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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特有的艺术形式美的论文_美术论文_中国论

2015-07-08 09:40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世界美术领域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中国画是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观点进行创作绘画而成的。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明暗光线,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
  中国画是运用绢和宣纸作画,特别是生宣纸的渗性,更加发挥了特有的笔趣和墨彩。在用墨方面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自由挥洒,酣畅淋漓;用笔方面,使用毛笔的尖锥,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无穷变化,奇妙的效果,以表现物体的质感;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末,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意境方面追求自然、含蓄、深沉,朴素淡雅的画面配以中国书法,题诗落款,再押署印章,彰显出中国画的特点,“诗、书、画、印”的结合完美构成。
  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中国画特有的表现形式,融多种艺术为一体,相互辉映。其相互结合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人画家登上画坛后才具有的现象。当绘画还是工匠们的专职时,诗书画印是独立的。东汉至北朝,虽有蔡邑、顾恺之这样的文人画家,但并无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唐朝、五代的文人画家虽多,也没有诗书画印结合的实例。北宋后期,许多文人画家活跃画坛,如苏轼、文同、王晋卿、米芾等,倡导诗书画印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奠定了基础。到元代迅速发展,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为画家们普遍采用,乃至明清两代,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美。wwW.133229.COm以下笔者谈谈诗书画印如何在国画中的结合。
  
  一、诗画结合
  
  诗画结合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画本身没有题款,但充满诗意,可谓诗画意境结合;二是画上题诗书款,诗画相配,相得益彰。诗画作为两门艺术,各有其长短。“画”表现事物比较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同,它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容量比较大。二者的结合,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空间拉长,容量立刻膨胀开来。绘画史称唐代王维是诗画结合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苏轼说:“味摩诘(王维字)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词客”和“画师”合为一体的人。在苏东坡的赞赏之下,王维被视作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
  五代两宋画家多数不在画上题诗书款,偶或有之,亦在石隙树缝间,以防损伤画面,破坏画面构图。李公麟善诗书,但画面极少题诗书款。唯苏东坡习惯用大行楷题款,或跋语三五行,书画一体。李唐、马远、李嵩、夏珪、梁楷诸名家在画上则无题诗,只有在边角不起眼处签署姓名年月而已。元代开始,每画必题诗书款,明清则更甚。故宋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元人对诗画关系认识更深入一步,杨维桢云:“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之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由其道无二致也。”(《东维子集》卷十一)。
  诗画的结合,相互生辉,如宋朝马远的《雪图》,画的是雪后大地批上了银装,明月寥廓,万籁寂静,一行征鸿,几声橹响,上下呼应,蕴含着无限的诗情,可谓画中有诗。如古人的咏雪诗:“轻轻压叠向风加,襟袖谁能认六葩。高岫人迷千尺布,平林天与一般花。横空络绎云遗屑,扑浪翩翻蝶寄槎。公子樽前流远思,不知何处客程赊。”这首诗把漫天大雪,雪后难行写得有声有色,用现实形象加以夸张地描写,诗歌可以得心应手,绘画却难以描绘。
  画上题诗书款,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或花鸟画,让人较难猜透作者的心思或想表达的意境,但通过画上的题诗书款,人们就易领会作者的意图。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词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全图开合有序,诗弥补了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从而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韵的表现途径。

  有的画中题诗书款,意在阐明画理,帮助读者理解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元代画家倪瓒,为张以中画竹,画上题曰: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了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茂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清阁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燮(郑板桥)为竹石画作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来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其题诗书款更强调了画中意境,体现了画家的思想境界。
  
  二、书画的结合
  
  中国画的“书”(指书法)与“画”由于工具相同,操作时又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二者早已结下不解之缘。书画的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画家本人兼长书法,作画时常常以书入画;二是以书题诗写款在画面上,与画面构图协调。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首倡“书画同体”“用笔同法”,书画均起源于象形,“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他根据书画家用笔有共同之处,说明书画同法,后代的文人对张氏的理论,异口赞服。元代画家更强调画中的书法趣味,杨维桢说:“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必攻书,其画法必书法所在。”(《东维子集》卷十一)。
  书与画在某些方面是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各有不可替代的某些特点。绘画是以塑造完美的造型艺术为主,充实画面内容为首任,书法则以其特有的风格,作为补充画面的不足之处,使一幅国画作品更加完美。
  
  三、印的结合
  
  印最初只是信物,北宋以前的画家作画很少押印,一般只押鉴定人、收藏家的印记,这些印记并非画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至元代时期,水墨画占压倒优势,朱文印章已不仅仅是信物标记,而成为画家们作画时不可缺少的构图需求,并对画面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有的印文本身就有含意。如王冕在画上押署“文王子孙”印章,赵孟頫常在画上押署“赵氏子孙”印章。明清两代制印技术大发展,画家对押署印章部位、大小及印文内容和印章本身的艺术形式都很讲究。画家根据画面内容、风格的需要,押署形状大小不一的印章,使画面构图更加完整,更加提高了观赏价值。如文征明《清秋访友图》,系青绿山水图,画面以石绿、花青染树,以淡墨、花青、赭石晕染山峦,山涧水流清澈,在这古朴雅静的环境中,好友二人在岩石旁青草坪上赋诗闲聊,其中红衣白裳,格外显目,但以画面设色构图看,“万绿丛中一点红”有点孤立。画家在画面右角题款处押署“征明”一方朱印,使画面顿时生辉,与人物的红衣裳相互呼应。
  依画面构图所需,押署印章也各有不同。以表达不同的画面,体现画家的风格,可选用不同的押印。印章有各种不同的造型,不规则的大小,内容上也形形色色,有姓氏章、名字章、压角章、闲章等,均由画家根据自己画面所需,配上相关内容的印章,充实画面内容,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这就是押署印章的妙处。
  诗书画印的结合,需要画家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诗如此,作画亦然。一幅好画,配上相应的诗,又以画风所需的书体写之,洋洋洒洒,双璧弥合,再押署适应的印章,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增加美感,丰富内容,在中国画的结合中,创作出完美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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