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作家如何在物质化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了一个难题，很多时候，不是面对曲高和寡的尴尬就是面临随波逐流的危机。而广西作家凡一平，却在文学和影视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的写作始终与物质霸权时代的人性冲突相牵达，不断地将人的物质本能推向各种审美的极致状态。这种由情欲、财欲和权欲共同构筑而成的、人类本源性的欲望，在凡一平的小说中，不仅成为颠覆一切价值观念和伦理秩序的重要手段，成为非理性生命自我展露的重要契口，也成为被物质化现实扭曲后的人性面目的直接见证。”[1]
凡一平的许多城市小说，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显然，要探讨物质时代人性在欲望面前的种种表现，城市是最好的展开场所，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与事都能够给作者带来刺激。城市就像一方沃土，无论在上面种上什么，都能有收获。然而，凡一平的乡村背景，又总是提醒着他，在情感的后花园里，还有很多土地值得去开垦。如果说，在面对城市生活的光怪陆离时，凡一平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那么当要表现乡村，不可避免地要暴露乡村劣根性时，对乡村的那份热爱就又让他变得有些于心不忍。在《上岭村的谋杀》中，凡一平把乡村作为叙事的大背景，再次为我们展现了欲望背后的谎言世界是如何让人性一步步走向毁灭的，乡村又是如何在城市物质文明和自身劣根性的双重进攻下逐步瓦解的。
一、乡村乌托邦的幻灭
早在2006年，凡一平就已经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乡村乌托邦，在一篇叫做《撒谎的村庄》的小说中，全村人共同编织了一个谎言。让曾与韦美秀一响贪欢的照相师傅蓝宝贵，揽下了作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责任。后来蓝宝贵在无意中知道孩子并非自己亲身时，却依然接受谎言，守护孩子、回报乡村。在这里，谎言带有一种乡村特有的泥土味，是善意的，为了一个女子的名声，为了两个孩子的将来。在谎言面前，蓝宝贵抵挡住了去城市发展的欲望，成了一个有担当的人，最终像英雄一样，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乡村也以它的淳朴战胜了城市的多彩。人性的善良得以彰显，谎言背后吟唱的是一曲田园牧歌。
几年之后，当凡一平远离家乡，在城市里见证了物质文明的种种新奇与弊端之后，回望乡村，他却已经不可能像先前那样对乡村抱着乐观的态度。他开始怀疑乡村乌托邦的现实性，在善意的谎言里寻找恶的因子。
于是，在《上岭村的谋杀》中，凡一平以谋杀案为线索，讲述了一群人的爱恨情仇。乡村的淳朴也荡然无存，各种欲望弥漫乡间。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在一起，共同对付一个比他们更坏的人。他们以道德做幌子，代替法律行使了特权。小说以韦三德自杀开头，在全村人都为这个恶棍的死而感到高兴时，一个匿名短信打破平静。
而后，随着警方的介入，事情渐渐明晰，自杀只是谎言。上岭村的人从最开始的隐瞒、警惕，到最后的不小心透露。韦波以民间的英雄气概一人承担起了所有的罪过，而他的合伙人逃过了法律的制裁。谋杀案的总策划师黄康贤更是摇身一变成警察。不过，杀害韦三德的事件却始终折磨着他。真相也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暴露，黄康贤最终无奈地选择了自杀。
在这篇小说中，纯朴的民风被侵蚀得一干二净，乡村首先是被韦三得的欲望弄得乌烟瘴气，接着是一群人的集体复仇。文中也借警察田殷之口，道出了这一群人内心的挣扎。“在村民们的心目中，他是个恶人，死有余辜，杀他是为民除害，杀他的人就是英雄……村民们从情感上无法接受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变成法律的罪人或者牢里的囚犯，这是他们解不开的情结和心结所以他们表里不一地对待我们的调查，表面上配合，内心却在抵触，他们的谨慎小心，或聪明或装糊涂，都是智慧，像是串通好了的如果不串通，那么至少是无意形成的共识和默契。”[2]
这种“串通好”和“无意形成的共识和默契”构筑了一个谎言世界，在这个谎言世界，个人私欲联合起来挑战道德底线。很难看到善良的一面，谎言世界的背后，并没有构成一个稳固的团体。所以，乡村谎言背后吟唱的田园牧歌最终成了挽歌。
不过，在小说里，作家似乎从一开头就在有意地引导读者的感情天平向制造谋杀案的凶手倾斜，被害人被描述为穷凶恶极，死有余辜。而随着故事的推进，作家变得有些犹豫不决。开始推翻前文定下的感情基调。善恶变得模糊不清，谎言世界里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开脱，乡村乌托邦的美感荡然无存。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本来是田园牧歌般的乡村成了凶案的现场？又是什么消解了乡村乌托邦的诗意呢？
二、外患与内忧
历来写乡村，要么表现诗意淳朴的一面，要么表现愚昧落后的一面。在城市物质文明的面前，乡村更是抛开了愚昧落后的一面，成了大部分人向往的“桃花源”。而在《上岭村的谋杀》中，“桃花源”只是个谎言，最终被戳破，个人私欲，复仇野心让谎言变得没有一丝善意。残酷的现实，让凡一平放弃了诗意的描写，转而用更加直白的语言去表现。因此我们能够很明确地感觉到凡一平的犹豫不决，他既同情以黄康贤为首的谋杀团体，又一再为韦三得翻案。既为这种民间除恶扬善的英雄气概鼓掌，又不时宣扬法治社会的种种正义。所以在叙述的时候，他一再转换视角，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乡村人也由简单善良变得复杂、难以捉摸。在这种转变中，我们能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外患和内忧。
随着现代化都市的发展，城市物质文明在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害。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人们变得越来越无所寄托。丰富的物质享受背后是精神的空虚。这些物质崇拜、享乐主义在城市肆意蔓延之后，也进一步扩散到了乡村。并且对乡村造成了很大的改变。就像上岭村的人们，在他们的观念里，城市是一个圣地，人人都希望能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并获得金钱。城市物质文明就是一种外患，一点一点地侵袭着乡村。但是，在《上岭村的谋杀》中，外患并不是主要原因，给乡村致命一击的是反而是内忧。
凡一平想要强调的其实也还是内忧，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主宰着一切。所以，当他把眼光重新投向乡村时，他关注的更是传统思想中有害的一面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危险的一面。
乡村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讲究
礼仪、看重道德和名声的社会，更是男权社会的大后方。在那里，伦理道德以千百年不变的面貌存活着。这些遗留下来的习俗，虽然经常被现代文明所诟病，但它在与城市抵抗时，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上岭村完全不一样。从来没有离开乡村的韦三得，一个人以情欲挑战整个乡村的道德观念，把欲望投射在了全村的女人身上。而这些女人，跟传统观念里的女人一点也不同，她们一反常态，全然不顾什么名誉贞洁，还彼此争风吃醋。韦三德就像一个古代帝王般，让全村人敢怒不敢言，让“后宫三千佳丽”顶礼膜拜。让人疑惑的是，韦三德这样一个无业游民，无权无势，他凭借什么凌驾于众人之上呢。文中多次提及韦三德身躯庞大，最后还借黄康贤的眼睛这样描述“他发现韦三得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很匀称健美，像健身房里让少妇们着迷的教练他的相貌也很英俊，皮肤白嫩而又棱角分明，像影视圈既奶油又酷毙的帅哥。难怪，村庄里众多的妇女甘愿被他蹂躏虐待和玩弄，是有道理的。”[3]由此可知，韦三得的身体，对乡村里的其他男人来说，就是威胁。在对比中，其他男人成了“失势的男人”，他们的男性地位受到挑战。这也就是大家共同构建一个谎言世界的最好粘合剂，弱者联合起来，对付给他们形成压迫的人。所以，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的内部斗争引起了谋杀的动机，他们迫切需要战胜韦三得来重塑男性身份，来维护乡村正常的人伦关系。所以，这种内部的斗争，在《上岭村的谋杀》中才是导致乡村乌托邦幻灭的重要内忧。这种对男性权威地位的维护正好与城市物质文明下的混乱不谋而合，因此，很容易让大家把这些事情都看成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的负面影响。
三、怀疑与焦虑
《上岭村的谋杀》是凡一平历时四年精心创作的一部小说，他说：“这小说写作的过程，很让我沉重而又激动。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写完小说后他更是感觉解放了，得救了，“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这样的创作体验是很值得推敲的，特别是作者一再强调的救赎意义。“既往的农村生活”存留在记忆中，不断地被回忆被修饰，在现实的映照下更加被美化，已经成了作者的一种情怀，而“现实的农民命运”是残酷的，农业社会解体，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置身底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已经摆脱了农民命运的作家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既希望保存着乡村人淳朴的天性，又不得不为了适应生活而做出改变。在经历过这种自我的调节之后，重新审视乡村和城市时就变得中立，不知不觉就会形成新的价值认同。但这样的价值认同是不稳固的，经常被新出现的事件更改。
所以，在小说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作者的同情，他极力宣扬韦三得的罪有应得，但又借乡村女人的口，颠覆先前的印象，把韦三得说成是一个好男人，乐于助人。而那些制造谋杀案惩恶扬善的人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就连拥有执法权利的警察，也陷入了这样的同情中。这是凡一平对乡村的厚爱与反思。
凡一平虽然借写作来拯救自己，但显然，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他还只是暴露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却还在思考之中。伊丽莎白·鲍温曾说，“小说家不仅类似于充满奇想‘故事’的孩子——他重新组合自己的经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快乐和深信的目的，而且还等同于忍受幻觉之苦的成年人——他把现实世界和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和恐惧的幻想的世界搅混在一起。”[4] 正是这样的混合，让凡一平陷入了焦虑和怀疑，不敢或者不愿意做出明确的判断，对事对人，都希望能从多角度去介入，所以他对人性的恶化同情又批判，对现代法律机制赞美又怀疑。
凡一平往返于城市书写与乡村叙事之间，为我们揭示出谎言世界背后种种隐患的同时，也透露出作家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怀疑与焦虑。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凡一平的写作有很强的代表性，是城市物质文明和乡村传统相互碰撞的产物。在他对乡村的无情解剖下，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谎言世界里，乡村已经是个回不去的乌托邦。
注释：
[1] 洪治刚：《与欲望对视——凡一平小说论》，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6期。
[2] 《作家》2013年第5期，第20页。
[3] 《作家》2013年05期，第110 页。
[4] （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第200页，见伍蠧之、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
作者简介：邓颖（1989-），女，江西吉安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