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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先进的生产能力及富可敌国的经济总量、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形成的都市社会正在成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现实背景。这是我把“城市化进程”的当代形态与最高表现称之为“都市化进程”（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的根本原因。在当今世界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经验”的再生产过程，因而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以“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经济社会的范畴与一般的文化领域，并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影视、娱乐等传统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方式，使当代人的审美意识、艺术经验、自由体验与审美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都市化进程”为中国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当代性问题与全新的学术生长空间。
这可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两方面加以了解。就前者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都市人的精神、心理与情感方面。以《新民晚报》讨论的“新上海人问题”为例，它们大都不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窘迫，也与制度安排（如户籍等）无关，而是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中，表现为个体在大都市中的郁闷、烦躁、焦虑和不适应。wWW.133229.COm这既是较为纯粹的美学问题，以其直接关涉到人心理上的愉快不愉快与精神上的自由不自由；又是都市化进程的必然表现，因为这些文化与美学问题不可能出现在乡村与中小城市，而是人口向中心城市与大都市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迁徙的结果。就后者而言，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张，使自然环境与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其间接后果是抽空了古典美学赖以立足的以大自然与乡村为代表的“物质条件”。以2007年6月发生的无锡蓝藻生态灾难为例，美丽的太湖本是江南诗性文化在古典世界中的最高代表，但当它被厚达三寸、发散着腐烂气味的蓝藻所覆盖时，诸如“江南可采莲”或“三生花草梦苏州”的古典意境也就顿时化作一片虚妄。无锡蓝藻事件不仅直接突现了太湖水资源的危机，摧毁了江南文化赖以存在与重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美学、充满了“恶心感”与“荒诞感”的“审丑”经验与现代美学对象感性地展示在当代人面前。由此可知，都市化进程不仅对当代美学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与古典美学在范畴、趣味、审美理想等方面完全不同的审美对象，这要求中国当代美学只有首先完成自身的重构与创新，才能跟上全球化时代快速变化的节奏与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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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学科自身的角度，都市化进程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从审美对象上看，古典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大自然与乡村，中国古代诗人的“田园诗”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最典范的创造。以陶渊明为例，“自然的花开花落、春去秋来的伦理秩序、原始心灵的宁静宽阔、无知无欲都是多么的美好诱人。而文明人的行为却破坏了自然秩序，文明人的欲望则毁灭了原始心灵的和谐，与‘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的文明时代相比较，自然本体和原始心灵的那种朴素状态，显然更适合人的精神生态，是对生命存在的本体。”（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页）现代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反思、批判工业化及其对古典精神世界的异化。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与现代派文学艺术对现代人类异化困境的深入揭示上，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无家可归”状态，萨特关于存在的“恶心感”，艾略特的“荒原”隐喻，以及卡夫卡小说的“荒诞”叙事，都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截然不同，在当代都市社会与生活空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新型精神文化消费品与审美实践活动，如超级市场、广告、模特文化、汽车文化、选秀、景观设计等，即使作为美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学艺术，与其传统形态相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这不仅表现在当代西方美学提出的“性经验可以是审美的”（[美] 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体美学：中美学者的对话与论辩》，《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同时也以感性方式具体再现于大众文化以物质与肉体消费为中心的话语与影像上。
从审美主体角度看，古典审美主体的最大成果是一种“和谐”的审美态度，它的必要前提是对自然本能的部分压抑与升华。如鲁枢元先生对辛弃疾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细致分析：“诗行中透递出诗人对自然体贴入微的亲近，洋溢着庄稼人对于大自然丰厚赐予的感激。从生态学家的眼光看，诗中的描绘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平衡和谐、有机运作着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作为天体存在的星、月，有作为天气存在的风、雨，有作为大地存在的树木、稻田，有作为动物存在的鹊、蝉，当然，其中也有着人类制造的‘第二自然’：茅店、小庙、村路、板桥，但一切都是如此安详、温馨，如同海德格尔说的，这是人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页）现代审美主体则拒绝文明的压抑与异化，并在与现实原则的激烈对抗中将自身再生产为“新感性本体论”。如马尔库塞称赞的“用超短裙反对机关干部”，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否定整个既定制度”，“否定这个制度的道德和文化”，直至建立一个以“感官的、好玩的、平静的和美的”为主要内容的“新天地”。（[美]马尔库塞等著，绿原译：《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由于都市社会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与矛盾，当代审美主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彻底地摆脱了它的乡土情结与农村口音；另一方面，借助于消费社会及其制造的欲望狂欢景观，又将“新感性本体”进一步发展与升级为我所说的“纯粹欲望主体”，“它直接催生了反精神本体的性解放运动和消费意识形态……严重削弱了西方已经发育成熟和东方正在启蒙的主体理性能力，所以在后现代话语中就很难把‘存在本身的美’和‘纯粹欲望’在本体内涵上区别开。”（刘士林著：《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这使得审美判断力的再生产与都市美学原则的确立在当下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审美生产与创造上看，古典美学的核心是“天才的想像力”与“心灵机能的和谐游戏”，这以康德哲学美学为最高代表，一方面，“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律的一种才能（天然资禀），是作为艺术家的天生的创造功能。……通过这种能力，自然替艺术定规则。”（[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6节。译文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6页）另一方面，审美创造的主旨在于达成生命的内在和谐，因为“愉快的情绪介于认识与欲求机能之间”（[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在必要的场合能够临时靠拢两方的任何一方”（[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页），实现的是人生中固有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现代美学的重心从主体世界移向外在的“艺术形式”与“审美体验”，从这些相对稳定和可实证的对象与过程中更容易认识艺术与审美活动的秘密，因而，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以及由维特根斯坦开创的分析美学，成为现代美学的主流。与此两种不同，如同都市自身固有的多元化与异质性一样，都市审美生产与创造也表现出超级复杂的形态与方式。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既是高级的精神生产活动，又与物质财富欲求紧密相连；既要求主体有天才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又是工业化设计与商业性策划的直接产物，等等。两相比较，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都显得比较纯粹、简单与朴素，这也是它们很难解释当代审美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