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威廉·巴特勒·叶芝（W.B.Yeats）是公认的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其诗作已经成为英语诗歌的经典。如何在整体性研究中把握叶芝诗歌的复杂性？如何在现有学术成果基础上挖掘叶芝诗歌研究新的兴奋点？资深学者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Ellmann）为叶芝研究者们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他认为研究者们要试图解码那些统摄叶芝诗歌复杂性的
主线。时间是一条贯穿叶芝诗作的重要主线，诗歌中的每一个事物和人物都在时间运行中获得阶段性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抒情诗的本质在于：它使人在现在瞬间而拥有所有的时间。”（刘光耀，2005：87）然而，国内外学者对叶芝诗歌中的时间主题还没有进行重点考察，还没有比较直接相关的著述，因此对叶芝诗歌时间主题进行深入发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文学地理学批评倡导用地理空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作为正在建构中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独特贡献：从地理空间的角度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可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全新的阐释。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方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时间是在空间中展开和实现的。没有空间，时间的连续性就失去它丰富多彩的展示空间。（杨义，2012：74）也就是说，只有地理的存在，才能提供广阔空间来展开时间维度。有学者指出，“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邹建军，周亚芬，2010：35）本文试从文学地理学批评入手，深入分析叶芝诗歌中的爱尔兰西部自然地理意象和地理环境与诗人所要表现的时间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将自然地理景观中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结合起来，发掘出叶芝对个体精神、民族气质和国家前途的思考。
一、树木花卉：植物意象的神秘性对时间伟力的彰显与抗争
植物是自然地理环境的组成元素，对人类的生存发挥着重要作用。植物除了满足物质需要之外还渗透进人的精神活动领域，成为人认识事物和表情达意的重要意象。叶芝的诗歌富含大量的爱尔兰西部的植物意象，犹以各种花卉为盛，如玫瑰、罂粟、水仙、百合等。面对时间强大的破坏力，各种植物意象渐渐走向凋零和衰亡。诗歌“叶落”对此阐释得十分清楚：随着时间的前移和四季的更替尤其是秋天的降临，山梨树叶和野草莓叶渐渐变黄，慢慢枯萎并失去生命的活力。
纵观叶芝诗作中众多的爱尔兰西部植物意象，玫瑰和罂粟所表现的时间主题最为明显。玫瑰所具有的时间意义并非空穴来风，英国文学传统赋予玫瑰三层重要的时间意义：首先，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眼中，玫瑰表达了“时不待我，只争朝夕”（CarpeDiem）的主题，表现了时间强大的破坏力。其次，玫瑰揭示出“及时行乐”（CarpeFlorem）的思想。再次，以雪莱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盛赞玫瑰是美与爱的灵魂，面对时间伟力的破坏，其醉人的香味可以成为一种永恒的形式。叶芝的玫瑰诗歌继承了英国文学传统中玫瑰的时间意义，早期诗歌“尘世的玫瑰”表现出时间的破坏性。诗人在诗作中发出“我们同这辛劳的尘世正在流逝”这样的呼声。当然，叶芝笔下的玫瑰时间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表现时间的毁灭性与如何抗争时间，诗人在诗作中展现具有爱尔兰西部地理特色的植物意象，并在运用这些植物意象所具有的抵御时间伟力侵蚀的有效方式方面走得更远。叶芝的玫瑰意象较之前辈体现了更为深刻的时间内涵。玫瑰是“金色黎明”这一秘术修道组织的主要标志，玫瑰的神秘象征意义对叶芝的影响颇深。据考证，叶芝也对 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对时间的定义深信不疑。普罗提诺认为“太一”（theOne）是所有运动和形式的源泉，它在时空之外，从“太一”流出“理性”，从“理性”流出“灵魂”，从“灵魂”流出“物质”。叶芝在诗作中宣扬只有“太一是活生生的存在，人类则是无生命的幻影。”（叶芝，2002：458）在此基础之上，叶芝还追寻着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和布莱克的足迹，在诗歌中使用太阳、月亮和星星等时间象征意象，从整个宇宙象征体系中去进行玫瑰诗歌创作。在叶芝玫瑰诗歌中，玫瑰时间意义的超验性、永恒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程度上看，玫瑰本身就是时间形式的生成机制，是一种超验瞬间，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具有超越时间的永恒性。在“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一诗中，叶芝盛赞玫瑰永恒的美，它盛开在时间和受难的十字架上，抵御了时间的侵蚀。在“战斗的玫瑰”中，诗人高呼“一切玫瑰之冠，举世共仰的玫瑰，鼓荡在时间的浪潮上。”（叶芝，2002：29）玫瑰的超验永恒性不受时间的破坏，可以抗争时间。在“有福者”中，“福祉”去往“那不可败坏的玫瑰”，那不受时间侵蚀的玫瑰，在“美酒的红色”中通过人的想象与欲望来发现。这样一来，世俗时间与永恒时间统一在玫瑰的超验永恒性中。作为叶芝诗歌中所表现的爱尔兰西部最重要的植物意象，爱尔兰也是玫瑰的重要象征之一。叶芝将玫瑰的时间意义弥散于其诗作所构建的爱尔兰这一家园空间中，提出了永恒救赎的时间概念。玫瑰时间意义表现为爱尔兰历史的进步，描述了生命与死亡、创造与毁灭的循环。在“恋人诉说他心中的玫瑰”一诗中，玫瑰是永恒爱尔兰的象征。在本诗第二节，诗人渴望重造一个家园空间，“守着新铸的天地海洋，”让永恒完满的玫瑰“在心底开放”，让其象征意义爱尔兰得到永恒救赎。在“致未来时代的爱尔兰”一诗中，诗人将现实中的爱尔兰比作一位女性舞者，长裙上用以镶边的红玫瑰则象征着那古老的爱尔兰和那富有古代英雄传奇与浓郁艺术气息的爱尔兰，无论时间怎么侵蚀始终获得永恒 救赎。
作为玫瑰的变体和爱尔兰西部重要的植物意象，叶芝笔下的罂粟具有其他植物所无法替代的象征意义，与抗争时间破坏的有效方式密切相关。“罂粟的汁液具有麻醉神经令人昏睡的成分。&
rdquo;（Jeffares，1984：5）因此罂粟自然而然就与睡眠和梦紧密相关起来。在英国诗歌史上，叶芝对罂粟的描写并非首创。斯宾塞和莎士比亚都曾在各自的诗作中谈到致人昏睡的罂粟，而济慈对罂粟以及服用罂粟后的幻梦尤为着迷。叶芝在诗歌中将罂粟及其象征意义——睡眠与梦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将其演变为挑战时间的方式。叶芝的多首诗作都展现睡眠与梦变型时空，挑战时间的作用。“快乐的牧人之歌”强调了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控制之下以及时间吞噬一切的伟力，“阿卡狄的森林已经死了，其中的古朴欢乐也已结束。”（叶芝，2002：4）在诗歌中，诗人追求灵魂的主观真理也就是追求永恒，借以摆脱时间的控制，达到躲避时间摧毁的目的。在本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明确地指出和世间万物一样，“我必将逝去”。诗人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墓穴，“那里摇曳着水仙和百合”且“山崖上罂粟花开得美丽”。诗人发出挑战时间的呼喊：“梦吧，梦吧，因为这也是真理。”（叶芝，2002：6）在诗人看来，真理有两种，一为客观真理，一为主观真理。客观真理是关于物质的，是暂时和相对的。主观真理是关于人的灵魂的，是永恒和绝对的。只有主观真理才值得追求。诗人通过倡导睡眠与梦来躲避时间的破坏，因为睡眠与梦关系人的灵魂，是一种主观真理，一种永恒。叶芝对抗时间破坏的愿望同时隐藏于诗人自己的梦与诗歌之中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二者相互融会贯通，诗人坦言“我据我的梦和梦中的情感写出我的诗，作者便在永恒之中”。（Jeffares，1984：86）叶芝的这一思想也贯穿在“他冀求天国的锦缎”一诗中。诗人畅想“天国的锦绣绸缎”是用象征时间的“金色银色的光线织就”，蕴藏黑夜、白天、黎明和傍晚的各种色彩。而诗人用梦来代替天国的锦缎铺在脚下，只有梦可以被各种色彩的时间光线织就，以此来避开时间的破坏。
二、鸟兽虫鱼：动物意象神圣性中时间的毁灭与永恒
动物是自然地理环境另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在叶芝看来，人类和动物存在自然对应的关系，而且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遵从着将所有活物动物化的准则。（Grene，2008：106）从某种程度上说，叶芝诗歌中的海鸟是人类灵魂的象征，燕子则是有限生命的象征，哈得斯晨鸡的啼鸣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在叶芝的诗歌想像中，诗人喜欢将妻子比作猫，将伊秀尔特·冈比作兔子。叶芝诗歌中对各类动物意象的使用深刻地表现了诗人独到的时间观和极具特色的凯尔特传奇和爱尔兰神话底蕴。诗歌中的各类动物意象具有某种神话和宗教色彩，其所指涉的自然时间被神话化或宗教化，也就成了神圣时间。这种神圣时间常常是和自然时间相互对应、相互纠缠的。时间的摧毁性通过叶芝笔下的沙漠怪兽和朱诺的孔雀来进行深刻的体现。诗人净化灵魂和追求永恒境界来战胜时间的这一深刻思想则是通过海豚和哈得斯晨鸡来揭示。
作为神或天使的对立面，叶芝的沙漠怪兽是其诗歌中的独特意象，出现在名诗“再度降临”的第二节：
闯入我的眼界：在大漠的尘沙里，
一个狮身人面的形体，
目光似太阳茫然而冷酷，
正挪动着迟钝的腿股;它周围处处
旋舞着愤怒的沙漠野禽的阴影。（叶芝，2002：451）
这一独特意象揭示了深刻的时间主题。叶芝在其自传中这样描述创作沙漠怪兽的灵感来源：“那是我无法忘怀的意象，一个黑色的泰坦在远古的废墟中出现。”（Yeats，1965：186）并且诗人在为TheResurrection所写的引言中直接将那有着翅膀且青铜包裹的怪兽与末日毁灭联系起来。《新约·启示录》中怪兽的出现是末世毁灭的七大标志之一。深受基督教义影响的叶芝借写沙漠怪兽做出这样的预言：人间异象叠生﹑灾难重重，世界到了自己的尽头。旧的文明趋于毁灭，新的文明冉冉升起。时间的摧毁性和末日毁灭在沙漠怪兽的象征意义中可见一斑。有学者指出，“怪兽这一意象似乎更接近于斯芬克斯。”（Ellmann，1964：259）斯芬克斯以著名的谜语闻名于世：“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Grimal，1996：323）俄狄浦斯解开谜题，答案是“人”。不为人所知的是第二则谜语：“什么样的两姐妹相互产生对方。”（Grimal，1996：324）答案是“白天与黑夜”。斯芬克斯之谜着重表现了时间主题：它关注了人的生命历程和白天与黑夜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表现形式以及时间对人的摧毁性。叶芝的沙漠怪兽和斯芬克斯一样具有狮身人面的外形，其时间意义显而易见。沙漠怪兽是预示末日毁灭的泰坦和富含时间谜题的斯芬克斯这两个形象的重组，与末世论和神秘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象征着末日毁灭和时间强大的摧毁性。
作为沙漠怪兽的补充，朱诺的孔雀同样表现了神圣时间主题，具有同样的末世毁灭的预言功能。朱诺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兼妇女保护神，她的孔雀往往与时间和历史的循环联系起来，“是不朽与永恒的一种象征”。（Jeffares，1984：227）朱诺的孔雀在诗歌“祖传的宅第”和“我的桌子”中出现，揭示出深刻的时间意义。这些诗歌创作于内战期间，诗人通过孔雀表达出他对现实的愤怒与失望，“不过借我们的暴力夺取我们的伟大又如何？”（叶芝，2002：480）诗人希望听到朱诺孔雀的啼叫，因为它的啼叫可以推动历史的循环，可以预示一个混乱血腥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爱尔兰的到来。诗人的神秘哲学著作《幻象》一书也印证了他的这一想法：“文明是一种保持自控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它特别像某些伟大的悲剧人物。思想的失控是在末期出现的：首先是道德生命的沉沦，而后便是最后的投降、丧失理智的吼叫、启示——朱诺的孔雀的尖叫。”（叶芝，2006：177-178）
沙漠怪兽与朱诺的孔雀在叶芝诗歌有关神圣时间叙述中相辅相成，承载了深厚的末世论思想，将时间的摧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它们在诗歌中的对立物，海豚与哈得斯晨鸡则将诗人通过净化灵魂来追求永恒战胜时间的愿望表达出来。叶芝
选择海豚与哈得斯晨鸡这两种动物意象是对英国文学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荷马史诗两次提到海豚，一次是在《奥德赛》中作为Scylla的猎物，一次是在《伊利亚德》中，Archilles被比喻为海豚。柏拉图曾注明海豚会救助那些在海里溺水的人。希罗多德也曾在诗歌中叙述诗人亚伦被海豚救起的故事。在基督教思想中，海豚象征救赎与重生，有时也指涉约拿的鲸鱼;在iconography中，死者的灵魂被海豚驮在背上。（Ferber，1999：60）在较好地继承英国文学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上，叶芝在“拜占庭”一诗中关注生死轮回与灵魂净化。诗人认为时间摧毁力无比强大，为了战胜时间，灵魂须不断净化。此诗中海豚被视为驮运灵魂，超脱轮回，走向永恒乐土的神圣之物。在诗人看来，海豚就是物质世界与永恒乐土的中介，借助于它的存在，脱离现实，净化灵魂与追求永恒才得以实现。和朱诺的孔雀是沙漠怪兽的补充类似的是，哈迪斯晨鸡也是海豚的变体与补充，让叶芝诗歌中的动物意象更富有张力，神圣时间内涵也更加丰富。西蒙尼德把公鸡报晓称作“晨音”，乔叟和斯宾塞都曾在各自作品中对打鸣公鸡有着类似的叙述。（Ferber，1999：45）《圣经》中也曾提到公鸡报晓，耶稣预言彼得，“鸡叫前你将会三次不认主。”象征主义大师叶芝在“拜占庭”一诗中充分表现了哈得斯晨鸡的象征意义，将它视为再生之先导，期待“奇迹、鸟或金制的玩艺，能像哈得斯的晨鸡一样啼唱。”（叶芝，2002：602）因为哈得斯晨鸡的啼唱宣告了一个新的生死轮回的开启和新生命的再生，同时预言了最后一次净化之后的永恒的来临。 三、湖岛与海岛：生命的安顿之处
爱尔兰西部地理风景在叶芝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其前期作品。“它们（地理风景）是叶芝诗歌中举足轻重的符号，将诗人的爱尔兰特质和斯来沟特质充分地显现出来。”（Grene，2008：78）有学者指出“纯粹的时间，其实就是空间。”（马大康，叶世祥，2008：136）诗人叶芝为了打乱并且粉碎时间的桎梏，在诗歌中充分强调爱尔兰地理风景的空间因素，为其增强了特有的神秘性与象征性。这样一来，叶芝诗歌中自然意象的时间意义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时间主题的空间转向。据考证，关于爱尔兰这一海岛国家的自然地理空间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诺亚的孙女塞萨拉（Cesara）得知洪水即将来临，与众伙伴相约逃往世界最西边的岛屿。洪水既然是上帝为惩罚人类的罪恶而发动的，那么这个尚且无人居住的岛屿应该有资格逃过这次的旷世浩劫。在洪水肆虐大地、良田尽成泽国之时，爱尔兰成为这些人安居乐业的‘人间伊甸园’。”（陈丽，2009：1）海岛是爱尔兰最重要的自然地理风景，在叶芝笔下常常是人迹罕至的与世隔绝之地。这一特殊的若虚若实的自然地理空间可以避开时间的破坏，是叶芝追寻的生命安顿之处。海岛和其对应物湖岛作为重要的自然地理风景出现在“湖岛因尼斯弗里”、“去那水中一小岛”和“百鸟”等诗歌中。
“湖岛因尼斯弗里”是叶芝最富盛名的诗歌之一。“因尼斯弗里”这一地名真实存在于叶芝的故乡斯来沟。叶芝曾指出诗人梭罗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非常向往在湖边这种自然环境中的独居生活。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父亲为我诵读《瓦尔登湖》的部分篇章后，我就计划在一个名为‘因尼斯弗里’的小岛上生活…像梭罗一样，在独居中寻求智慧。”（Yeats，1965：71-72）湖岛因尼斯弗里是叶芝诗歌中的最重要的地理风景，不仅仅因为它位于叶芝家乡斯来沟，还因为它给叶芝带来一种归属感，在平静独居中觅得一种智慧，激发起诗人独到的时间观。这在诗歌的最后两节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将享有宁静，那里宁静缓缓滴零
从清晨的薄雾到蟋蟀鸣唱的地方;
在那里半夜清辉粼粼，正午紫光耀映，
黄昏的天空中布满红雀的翅膀。
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因为在每夜每日
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舐湖岸的响声;
伫立在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上时，
我都在内心深处听见那悠悠水声。（叶芝，2002：75）
任何人都在时间中出生和死亡，沙漏是测量时间和生命的工具。有学者认为“时间感总是与生命感携手同来。”（吴国盛，2006：48）“人体内呼出的每一气息都像沙漏中落下的一颗沙粒，而那些沙粒是早在人的生命结束之前就似乎一粒一粒数好了放在沙漏里的。”（胡家峦，2001：152）叶芝在此诗中描述宁静时间缓缓滴零，“从清晨的薄雾到蟋蟀鸣唱的地方”。（叶芝，2002：75）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给生命带来强大而无情的摧毁。但诗人坚信：湖岛因尼斯弗里这一自然地理空间的存在能够浓缩时间，渐渐凝固时间。人若置身于湖岛的宁静，生命运行节奏和沙粒滴漏的速度即时间运行的节奏会同时放缓，从而达到躲避时间摧毁，延长生命时间的目的。诗歌末节第一行“我要起身离去”是对《新约·路加福音》中的句子“我要起身，前去我父亲那里。”的仿写。《圣经》中“去我父亲那里”是摆脱世俗时间限制进入永恒神圣时间状态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上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通过对《圣经》语句的仿写，诗人想要强调湖岛因尼斯弗里这一自然地理空间是上帝国这一永恒神圣空间的变体，去往湖岛因尼斯弗里也就是“去我父亲那里”，可以躲避世俗时间的侵扰，在神圣空间中获得永恒。
叶芝在诗歌“去那水中一小岛”最后一节表达出愿和爱人一起，去到水中一个小岛，一个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地理风景。在这一特殊地理空间中，他们可以享受生命，躲开时间的破坏伟力。“百鸟”一诗进一步深化了叶芝想要通过去往海岛这一自然地理空间也是神圣空间来战胜时间的神秘时间观：
我心头萦绕这无数岛屿，和许多妲娜的海滨，
在那里时光肯定会遗忘我们，悲伤不再来临;
很快我们就会远离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蚀，
只要我们是双百鸟，亲爱的，出没在浪花里！（叶芝，2002：84-85）
如本诗末节所示，与世隔绝的岛屿海滨与甜美的爱情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强
大的抗争时间的力量，诗人坚信：“在那里时光肯定会遗忘我们”，“岛屿”和“海滨”的神圣空间存在让人远离世俗时间的侵蚀。
结语：植物、动物、地理风景等自然意象是组成地理空间必不可少的因素。有学者指出，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是自然崇拜者，他们崇拜天空、星辰、大地、丘陵、高山、森林和林中空地，甚至对某些树木、河流、湖泊、大海以及象征力量的动物也进行崇拜。”（Eluère，2006：113）爱尔兰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爱尔兰独特的自然意象和地理环境孕育着诗人叶芝的创作情感，而这种诗歌创作情感深深嵌进了诗人笔下的树木花卉、鸟兽虫鱼、海岛湖岛之中。因此地理因素是解读叶芝诗歌时间性的一个重要路径，存在于叶芝时间观中的神秘主义思想和象征体系从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爱尔兰西部宽广而深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宗教地理建构为基础的。地理批评并不是解读叶芝诗歌的唯一途径，但确是解答叶芝诗歌时间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地理的角度理解叶芝的诗作，并结合哲学的、历史的、宗教的维度可对叶芝诗作中的时间意识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因此基于爱尔兰西部自然意象与地理环境的叶芝时间观实现了自然时间和神圣时间的统一以及自然与超自然统一。叶芝在诗歌艺术中所呈现的对时间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类情感和人类命运的宗教把握显示了作家与爱尔兰西部地理的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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