其本质就是：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信息(也包括行为信息)互动和精神交往，即政府依赖各种媒介(“媒介”也包括政府行为)对外传播政府信息、解释政府行为，以争取预期效果，公众通过获取“政府信息”，分享政府施惠，实现精神满足，从而，促进政府的国内公众关系和外交关系之和谐度的升值，以及公共行政目标和外交利益的顺利实现。就内外有别而言，“行为”主体是惟一的，而“解释行为”的主体是多元的——即自己解释和他人解释。其中他人解释，又包括不同国家的政要(或政府)、社会精英(或权威机构)、大众传媒的解释等。①而政府传播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政府行为”和“解释政府行为”两个层面，制造国内外对政府的广泛认同。
一、政府传播中的“认同”概念
从词源上讲，“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即相同。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ntity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认同”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份认同，一是观念认同。认同最初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如血缘、种族等，但在后来漫长的演变历程中，逐渐受到有意识的政治操作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观念主义性质。就性质而言，发生于互动主体间的认同可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互动主体间在内视域上的差异是造成相互间以及对共同世界之共识与认同存在差异的主体性的前提。认知心理学指出，认知主体选择、把握、整合信息的速度、角度是存在个体性差异的，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不同主体之间以及对“共同经验”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形成关于一般事实与价值事实更基本的判断。相对来说，价值事实的认同又较之一般事实更为困难。②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认同事实上是一关系概念，它体现的是行为体自我以及他者(不同层次的他者)之间互动中的各种关系。③众多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认同的产生和表征，如弗罗德(Freud)、埃里克森(Erikson)、泰勒(Taylor)等。无论从何种视角都围绕着“差异”存在——即通过“我”和“我们”的差异寻求自我认同，以及通过“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寻求社会认同。对于政府传播中的“认同”而言，则指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社会认同。根据其实践范围，同样可将这一“认同”分为国内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以及国际集体认同两个层面。
具体而言，政府传播目标中构建的“认同”既指领土内国民对本政府的信任、将自身价值观念与政府理念(ideology)等同、对政府决策表示“同意”(consent)，也指在国际社会中一国政府以独立行为体的身份争取集体认同。而无论是国内民众认同，抑或国际范围内的集体认同，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区分”，即行为体(个人或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区分“自我”与“他者”。对国家政府而言，为了能够在其目标群体中制造认同，无论从其行为还是解释行为的过程中，政府都在不断地从各方面强调目标群体与自身的一致与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他者”作为对方与“自我”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建构主义学派的基本共识，恰恰在于观念性的规范结构是建构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④。而认同作为建构出来的、行为主体之间因共有知识或话语结构而产生的一致性观念的综合，也被建构主义学派视为不可忽略的国际博弈场上的权重。集体认同是认同的高级形式，“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⑤有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在“9·11”后，其对外政策与美国本土媒体一起，构建出界限分明的“我们”(us)与“他们”(them)，使得这一标尺成为全体美国人乃至世界看待反恐战争的价值标准。由此美国政府“反恐”这一行为无论在国内抑或国际社会都得到广泛同意，并获得价值观上的认同，但与之相应的是，这一行动带来的其他关键性问题反而被忽略⑥。与之类似的制造认同与归属感的案例，还有如欧盟2004年大选时法国各政党的表现，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网站上的宣传与呼吁中往往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认同与欧洲整体相连，既对内争取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也向欧盟其他国家显示其对欧盟的强烈归属感和责任感⑦。
二、政府行为与制造认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其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剖析，书中认为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而这样自发的“同意”恰恰依靠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两大机制。布若威阐述的“同意”产生机制之视角与福柯“微观权力物理学”(micro－power physics)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柯所认为权力的产生和运作是处在一个社会整体关系之中，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而是自主运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旧有观念中所认知的被动的“权力施受对象”实则是在其已被规训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主动地参与在被权力定义其角色、并不断生产和复制这一权力关系的进程内⑧。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主要的权力形式，其表征和表征的复制过程也是在这样的规训社会中进行。从此意义上引申，对政府的集体认
同的产生和复制、扩散过程，也应是一个综合进程。正是在民众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和二者互动状态下，本是由上向下传递的意识形态符号——认同——实则应在民众日常体验中体现并渗透，从而使民众不由自主将自身纳入到“认同”体系之中。也正是基于福柯等学者对政治体制、社会机构与认同产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论述，才可窥见作为民众对政府认知最直接的渠道——政府行为与制造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窥见权力运作的痕迹，而从政府角度看，无论是日常运作中政府官员发表节日致辞、到某一具有仪式或历史意义的地点访问等，还是在突发危机中所展开的大规模应对举措等，都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形成民众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该国的地理界线、历史、血缘宗族、文化背景；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政治体制；谁是“本国”的民众，谁是“外人”等等。
诸多政府行为或许并非刻意对国内民众集体认同产生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收集过程的公正性，而对过程公正的评估从两个方面对合法性认知产生影响：一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他们接受政策结果的意愿。政府必须有能力使民众对其取得成功效果的决策表示同意，同时也能够劝服民众接受其特定决策的失败后果。⑨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会再次检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他们对特定政策的“同意”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每一次的政府行为都可能在无意中对其民众的集体认同产生影响，更遑论目的性直指“制造认同”的政府行为。譬如对教科书中历史的统一叙述中描述的共同祖先和针对外来入侵者的英勇斗争，以及其他课本上对该国各地(代表性标志)尤其是首都(以及国旗、国歌)的详细介绍，使得该国儿童即使远离国家首都，仍然能够对其产生丰富的想象，并在头脑中构建出该国的基本地理面貌和历史渊源，以及其他更多的与自己一起共享这一想象的该国国民。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其所面对的全体社会成员正是在一个个具体行为中认知和评价政府，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任，以及政府与其想象或期待符合的程度，而政府也恰恰通过其具体行为来影响和获取民众的认知和评价，乃至赢得民众的支持和共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制造认同的工作绝非限于“解释政府行为”之中，作为被解释的内容和对象，政府自身的作为对于赢得民众共识，尤其不可或缺。
面向国内民众的政府行为，无论有意或无意，都在点滴之间构建或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对政府作为的认同，乃至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尽管无论福柯抑或布若威都是在政治或经济体制内分析认同产生的过程，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社会中集体认同的出现可被视为国内价值认同的国际化，而集体认同的国际化过程则可与国际各权力运作过程紧密相连，亦即国家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作为和他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实则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该国的集体认同的形成。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屡屡将南海与美国利益挂钩，并在2010年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外长论坛上表态，将中国视为此问题中的“他者”，而将东南亚其他相关国家作为在此问题上与中国利益针锋相对的、“弱小”的另一方(另几方)视为“我者”。美国站在“弱小”的东南亚国家的一边，声称要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大谈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云云。美国的插手本是出于其国家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考虑，然而这一举动，因其与东南亚国在利益上“一拍即合”，且彼此旨在相互利用，却赢得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认同，并一致视中国为威胁者。
如前所述，国内价值认同的国际化构成了国际集体认同。西方国家一向注重价值理念等文化外交手段的施行，就国际社会整体而言，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已作为美国精神风靡世界。而与之相应，美国所奉行的、所谓的价值观也成为美国将自己视为“世界警察”的重要依据。打着“保护阿尔巴尼亚族人权”的名义发动“科索沃战争”，同样高举人权大旗对伊拉克出兵，以及自“9·11”后以“反恐”名义界定“邪恶轴心”国家等做法，皆是美国借由世界普遍对其理念认同而大张旗鼓采用单边“人权外交”、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的行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对其国内抑或国外，美国作为一个崇尚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广泛的集体认同。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差异引发的各国集体认同差异之外，具体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同样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的认同产生影响。像“5·12”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在与民众齐心协力抗震救灾的同时，主动邀请国内外媒体前往灾区进行报道，从而迅速地在国际舆论上争得同情和主动，带动了国际社会各方的踊跃捐款和资助，在此事件上争取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作为的广泛认同。而2011下半年发生在中美外交之间的两件事，则充分显示出一国政要行为对于他国民众对该国认知的作用。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到中国赴任轻装简行，全家每人背着行李；副总统拜登访华到北京鼓楼的“姚记炒肝店”吃炸酱面，一行五人仅用79元人民币(尽管中国为其付出的保安成本是其数千倍)。以上两件事在中国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上引发关于官员作风的大讨论。但无论怎样，美国政府官员的行为，直接向中国民众传递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官员的行事方式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态度等显示国家软实力的诸多信息，并成功地在中国当前社会情境下唤起多数人的认可和共鸣。
然而，“认同”的另一面定然存在“他者”，亦即无法将自身等同于该认同的主体。尤其当政府自我期望的理想形象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理想形象相悖时，即政府自我期待的行为与公众利益相背离时，政府很难在社会公众中赢得认同，获得良好形象。当然，这一背离既可能是出于政府本身行为的偏离，也可能是在解释政府行为过程中产生的“误读”所造成的。前者例证颇多，如当一国政府上台时所做出的减少失业人数比例、加强社会保障的承诺未能在任期内实现时，该国民众对此政府
的支持率往往会大幅下滑。而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引起的有意误读，则可被视为中国在发展道路中获取国际集体认同的巨大障碍的例证之一。在西方政客及媒体的渲染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几乎形成“广泛共识”。正是基于这一担心和忧虑，西方社会人士以及媒体在对待中国投资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上，无法“同意”于中国政府的视角，而是将此举动视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另一证据。这一普遍的误读，固然是出于各国国家利益等多种因素，但其结果却带来了在中国对非援助行为上，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不认同”意见的存在。
总之，认同形成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心理过程。政府作为制造民众对其集体认同的主体，无论对内或对外，都有必要了解公众现有的价值观，理解其心理渴望，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之相符合的相应作为，努力成为公众的心里寄托和信任对象，真正实现民众高认同度的产生。
三、解释政府行为与制造认同
鉴于现代政治自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以及政权构成机制中对参与者数目的限制，使多数公众无法通过直接接触决策过程形成意见、或不能直接对特定领域内的政府行为进行解读和分析。于是，通过解释政府行为来制造认同，便成为政府传播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的解释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自身，大众媒体、专业权威机构或人士、别国政客等都在解释政府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正向解读、或反向解读，或客观解释、或歪曲解释，或无意误读、或有意误读，这些均可成为公众对政府行为形成个人意见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政府自身的解释行为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政府委托的外部公关类机构，以及在某些活动中综合运作的二者。政府部门的解释渠道包含有政府智库、政府新闻发言系统、政府新闻俱乐部、政府的宣传媒介等。最为常见的政府发言系统可见新闻发言人透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吹风会等的发言，以及政府首脑、部门首脑等政要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发言。如中国外交部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由外交部发言人针对各国媒体提出的关于中国政府特定行为问题进行回答。
设立政府信息窗口是现今各国普遍采用的政府行为解释手段之一。然而充分解释政府职责与行为，使得浏览网页者对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有充分了解，并赋予信任；对政府的愿景构想提出的各项政策及规划(或允诺)表示同意；不仅对政府本身产生认同，对政府具体行为的解释表示理解，还需要更多的技巧和策略。拉塞尔·基辛格(Russell Tisinger)等学者⑩通过使用者对不同类型政治类网站的偏好和选择，得出结论，认为设立“有用、广泛参与以及有教育意义的”政府网站的关键，并不在于网页中是否设有互动环节，而在于网页外观和其中政治性内容是否足够简单明了。而史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和贾尔斯·摩斯(Giles Moss)(11)通过研究政治家的博客分析了距离对于政治传播效果的限制，他们发现，广播所具有的“面向众人、但针对个人”的传播结构可以惠及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在政治家博客中，通过使其表现如同普通公众的努力、把握时间并使之看起来自动生成的努力、聆听公众并与公众交流的努力，使得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得以重新界定，政治信息的流动不仅限于垂直向的(政府—公众之间)，而且也能够同时在水平面的(公众—公众层面上)展开。
在政府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发挥着特殊的功能。“现代政治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公众和其代表之间的关键链接”(12)。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其向民众提供的关于政府行为以及政府解释自身行为的信息，也往往会提供媒体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意见。这一过程可通过议程设置现象来理解，在两级议程设置中，第一级是“告诉我们想什么”，第二级则是构建框架(framing)，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想(13)。无论哪一级都是从不同方面解释政府行为。在第一级中，大众媒体可以选择特定的政府行为信息告知民众，亦即将众多关于政府行为的信息限定一部分，使之能够被民众接触和知晓；在第二级中，由于一些政府行为自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其举措并不能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理解，因而大众媒体会通过另外的权威机构或人士提供对此行为的解读，而对“权威”和其意见的选择过程，也意味着大众媒体对民众可以了解到的相关解释进行设定。这样一方面增进了民众对政府行为了解的机会和可能性，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距离缩减，使得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和认同感增强，不仅信赖政府的决策，并且能够通过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了解接受该政策可能带来的任何结果；但另一方面，则可能在第二级异于政府观点的解读拉远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并不断挑战政府权威，乃至对其丧失信心。
佛朗卡·隆卡罗洛(Franca Roncarolo)和马里内拉·贝卢埃蒂(Marinella Belluati)两位学者(14)对意大利普罗迪(Prodi)政府的失败教训进行研究，认为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在当今要求将政府管理和传播紧密结合的复杂政治中，普罗迪政府并未能将政策执行过程的结果充分告知大众，使得公众无法理解这一具体决策制定的原因，以及相应产生的结果。意大利媒体对该政府进行的大量负面报道，在公众之间扩大了冲突，传播了对政府的不满，而普罗迪政府在处理这些负面报道过程中也未能意识到媒体运作的流程以及与公众沟通、交流(无论是否通过大众媒体)的重要性，最终丧失民意。这一研究充分显示出大众媒体在政府传播中的双刃剑功能：当政府未能充分提供给媒体信息时，大众媒体将不满足于其中介角色，而转为主动的政府信息解释者。此时，其解释的结果则难以预测与控制。
意见的形成往往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其中包含了多元无知的个体和多数优势的声音，因而对于政府认同的形成，多数的若以制造对政府整体认同、或公众能够对具体决策形成同意为目的，政府需要了解媒体运作流程，将媒体视为信息中介的同时(即告知政府行为及相应解释)，努力向媒体提供其所需要的充足信息，以求能够在大众媒体中积极制造对政府制定决策过程的信任以及对此决策带来的相应结果的理解的氛围。通过告知民众政府能够提供
和保护其权益并发展其权益，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是被了解并可以实现的，从而在根本上使得民众对政府的设想和构建与现实中的政府等同起来，完成制造认同的使命。
除了大众媒体，权威机构或人士、他国政要或政府也是政府行为的解释者。权威机构或人士一方面可以作为政府智库存在，客观地从局外人眼光看待政府的政策得失，并给予建议，为政府制造认同的过程出策出力；另一方面权威机构由于本身的专业性，对政府事务往往有普通民众所不能具有的洞见，其具体观点和意见也容易成为民众观点的指向标，民众意见的形成也往往围绕专家或权威人士的观点展开。在专业分工愈发精细的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专家作为意见领袖，其观点作为普通个人观点形成的依据，是不言而喻或不可避免的。因而，对于多数意见的形成、共识的达成而言，专家或权威人士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此外，由于外国民众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本国政府的行为或政策，无法直接形成感知和判断，除了权威人士的意见之外，外国政要、政府的看法也对本国政府的认同形成产生影响。而影响力的大小，则取决于外国民众对其政府或某一政要的认同程度，认同程度愈高，该政府或政要的态度对其民众影响力愈强，反之亦然。
四、余论
制造认同是政府传播的重要目的之一。无论是日常传播抑或危机传播，在民众及国际社会间培养共识、营造同意，对于一国政府而言，无论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还是保证政府施政的顺利进行都至关重要。
国内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可被视为其执政的根基。国民对政府能力的信任、对执政理念的认同、对政府决策的“同意”，保证了政府政策的施行；同时由于认同于政府本身，也意味着认同于该政府对未来国家走向的规划。民众认同本身也意味着责任和许诺。从这一层面而言，对政府产生的认同更有可能带来民众更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政治信息的主动获取，从而保证了政府传播的顺利进行。此外，当政府作为国家代言人身份出现时，国内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往往与其国家认同(15)结合在一起，而高度的国家认同是保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高度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分散的、彼此不相容的国家认同则是冲突和争端的一大诱因。历史中诸多帝国的瓦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国家集体认同的瓦解相关联；而近代以来，东欧剧变时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充满了血与泪的战争的南斯拉夫，以及近几年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发生的冲突都证明了民众对国家的集体认同的重要性。与遭遇国际认同危机的地区相较而言，承纳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族裔移民的美国，其“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认同有效地渗入其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当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国土后，那种原有的美国的国家认同基础之一“共同的历史经历”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意识形态认同。因而，“美国的国家认同开始强调各个族裔对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这种比较独特的国家认同方式赋予了美国一种全新的国家身份——自由的捍卫者。不论是哪个族群的人们，只要认同美国的价值体系，就可以成为美国的一分子，建立起国家认同”(16)，尤其是同化论和多元化论的推行，有效地协调了美国民众的“双重认同”(17)。所有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人们，尽管带着不同的肤色、血缘、宗教、习俗和文化，但都分享着美国式的共同的机体和文化因子，以“美国人”作为自身国民身份，而非原来自己的母国(18)。
国际集体认同则与一国对外传播软环境密切相关。“国家对外传播的软环境，是指传播主体在国际上所面对的一种整体话语表达氛围，是由国家对外传播活动所有关涉者(包括传者和受者)的行为方式聚合而成的一种习惯模式。”(19)而国际社会对一国的集体认同恰是这种整体话语表达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国能够获得的国际集体认同程度，影响了该国对外传播的软环境，进而影响了该国政府各项外交政策的施行。譬如中国由于不被西方承认为“民主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会被解读为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损害，中国的军事行动也会被认为是必须被遏制的侵略、扩张行为。(20)同样是社会抗议运动，发生在英法等国家，与种族宗教相关的会被视为多元主义的失败，或者道德衰落的结果，而若发生在中国西藏、新疆，则被西方国家视为人权问题，发生在其他城市或乡村，则指向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21)。这些有意的误读除去政治经济利益纠纷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指向价值观的差异。西方并不认同于中国的价值体系和执政理念，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的施行也因此遇到众多舆论上的阻碍。
由此，无论面对国内民众还是国际社会，政府传播归根结底是政府执政理念、价值观的传播，只有通过努力获取国内外社会对于政府的认同，营造其对政府作为的同意，才能有助于政府施政与外交的有效进行，正是在此意义上，制造认同必然成为政府传播的主要目标同时又是主要策略。
注释：
①参见刘小燕：《政府对外传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导论。
②参见考晏辉：《共识与认同：在人学的视野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③参见管健：《社会认同复杂性与认同管理策略探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④参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第七章。转引自孙溯源：《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
⑥参见Burney Shehla. Manufacturing nationalism: Post-September 11 discourse in United States media. Studies in Media &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Volume 2, 2002(02)。
⑦参见Ren'ee van Os. Framing Europe online: French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ropean election of 2004. Information Polity, 2005(10):205-218。
⑧关于福柯“微观权力物理学”的论述可参见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⑨Marcia Grimes. Organizing consent: The rol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in political trust
and compli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6 (45): 285-315.
⑩Russell Tisinger, Natalie Stroud, Kimberly Meltzer, Brett Mueller, Rachel Gans. Creating Political Websites: Balancing Complexity & Usability. Knowledge, Technology, & Policy, Vol. 18, 2005 (02): 41-51.
(11)Stephen Coleman and Giles Moss. Governing at a distance-politicians in the blogosphere. Information Polity, 2008 (13): 7-20.
(12)Gianpietro Mazzoleni and Winfried Schulz,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6, 1999(03): 247-62.
(13)见 Robert 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1993(04): 51-58; Esteban Lopez-Escobar L, Juan Pablo Llamas and Maxwell McCombs, Agenda Setting and Community Consensus: First and Second Level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10, 1998 (04): 335-48.
(14)Franca Roncarolo, Marinella Belluati. Surfing and trying to keep afloat: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a highly fragmented coalition led by a "Great Mediator". Modern Italy. Vol. 13, 2008(03): 333-348.
(15)国家认同可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三方面探讨。而对政府的认同往往与制度认同紧密相连。见张友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6)杨贞、叶兴艺：《双重认同理论的建构与典型实践分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2期。
(17)所谓“双重认同”，一是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一是对自己国籍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冲突，又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失去民族认同，一个国家就会失去价值的多元性；失去国家认同，一个国家就会失去长治久安的保证。
(18)尽管有学者认为现在美国多族裔移民的现状已构成了对美国国家认同根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神的冲击，但这一说法仍有诸多值得质疑之处。相关论述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19)刘小燕：《国家对外传播的“软环境”分析》，《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20)姜闻然：《中国崛起与中美认知差距》，《联合早报》，2011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