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认为，任何组织的存续都离不开有效的沟通。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以及组织成员的相互沟通是组织存续的三要素，而信息沟通居于核心地位。①小至一家企业，大至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沟通与传播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在其《政府的神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一书中将政治沟通看作是理解全部政治的关键。在他看来，政治系统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和它的环境处于一种不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环境的变化要求政治系统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而这种调整和适应以政治系统迅速、全面、准确地掌握环境正在发生何种变化的信息为前提。②政治的输入、输出与反馈要有序运转，离不开良好的传播系统。陈卫星教授在《传播的观念》中写道：“作为社会控制的表现形式，人们需要政策、策略实施结果的反馈来修改政策和策略。任何社会机构中的管理程序，都应该包含这种方法，形成有利于矛盾转化的双向反馈通道。经济系统功能属性在于效率，社会系统功能属性在于秩序，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有序管理是秩序产生的前提。”③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需要合作的组织而言，信息的生产、传播状况决定着组织的运转效率，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合作与良性互动需要以良好的信息流通为前提，但是信息流通有其规律，当受到噪音特别是人为因素或结构性因素干扰时，信息传播就会出现畸变，这时候就表现为“传播失灵”(Communication Failure)，它与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及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传播失灵的内涵及表现
传播是信息交换与流通的过程，它置身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所谓传播失灵，即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进而导致出现沟通不畅，资源配置无效率或社会福利受损的状况。④传播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在传播过程当中出现扭曲与失真，从而形成沟通障碍。它既可以表现在人际传播层面，也可以表现在组织传播层面以及大众传播层面。人际传播层面的传播失灵可以表现为“对牛弹琴”、“鸡跟鸭讲”，我们平常所说的“误会”或者“不可理喻”可以看作是人际传播当中出现了传播失灵。人际传播失灵可能是语言因素，也可能是心理因素。而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层面的失灵则更多地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本文所讲的传播失灵主要指组织与大众传播层面出现的信息沟通障碍。
组织层面的传播失灵表现为组织中的沟通失效。有效的组织沟通有利于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充分流动和共享，可以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增强组织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但由于组织制度、文化及组织成员的个人因素，组织中的沟通并非畅通无阻。例如，一个信息在高层管理者那里的正确性是100%，但是到了基层的接受者手里可能只剩下20%的正确性。⑤反过来也是如此。这种沟通失效不仅表现在企业组织中，在行政组织中更是经常存在。如在我国的行政组织中就经常出现信息障碍，给行政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有如下表现：第一，信息缺失。这些缺失的信息包括来自社会环境变动的信息、来自公众的利益诉求方面的信息、来自专业咨询机构或智囊机构的专业性信息以及来自第三部门的意见性信息；第二，信息失真。相关信息由于在传递过程中被歪曲，到达决策者手中时已被进行了过滤从而被歪曲了；第三，信息滞后。从信息搜集到将决策信息传递给决策者要经过若干环节，存在的时间差过长，从而丧失了时效性。⑥在政治学者俞可平看来，我国政治沟通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噪声多、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正负反馈调节严重失衡。”⑦这种政府内部的沟通失效在一些社会民谣中得到了体现。这种传播失灵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组织结构与权力配置不合理是造成这种传播失灵的主要原因。⑧
大众媒体的传播失灵则表现在媒体不能很好地呈现事实真相，不能有效地发挥其监视环境与权力监督的功能。即我们常说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在苏联，以《真理报》为首的众多党报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19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⑨这种情况在中国也非常普遍。作家沙叶新先生曾在《为何“天下相率为伪”》一文中对中国媒体的这种传播失灵有着精辟的描述：“为了宣传，中国的媒体也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⑩他所讽刺的，就是中国媒体的传播失灵。
组织层面的传播失灵与大众传播失灵并非截然有别，它们相互关联。由于媒体的信息来源多是政府部门，如果政治系统内的报告、总结造假，那么信源污染之下的媒体公开报道肯定会造成传播失灵。特别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工具喉舌，组织传播即大众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系统内部的报告、总结如果是虚假的，媒体也会跟着造假。
二、传播失灵作为市场及政府失灵的结果
所谓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通过市场价值规律无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或市场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或无效率的状况。市场失灵在生产领域表现为宏观经济中的无序化，产业发展不平衡，无法提供公共物品，亦无法克服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在分配领域则表现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无法提供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亦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
长和物价稳定等社会目标。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则指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而干预市场，采取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却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的状况。(11)政府失灵表现在政府行为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盲目决策、盲目上马，拍脑袋决定等等。腐败与官僚主义通常是政府失灵比较容易观察的指征。
在笔者看来，传播失灵与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因果。传播失灵不是政府失灵，也不是市场失灵，这三个概念之间是“三足鼎立”而非互相涵盖的。政府失灵主要是决策干预或政策系统的失效，市场失灵主要指经济竞争系统的失败或扭曲，而传播失灵指的是信息沟通系统的失败或扭曲。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指向不同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传播失灵与政府及市场失灵又无法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
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通常会导致传播失灵。信息资源的配置受到市场的影响，当这个市场本身出现失灵时必然扭曲信息的流通，进而造成传播失灵。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寡头垄断就是一种市场失灵。这种市场失灵同样存在于传媒市场，产业结构过度集中导致的“同质化”、“一致同意”，抑或过度市场化导致的恶性竞争、唯利是图等都是传媒领域市场失灵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信息容易受到商业驱动或利益集团的操控而出现扭曲，导致传播失灵。《媒体垄断》一书的作者Ben H. Bagdikian指出：“媒体领域的巨型企业所导致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损失，并不在于它们在利润和市场势力方面的不公平地位。尽管这样的不公平是真实的、严重的，但是，最严重的损失还是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自我审查制度，遍及新闻、杂志、书籍、广播和电影等领域。老板们也进行某些直接而生硬的干预，但是，大多数筛选审查是含蓄的，甚至不自觉地进行着，因为下属会习惯迎合雇主的想法。最终，不管采用什么手段，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现实的扭曲和思想的贫乏。”(12)Herman & Chomsky认为，在垄断势力的操纵下，美国媒体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消除了信息的多样性：(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唯利是图；(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及广告主；(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4)把“炮轰”(flak)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5)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而出卖了公共利益。(13)贝克(C. Edwin Baker)也指出：市场是会失灵的，“市场若非造成传媒流于过度同质，就是使传媒流于过度多样，或者，市场会让不同方式的同质或多样性陷入堕落的境地”(14)。对垄断或过度市场化导致传媒业背离公共利益一直是西方批判理论家们批评的焦点。
在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垄断性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联姻扭曲了市场竞争，这种市场失灵也传导并表现在了传媒领域，影响到媒体的新闻报道。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启动后，中国媒体日益表现出的唯利是图，媒体寻租及公益性丧失等都打上了市场失灵的烙印。查先进先生曾从信息市场的外部效应，信息市场的非竞争性和垄断性分析了信息市场失灵的原因。(15)在他看来，信息的传播失灵主要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要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这种“信息的市场失灵”。然而，政府干预同样可能带来政府失灵，这种政府失灵导致的传播失灵与市场失灵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传媒业的双重失灵。
政府失灵造成的传播失灵在我们国家十分常见。从体制内而言，由于政府机构十分庞大，等级分明，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内部沟通的失效，统计数据失真，数字注水等现象十分严重。上情难以下达，下情更是难以上达，即便领导人下基层调查都难以掌握到真实的信息。朱镕基在他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坦言：“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大家今后下去得想个办法，事先不要打招呼，想看什么临时决定，地方就来不及弄虚作假，否则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制定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16)无独有偶，2004年8月5日，温家宝总理到某地考察，为了防止“被调研”，他采用了“没有约定，突然叫停车”的方式走访。在走访的过程中，温总理每提一个问题，都要说一句“你们可得给我说实话呀”，一天之内，反复说了五遍。总理五吁“说实话”反映的是官场不说实话之风的严重泛滥。(17)显然，出现这种情况是政府内部权力设置不合理及沟通不畅的结果。
领导人下基层调研都难以获得真实的社情民意，更别说从媒体上得到真实信息了。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媒体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对媒体实行国有化，对媒体的管理十分具体而微，以至于如果政府犯错误，媒体不得不跟着政府犯错误。政府失灵直接会导致媒体的传播失灵。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前苏联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了领袖集中制，这种变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一是所有大众传媒都把向一小部分党的领袖负责当作自己的基本责任，变成了领袖的传声筒；二是由于缺乏民主，它制造了一个多变的路线，每个党员都充满了不安全感，媒体也一样，见风使舵。“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它的编辑方针，抨击它先前奉承过的人，或鼓吹之前批判过的政策，只要最高领袖在这些方面下达了新的指示。”(18)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的“红色”老报人马达在其《马达自述》一书中写道：“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党报的党性理解是比较狭窄、片面的，往往把党性仅仅归结为报纸工作应该具有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往往把组织纪律性等同于‘上级观念’，以至等同于‘听第一书记的’。这种理解，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体现党报党性的本质内容。”(19)这种政府管制导致媒体的传播失灵在今天仍时有所见。2011年5月间，湖南岳阳部分司机反映，岳阳中石化部分加油站油质存在问题，汽车加油后出现发动机发抖、无力、噪音大、速度无法跟
上等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但岳阳市委、市政府居然责成市委宣传部禁止媒体采访刊发相关报道。在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下，岳阳市委宣传部于5月9日上午10：00—11：00对全市媒体下发了“暂不做报道”的通知。理由是“国庆60周年特护期间严控负面报道”，这样做也是“为中央、省驻岳企业及市重点企业保驾护航”。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当地媒体保持了沉默，真相被掩盖，传播出现了失灵。
可见，传播失灵既可能由市场失灵所导致，也可能由政府失灵所导致，还可能是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结果。由于私有产权在西方国家是主流，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失灵主要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垄断、不平等与唯利是图是主要原因。而在中国等实行媒体国有化或者媒体国有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大众传播的失灵则主要是政府失灵造成的，传播失灵本身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
三、传播失灵作为市场及政府失灵的原因
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很多，信息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分析市场失灵的根源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从竞争缺点、公共物品、外部效应、市场残缺、信息不足、失业膨胀、收入分配和优效物品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概括。(20)在他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会失灵，其根本原因就在市场黑箱或灰箱的市场行为主体在分散地自主决策时所依据的各种市场信号既不充分也不完全。(21)从理论上而言，由“看不见的手”引致的失灵需要国家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和干预，但同样受制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同样可能失败。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有效程度与对市场信息充分、及时和准确的掌握程度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而政府通常无法掌握到足够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知道某个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斯蒂格利茨认为，正是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等诸多问题。(22)传播失灵即信息不对称的外显。在笔者看来，信息不对称是一种静态的客观的存在，它反映与呈现的是信息分布的不均，而传播失灵则是指信息进入交流与沟通过程后出现的扭曲与变形的状态，它更多的是动态交流的结果。传播失灵的存在可能扩大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市场或政府失灵。换句话说，传播失灵是影响市场或政府失灵的重要因素。
陈志武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关注大众媒体在克服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作用的经济学家。在陈志武看来，媒体是克服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渠道与制度设计，没有自由独立的媒体，市场经济中将出现“信息浑浊”，甚至导致市场的关闭现象(market shutdown)。(23)在他看来，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这种信息直接影响到市场的成败与否。陈志武的研究表明，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越好的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越高。以证券业为例，在言论自由好的国家，证券市场总市值占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言论自由保护中等的国家，该比值为16.46%；而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最差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7.32%。(24)可见，信息越通畅，传播失灵越少，经济就越发达。另一位经济学家金碚先生则以报纸给广告商虚报发行量结果导致广告市场缺乏信任、需求减少为例说明了信息不透明将使广告市场陷于困顿。(25)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有不少人将金融媒体和金融记者未能正确地发挥预警功能看作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26)这些都是传播失灵导致市场失灵的例子。
传播失灵导致政府失灵的例子就更多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廉洁程度与媒体的独立、新闻的自由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政府的决策质量更与传播质量休戚与共。政府内部的统计数据如果失真，则政府的决策与干预必然也失真。决策者如果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政府失灵就将成为必然。1961年，刘少奇对随同他到湖南作调查的胡绩伟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恶果。”又说：“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27)这里刘少奇批评的就是媒体的传播失灵导致政府决策失误这一事实。实际上，任何政府如果不能从公共舆论中收集到真实而全面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错误决策。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都遵循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即希望通过国家的管理阶层发号施令，将社会治理带入一种秩序与和谐。但实际上，即使他们有良善的愿望，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是无法实现善治的。这一点不论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还是信息经济学的鼻祖斯蒂格利茨，都曾深入阐发。当然，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价格、经济核算等经济信息，这种信息并不由大众媒体提供。而政治与社会领域中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媒体提供。笔者用“传播失灵”来反映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信息不完全状态”。如果政府完全垄断了媒体，整个社会的传播结构将非常单一，这将导致传播失灵。而传播失灵又反过来使整个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加剧，每个人包括领导者的信息都是不完备的，这又反过来导致或强化了政府失灵。
可见，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是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的。将三者割裂开来或者单纯强调某一方为另一方的衍生结果，都是片面的。
四、从克服传播失灵入手缓解政府和市场失灵
厘清了传播失灵与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关系，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的争论就会发现这些争论忽略了传播问题，因而没有多少意义。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理由是政府管制会失灵，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批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至上，理由是自由市场会失灵。而在一国内部，左派政党或人士总是批评右派奉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他们看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会失灵的；相反，右派政党或人士
则批评左翼的政府管制主义，理由是政府管制总是会失灵的。这样，聚诉纷纷。而实际上，市场和政府都会失灵，而其基础则是信息不对称的不可消灭，以及信息进入传播序列后传播失灵的经常性存在。政府领域中的传播失灵越严重，则政府失灵越严重，市场领域中的传播失灵越严重，则市场失灵越严重。而大众传媒如果传播失灵了，那么政府与市场必然出现双重失灵。
这些争论也延续到了新闻传播领域。在传播学者冯建三看来，市场和政府都有一定的问题，因此既不能纵容政府继续介入传媒领域而不断失灵，也不能径直就此要求政府撒手，那么该如何做呢？冯建三认为，要“争取第三种选择，也就是建构更加有效能，而最好也是民主化的政府”(28)。然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有效能而民主的政府本身需要保证它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即它需要以传播不失灵为先决条件，否则必然无法建成。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都假定决策者享有无限的免费信息，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当存在不确定性和必须付费方可获得信息时(信息获取有成本)，民主或者说政治决策就受到信息的制约。在安东尼·唐斯看来，要做出一个决策，必须有三个要素：1)决策的目标是什么；2)决策的途径是什么；3)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三个要素，无一不需要占有足够的信息。(29)没有足够的信息，无法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没有足够的信息，到达目标的路径选择集合将大为缩小；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无法准确地预料到决策的可能性后果。因此，我们不能绕过信息与传播来谈民主，跳出政府与市场的二元框架，回到信息与传播问题本身可能更具现实意义。
在笔者看来，理想的市场治理与政府治理是要以传播完全为前提的。而传播完全的状态在现实环境是不可能出现的。传播失灵是一种常态，它几乎是不可消灭的，这种不可消灭性源自于信息不对称的永远存在。所以，要实现民主，实现善治，我们需要跳出“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思维框架，着眼于研究传播失灵的成因与后果，着眼于克服传播失灵。尽管传播失灵是一种常态，但其有程度上的差别，即便我们不能完全克服，至少可以减少。减少了传播失灵，就减少了政府和市场失灵的程度。
针对传播失灵的成因，我们需要发展出一些制度以克服这种失灵。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科层制组织，要克服委托—代理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必须进行一定的机制设置，找到一种使各方都说真话，都提供真实信息的机制。信息经济学中有一个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指任何一个说假话机制都可以由一个说真话机制来取代并得到相同的均衡结果。(30)这一原理启示我们，只要我们找出或设计出一个“说真话”的机制，就能够有效地克服传播失灵。在市场和政治领域设置权力制衡就是一种鼓励说真话的好机制，多元分散的权力格局将有助于克服传播失灵。在市场领域鼓励竞争，发展独立的会计或审计制度，通过立法强制企业披露信息等，都是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传播失灵的解决方法。如我国的《证券法》规定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经营者的信息提供义务。信息披露制度是减少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市场透明度，提高市场效率的必要手段。与此类似，要减少政治领域的交易成本，提高决策质量，也需要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或完善相关的信息机制以克服传播失灵。而发展健全而独立的大众传媒更是克服传播失灵的重要渠道，尽管对于如何实现媒体的公共性存在分歧与争议。James Curran的看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在他看来，要保证传播不失灵，就需要保证传媒及其结构的多样性。他认为，不同的传媒类型服务于不同的民主功能，因此不同的传媒应该具有不同的内部组织原则，他们的经济基础也应该有所区别。政府与市场都会带来传媒堕落和失灵的危险，那么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就非常必要。(31)多元本身是一种制衡，媒体的多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整体性的传播失灵。
注释：
①[美]巴纳德著：《经理人员的职能》，王永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②唐亮：《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2期。
③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④潘祥辉：《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⑤高菊兰：《组织沟通障碍及对策分析》，《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19期。
⑥郭渐强、欧阳兰、张慧：《行政决策中的信息障碍与克服对策》，《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年第12期。
⑦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
⑧潘祥辉：《社会主义国家传播失灵现象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以中国及前苏联为例》，《新闻学研究》，2011年7月，第108期。
⑨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⑩沙叶新：《为何“天下相率为伪”》，《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
(11)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
(12)Ben H. Bagdikian(2000).The Media Monopoly. Beacon Press, P65.
(13)Herman, Edward, and Chomsky, Noam(1988).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4)[美]贝克著：《媒体、市场与民主》，冯建三译，陈卫星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73页。
(15)查先进：《论信息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4期。
(16)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17)路人：《总理五吁“说实话”让我们震撼》，《解放日报》，2004年8月23日。
(18)[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著：《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页。
(19)雷颐：《马达的思考》，《经济观察报》，2011年9月13日。
(20)[美]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上册)，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
(21)俞宪忠：《市
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学术论坛》，2004年第6期。
(22)Stiglitz, J. E(1979).Equilibrium in Product Markets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2):339—340.
(23)陈志武：《媒体、法律与市场》引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24)陈志武：《开放的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见《媒体、法律与市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9页。
(25)金碚：《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6页。
(26)[英]莱昂内尔·巴贝尔著：《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金融时报》，2009年5月5日。
(27)转自余焕春：《〈人民日报〉风云录——中国新闻内幕》，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37页。
(28)冯建三：《科斯的传媒论述——与激进的反政府论对话》，见贝克著：《媒体、市场与民主》，冯建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69页。
(29)[美]安东尼·唐斯著：《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0页。
(30)陈钊：《信息与激励经济学》，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