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鸿蒙初醒的时期，就试图用图像和符号描绘自己所处的环境，这就逐渐形成了文字。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从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文字学，剖析文字学难题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一、文字的起源
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系统分别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中国的汉字和玛雅文字。这些文字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文字还没有出现之前，没有文字的民族采用类似文字的文字画与图画文字来传递信息。这种完全采用图画来传递信息的符号被叫作文字画。这种文字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产生了可以分解的图画文字，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已经摆脱了文字化表达意义方面的一些不足，可分析为单图，形义联系更加明确和固定。例如龟表示幸福和成功；带箭的弓表示战争，连在一起的心表示爱情；交叉的两条蛇表示危险等等。
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作为古典文字中唯一流传并使用至今的文字，从甲骨文开始，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传世的文献中，零星记载了许多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其中比较流行的有汉字起源于八卦说、结绳说、契刻说、仓颉造字说等。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图片上，一些古人在陶瓷上刻画的符号，通过老师讲解，看起来和甲骨文、金文很相似，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线条熟练、构图匀称、笔画固定，有的符号重复出现，而且有繁简二体，都刻在陶器口外沿，醒目显眼，可以认为是早期的古汉字了。但由于文字数量少，只是分别与少数事物相对应，彼此还不能排列起来记录语言，所以这时还不能说某种文字体系已初步形成。
文字起源后到文字体系的形成，中间还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一个文字體系的形成，应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字形成型比较固定，并有相当数量的文字；其二，分别与语言中的词相对应；其三，文字之间能够排列起来，记录一句话或一段话。从目前发现的文字来看，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具备了上述几个条件，标志着汉字体系的形成。甲骨文有单字四千个，目前已经认识的有一千七百多个。从这些已经识别出来的汉字来看，他们基本上能够记载商代的语言，并且由这些单字排列组成的句子已经十分丰富。因此，商代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应该就是汉字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伴随着中华历史的演进和汉字体系的不断成熟，其结构和形体不断简化，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字形变化，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
一个国家的文字表达和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汉字的千年积淀，孕育出了灿烂多彩的汉字文化，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字交融影响并远播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形成包含三十多种文字的汉字文化圈。
二、文字学的成就
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文字学在我国特别发达。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甲骨文资料整理、字典编撰、甲骨文字语言研究和《说文》研究等方面。
（一）甲骨文资料整理和字典编撰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于1979年至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共收甲骨41956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殷墟甲骨文资料著录书，加上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以及1999年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甲骨文合集补编》，已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几臻完整。甲骨文字典编撰方面有影响的有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和于省吾的《甲骨文字诂林》（1996）。后者在每个单字下将1989年以前诸家的解释收集在一起，比李孝定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甲骨文集释》更完善，其中的“按语”是作者的研究所得，很有参考价值。
（二）甲骨文字语言研究
文字考释方面的代表作有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此书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很注意文字考释的方法，故结论多可信从，反映了作者在考释甲骨文方面的主要成绩。裘锡圭在考释和释读甲骨文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他解释字词深入细致，考释文字精到准确，颇多新意，重要论文有《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海上论丛》·第2辑）等。甲骨语言研究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语法研究方面，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2）、张玉金的《甲骨文虚词词典》（1995）是两部重要的语法研究著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在研究甲骨语言问题时较多地使用了甲骨分类、断代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在进行甲骨文考释时，也注意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问题，这都提高了研究的质量。2001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甲骨文献集成》全书共四十册，分门别类，把百年来有关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论文和专著汇为一编，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说文》研究
《说文》历来是传统文字学研究的重点，多年来的《说文》研究也多有建树。郭在贻关于段注的系列论文有较大影响；此外，前人研究段注，对篆形问题不够重视，蒋冀骋的《说文段注改篆评议》（1993）弥补了这一缺陷。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1998）根据古文字学的成果，在深入研究《说文解字》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古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论证了《说文解字》在中国古文字学史上的奠基地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宋均芬的《说文学》（1977）、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1981）也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四）俗字研究
俗字研究是近三十年來文字研究的一大特色。概述性的成果有蒋冀骋的《俗字研究》（1991）和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1995），对汉语俗字的定义、特点、价值和演变等作了全面的探讨。考释性著作有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1997）、《汉语俗字丛考》（2000），郑贤章的《龙手镜研究》（2004）、《〈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2007），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2005），皆有创获，为一时之盛。
三、研究中的瓶颈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也没有无缺的历史，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理论探索的风气尚未形成
引进借鉴是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只是引进借鉴，不思独创则是不可取的。我们有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但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探讨的习惯，在汉语言文字学界，开风气之先的，大多是外国学者，如语音构建、开风气之先的是高本汉；方言语音的层次研究，开风气之先的是罗杰瑞，这种状况有待改变。我们擅长的是拿外国理论来研究汉语，这无可厚非，也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基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创造也是不可少的。新提出的理论也许不成熟，也许漏洞百出，但有个蹩脚的理论总比没有好，有了蹩脚的才有成熟的，所以我们呼吁对基于汉语实际的新理论要宽容，对理论的提出者也要宽容，不要刁难，更不要封杀。宽容，在个人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境界，在学术，则是一个条件，是一个环境，也是一种激励。事实的探求重要，理论的思考也重要，也许更重要。学者们擅长什么就探索什么，各有各的领域，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为对方而高兴，为对手而祝福。文人相轻的恶习，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二）语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明显不足
语言是一种文化，离开文化谈语言没有意义，离开语言谈文化无从谈起。追寻语言背后的文化意义，或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还有很多课题可做，我们的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尽管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之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游汝杰、陈建民、申小龙、邢福义诸家的研究，但大多探讨的是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或从汉字的形体、字义发掘文化，或从姓氏探求文化，而从文化的角度来探求语言的则不多。申小龙提出了文化语言学的本体论，游汝杰、邢福义则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来探求语言，已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但未形成风气，还需要再加强。
（三）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亟待完善
鲁国尧引用朱德熙的话说，中国的语言学人“失之于陋”。他说，陋的表现就是窄，知识面窄，治学面窄。知识面窄，表现在知今不知古、知古不知今，通文字、训诂者，不知音韵、语法，知音韵、语法者，不通文字、训诂；知传统语言学者，不知普通语言学，知普通语言学者，不知传统语言学；知语言学者，不知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知识面窄，必然导致治学面窄。知一不知多，不窄何处？浅指知识未能内化，学业与素养分离，学业自学业，素养自素养，各不相干。既无专业意识，也无专业精神，学业不能提高人的精神修养。故不少学问做得不错的人，境界依旧、思想依旧、习惯依旧，活脱脱一个俗人。浅则俗，俗则陋。故需要在知识面的扩展上下功夫，才可做真正的学人。
（四）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存在不足
中国人喜欢表扬和受表扬，不喜欢批评和挨批评。公正的批评是学术进步的武器。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表扬也是一种批评，只不过是一种正面的批评而已，至于负面批评，批之者怕得罪人、怕影响关系，更怕别人抓住自己的缺点从另一个角度来个反批评。除非有意见，脸面已撕破，否则批评是万万不行的。实际上成就总是与错误相伴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不可能有大的成就。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成就巨大，而错误也很多。人们不会因为书中错误而影响对他的评价。正因为有错误的存在，才有成就的取得。写得四平八稳的文章，不可能有创新，不可能有成就。创新意味着对传统的抛弃，对传统的抛弃意味着风险。守住传统是不会犯错误的，要错大家错，错不从我始，心安理得，但要取得成就也似乎没有可能了。所以，我们主张，学术上不怕犯错误，要敢于冒风险，敢于批评和接受批评！
四、解决的方法
问题的出现总是有解决的方法。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借鉴，并将其发扬光大，从而解决文字学研究中遇到的瓶颈。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如下。
（一）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由此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不容否定和抛弃。
（二）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我们也需要继承和发扬。
（三）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值得我们继续发扬。
总之，在文字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和瓶颈，是因为没有把握其研究对象的本质，而我们解决问题也必然要回到起点。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字，研究文字起源，找到文字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注意从原始文字发展到成熟文字体系在体制和功能上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文字学的瓶颈。
当然，汉字起源问题的最后解决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正如高明先生在《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一文的结语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寻找文字的原始形态，即汉字的源头，唯一的希望是今后的考古发掘”。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研究方法上的系统反省，破除陈见，开拓思路，这对推进汉字起源问题的解决、破除文字学研究中的瓶颈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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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宇信.甲骨学三十年与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展望[J].郑州大学学报，1980（4）.
[5] 来国龙.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和汉字起源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学研究，2006（00）.
作 者：张黎雨，集美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文字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