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大璀璨的星系。人们在讨论唐诗与宋词的关系时，更多注意的是唐诗、宋词的区别，而宋词对唐诗的运用却很少提及。宋词的发展与唐诗分不开。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承，词体的萌芽和成熟直接受唐诗影响。在宋代独特文化风气之下，宋词走上了既不同于唐诗，亦有别于宋诗的发展道路。关于唐诗与宋词各自的特质及差异，人们已论述得十分详尽；但对宋词和唐诗的渊薮，较多的停留在词起源于诗之绝句这一成说。但实际上，随着词在两宋的繁荣及其本色的确立，宋词对唐诗的借鉴，还体现在宋词对唐诗的化用。这种化用包括意象、意境和意蕴。
化用前人诗句作为诗歌创作的手法，是种很普遍的手法。在词中化用唐诗，有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著名词人。化用前人的诗句，运用不当反而弄巧成拙，经词人的巧妙处理，使得原有的词句产生了新意。下面从几方面来分析宋词对唐诗的化用。
一、宋词对唐人诗句的移用
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在于移用、点化唐人诗句，尤其广泛吸收晚唐诗句。移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移用原句。
苏轼《减字木兰花》一词中“最是一年春好处。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直接是从韩愈的《早春呈张水部十八员外二首》（其二）“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化用而来。
晏几道《临江仙》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字不改移用唐末翁宏《春残》诗“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第二种移用是改易原诗文字，既保存原句精神，又能适应词句格律，较移用原句显得灵活。如：
黄庭坚《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微。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云，明月逐人归。”中“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后句移用王维《阙题二首》其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将“空翠”改为“红雾”。
晏几道《蝶恋花》“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化用的是杜牧的诗作《赠别》中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诗里的“蜡烛”是多情女子的化身；晏词中的“蜡烛”，却有了感情。
二、宋词对唐诗意境意象的点化
宋词对唐诗的继承，不仅表现在对唐诗的移用上，更多的是将唐诗中的意境运用于词中，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心境。在宋词中， 不少词句和词的意境直接继承了唐诗。如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来自郑谷的《和知己秋日伤怀》“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贺铸《青玉案》中“梅子黄时雨”，来自郑谷《颜惠詹事即孤侄舅氏滴黔官巫舟中相遇怆然有寄》中“雨熟野梅黄。”韩偓《懒起》中的“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意境，化成了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对孤雁的刻画，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感融入孤雁的形象之中，因此称他为“张孤雁”。而这首词是化用崔涂的《孤雁》诗，“欲下寒塘”，“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化用崔诗“暮雨相呼失，寒塘独下迟。”
宋词点化唐诗意境，显得高洁而又感伤，构成一种感人至深的意境，借以传达对人生的体悟和浩叹。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只有九句，但是里面点化的唐诗有四个地方，是：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戴叔伦《二灵寺守岁》“已悟化城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许浑《怀江南同志》“惟应洞庭月，万里共蝉娟”。由此可见，宋词所对唐诗的点化，不仅仅只有晚唐，还有盛唐和中唐，对唐诗的广泛点化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词人所点化的唐诗，有些诗句在被点化前并不被人们传颂，因为词人的点化而被识，由此也证明了东坡词点化唐诗的成功。
点化唐诗的现象在北宋十分普遍，不是少数人的偶然为之。将唐诗广泛点化在宋词之中，并不仅仅只是少数词作家在做，就算是影响极大又成就极高的词作家也在他们的词中广泛的应用，如苏轼、周邦彦、贺铸等。宋词对唐诗的化用并不仅仅之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样，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因为宋词对唐诗的点化，使得词人笔下的意象既产生了一种鲜活的新意，同时还会有历史文化的折射；不仅使宋词中的意境有独创性，还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积累。黄庭坚的《水调歌头·游览》一词中的“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一句点化的是杜牧诗中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但是在杜牧的诗中“白云深处”所表现的诗人隐逸的兴致，黄庭坚在词中则在这之上增添了一种奔逸的豪兴，同时还兼有“云”这个意象，所包涵的高洁绝俗的意蕴。
辛弃疾作为南宋词人的代表，其在词史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总是在自己的词中随意点化唐人的诗句，而且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陈廷悼称：“辛稼轩词，运用唐人诗句，如淮阴将兵，不可数限，可谓神勇。”（《白雨斋词话》卷七）其中，“神勇”一词表现在他通过点化唐诗而将其丰富复杂的情感和沉郁执着的心态，作了多面的表达。辛弃疾词《鹤鸽天·送人》中的“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一句，分别点化杜甫诗《梦李白》中的“江湖多风波，舟揖恐失坠”，他的诗中指的是自然风波，以及白居易诗《太行路》中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白居易的诗中指的是社会的风波，而在辛弃疾的词中即将杜诗的浅近化为了含蓄，又化将白诗的直露化为了深沉，这可以说是兼用生新；在他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一词中，连续化用了李白《
秋浦歌》、《敬亭独坐》和《把酒间月》三诗中的意蕴，通过化用，来表达他那从忧到喜、又由喜到狂的复杂的心态，可是说是连用生新；他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中“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鹤鸽”，直接涵蕴了白居易的诗《山鹤鸽》中“啼到晓，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这一句的诗意，可以说是深用生新。我们可以从辛弃疾的词对唐诗的化用中，发现词发展到辛弃疾，对唐诗的化用已不再像北宋词人那样只为了表现词人个人的感受，而是更多的融入深广的时代忧患之感。辛弃疾通过自己的词来点化唐诗，实质上就是用宋词来观照唐诗的品格，通过对唐诗的运用来丰富宋词的创意，从而来提高词的内在精神，对唐诗的点化，不仅可以使词委婉怡人，同时也使词可以豪壮感人，这是诗境和词境的整合。
宋人对唐人诗意的化用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借用，如秦观的《浣溪沙》（二月春花厌落梅）中有两句为“仙源归路碧桃催，渭城丝雨劝离杯。”这两句直接化用了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当中的“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意境。陆游的《双头莲》（风卷征尘）词中的“目断日平芜，望烟浓树远，微茫如荠”，这一句化用的是孟浩然的《秋登兰山》一诗中的“天边树若荠”。
二是反用，苏轼的词《水龙吟》（似花还是非花）中“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有思”的杨花，在韩愈的诗《晚春》“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中的杨花原是“无才思”的。他的《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中“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的“也愁”的蝴蝶，在郑谷的《十日菊》中“节去蜂愁蝶不愁，晓庭还绕折空枝”，却是“不愁”，都是反过来运用的。
三是更深一层，白居易的《自咏》中“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融化为苏轼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中的“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但在意义上却比原诗更深一层。杜牧诗《叹花》中的“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荫子满枝”，融化为他的词作《南歌子》（紫陌春去）中的“绿荫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在杜诗里没有责备的“绿荫青子”，在苏词中却受到了责备，同时意义也更为深入。苏轼的词作中点化唐诗的手法有许多，而且都运用的十分得当，“东坡最善用事，既切而易读，又切当。”（宋佚名《漫叟诗话》）用来专指苏词采融唐诗最为适当。
三、宋人点化唐诗的原因及意义
宋人点化唐诗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蕴含怎样的文学和文化内涵，又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为什么诗中移用点化很少而词中却相当普遍？笔者认为这正是唐宋人对填词的态度造成的，作诗必须要求原创性，宁可“集句”也决不可“移用”。因为“集句”本不属于创作，而填词则可以游戏为之，搬用前人成句也好，“集句”也好，“移用”也好，怎么写都行。宋人点化唐诗主要是出于对唐诗的仰慕和欣赏，移用的过程，也就是欣赏的过程。作者通过对名作临摹改编获得与原创者思想感情的共鸣，或因前人创作先获我心，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化用唐诗，对于词的发展十分重要。从词的创作来看，不仅打破了诗和词之间所固有界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来娇媚的词增加一丝了豪放之气，丰富了词的风格。在词的表达之上，比以往通俗、婉媚的词更显得含蓄而又蕴藉。从审美方面来分析，化用唐诗促进了词的尊体意识的确立，同时还引发了关于词的“本色”与“当行”的讨论，这些都为之后词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宋人在词中融入唐人的诗句，不仅使诗词能够相互影响，同时也为词达到与诗比肩而立的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宋词点化唐诗，促进了不同文体的融合与发展，给婉约柔媚的词带来了典雅之气，也提高了词的品位，同时也相应改变了词的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晏殊.晏几道.二晏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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