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化条件下，中国美学研究面临着文化多样化的语境，这是一个既涉及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走向，又关乎中国美学的现实命运的问题。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使中国美学研究的历史条件与现实问题更加复杂，在今天，中国美学如何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处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与审美立场，找到自己的理论根基，进而在呼应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展现出理论的现实性，这既是中国美学研究要面对的历史责任，同时又是理论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促发下，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些学者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扎根于中国审美与艺术实践之中，在深入把握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当代语境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呼应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有效方式，并强调在全球与地方、东方与西方、美学与文化的对话语境中探索基于 “中国美学”理论与经验的学理形式与实践方式，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建平教授的美学研究即是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代表。高建平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美学研究，在三十多年的美学研究历程中，高建平教授积极参与和构建中国美学理论经验与范式，特别是在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中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取得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优秀成果，他的一系列著作，如《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与王柯平合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大量的译著，如《超越美学》(诺埃尔·卡罗尔著，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弗洛伊德的美学：艺术研究中的精神分析法》(斯佩克特著，高建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西方美学简史》(门罗·C·比厄斯利著，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先锋派理论》(彼得·比格尔著，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艺术即经验》(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除了显示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厚的理论学养以及他所追求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旨趣之外，更显示了他三十多年来在美学研究领域刻苦跋涉的学术足迹。可以说，中国美学研究30年，高建平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全程的亲历者，而且以他开阔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研究方法、现代的学术理念为中国美学的继往开来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发展的艺术观与中国美学的当代语境
高建平教授的美学研究涉猎广泛，博采众长，美学研究早已自成一格。近几年来，高建平教授致力于中国美学与文化多样性问题研究，深刻关注中国美学的当代语境，并努力在一种发展的艺术观中探索美学研究介入当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在西方“后学”思潮崛起与文化多样性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他积极参与国际美学对话，以严谨扎实的理论态度、卓有成效的学理建构强调树立走出“美学在中国”、建立“中国美学”的意识，他的美学研究不但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特别是对中国美学如何在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中完善理论建构，实现理论对现实审美文化经验的责任有重要的启发。
从整体看，近几年来，高建平教授的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当代文化多样化语境中，如何走出“美学在中国”的理论预设，建立 “中国美学”的理论意识，并集中关注当代文化多样化的语境中，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出路问题以及中国美学的理论立场问题;2.在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中，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共同的美学，并着力解决这种共同的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实现的条件问题;3.强调发展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问题，关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效融入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方式与价值问题，深入思考当代美学研究如何有效吸收马克思美学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并在现代性的视野以及“美学的复兴”时代展现理论的生命力;4.在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视野中，展现中国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经验，提出强化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实践的学理批判，深入思考当代美学如何更加有效地介入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的人文思想建设，如何呈现美学的人文价值与当代关怀;5.深刻关注中国美学研究在走出“美学在中国”的理论预设后，如何建立“中国美”的意识，如何在当代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中西美学对话，实现中国美学的现实发展，并积极思考在世界美学体系与世界美学研究格局中，中国美学的定位问题：6.努力探求文化多样性背后的美学依据，探索多元文化的视野下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方式，提出在新的问题意识下革新“做”美学的方法与意识，并深入思考如何呈现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特征与影响。可以说，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同时又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讨论解决的问题。受到历史条件与现实思想发展的影响，中国美学研究面临着多种理论与思想资源，在多种理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美学无论是从理论形态上，还是从思想样式上，都面临着融汇整合进而现代转换的压力，这些理论问题已经集中地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沉重的理论包袱。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的基础上，高建平教授认真思考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美学”的定位与出路，并以一个跨时代学者的严谨的学理探索当代文化多样性语境中我们是否能有一个区别于“美学在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如果说，这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一直努力的方向的话，那么，高建平的研究正是以此找到了理论掘进的方向。
二、文化多样性与中国美学的理论选择
近年来，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是理论界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大潮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区域间的金融、贸易、交通和通信等方面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化以及信息传媒的日益快捷所带来的信息共享的方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经济联系与往来日益密切，金融与资本合作日益深入，同时人们在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以及情感体验间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导致了审美文化交往的地理空间形式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面前，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了，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尽管当前世界人们的经济、金融以及通信等方面的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入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趋同化越来越明显，但不同民族、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习俗的人们之间审美与文化交往并没有走向一体化，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乃至同一国家不同民族区域间的审美交流的差异与多样性现实仍然存在，而且如何保护这种由文化多样性导致的地方审美文化经验间的差异更加重要。可以说，在当前的文化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念都存在着合理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根据，在社会与资本往来的经济社会中，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人们有目共睹;而另一方面，无论世界是在变大还是变小，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在拉长还是缩短，不同文化群落、文化区域中的审美交流的差异不但现实存在而且弥足珍贵。正是从这个方面考虑，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都具有深刻的语境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文学与美学研究必须面对“中国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问题，更无法回避“古典与现代”“审美与生活”的现代性困境。
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高建平的美学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视野与视角，在他看来，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语境，是由于社会与经济领域的落差以及文化资源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决定的，他敏锐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提法”，“‘文化多样性’的口号，虽然最早是美国以外的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但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有利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怎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因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自己的文化发展之路，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毋庸置疑，在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中，中国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美学不仅需要找到中外文化对话的切合点，而且更需要研究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实际。高建平将中国美学与艺术融入了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立场之中，将文化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与中国美学的立场与姿态联系起来，认为面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语境，光有“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还不足以充分展现中国当代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特征，也不能完全体现中国美学的独特地位，只有严肃对待中国美学的传统，使之获得现代的解读，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才是我们的文化建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中展现自身理论立场与生命力的所在。他提出：“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这不仅体现了严肃的学理批判和坚定的人文立场，而且就中国美学研究的经验来看，他在立足中国美学的当代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学现实发展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理论选择。这种理论选择一方面回望传统，更主要的是关注中国的艺术实践与审美现实，正是在这个立场上，高建平的美学研究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接地性”。他认为，“中国美学的建设，不等于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整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代审美和艺术的实践，解决我们今天在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现实本身也预示了当代美学研究的多重的理论路向的话，那么这种面向当代审美与艺术实践的理论选择无疑是中国美学研究应该严肃对待的方向。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不仅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美学发展的新的文化时代的来临，正是认识到这样一份重要的理论责任，高建平先生才提出：“只有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能够为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
三、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
高建平的美学研究充分强调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但并没有忽略文化主体性立场。在他看来，之所以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学本身是属于时代的，“美学与艺术理论，是从属于它们的时代的，人们关于艺术本质和艺术定义的思考，也与它所属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文化多样性不仅在语境层面上对中国美学的时代发展提出了严肃的理论挑战，同时，中国美学研究更是无法选择地融入了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语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多样性既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历史条件，同时更是它的基本问题。就现实的情形而言，中国当代美学与艺术不仅仅是在现实的层面上加入了文化多样性的进程，更是在艺术实践中重构着文化多样性的立场。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高建平先生才提出了“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
就中国美学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古代美学资源的整理消化，还是中国现代以来美学发展经历的“三次热潮”以及从中国现代美学发生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进行的对西方美学思想与资源的引进吸收，其实都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种哲学思考的美学理论如何与中国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从而真正在学理上建构一种基于“中国美”意识的“中国美学”。在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中，高建平提出了这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这当然不是老生常淡，而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下展现出的及时的理论思考。
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探索与建构是高建平在当前文化多样性语境中从事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立场，他不仅从中国当代美学的现实与格局中来探索建立“中国美学”理论出路与设想，而且，更主要的是将这一观点扩大到一般美学的建构上来，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这个思想同时也是近几年来高建平教授集中思考的理论问题，凝聚着他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走向的基本判断，同时也是体现他的美学理论体系与逻辑立场的思想基点。
在高建平看来，之所提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发展问题，是由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所展现出的学科内在的结构与特征所决定的。高建平提出，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初理解是“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in China)，或更为确切地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从中国20世纪初最早的一批美学研究者开始，中国的美学研究一直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但在早期的中国美学家学习西方时，难免有“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之嫌，这种状况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美学的思维逻辑与内在的理论发展路数，以至于在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建立中国美学的强烈意识，“‘西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是同义语”。但是，中国美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审美与艺术实际，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那种“美学在中国”的理论状态，真正建立“中国美学”的意识与理论，这种“中国美学”，不再是古典意义的“中国美学”，而是现代“中国美”，“只有现代‘中国美’，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从学术背景上看，高建平教授本身具有非常优异的西方美学背景，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美学的整体发展过程有着系统把握的学者。但同时，高建平教授也对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现实与经验有着深刻体验与充分的研究，正是在对中西美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直接而深刻的体验，才使他对 “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难能可贵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之见，更主要的是，它切合了中国美学的历史化的任务，同时，更深入地反思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多元的历史语境中显得更加复杂，在众声喧哗中，这份严肃的理论思考给我们的启发正在于让我们更加深入地面对现实。
四、“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
那么，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之路何在呢?高建平教授在这方面也展现出了积极的思考。他提出，首先要改变“做”美学的方式。在他看来，美学这个学问，我们曾将它想得很抽象、神秘、高不可攀，其实它是从一些很简单、很具体的问题开始的。他强调的是美学研究中审美经验在批评和理论中的地位，并以此反思“美学的复兴”的意义。“美学的复兴，并不只是说，我们曾经有过‘美学热’，后来，美学变‘冷’了，现在呼吁它再次变‘热’。或者说，将‘热’的标准定义为：美学书可以发行多少本?美学的新书有多少种?美学研究生投考人数有多少?美学课在大学里受欢迎的程度?如此等等。这一类数量的指标还只是外在的，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做美学的方式发生变化。”
什么是新的“做”美学的方式?用新的方式“做”美学，首先要剔除伪问题，美学家们要改变姿态。在他看来，思辨的美学家们赞美旁观，要凝神观照;分析的美学家们赞美间接性，只对批评的术语进行分析，而“今天的美学，需要的是一种‘介入’的态度。美学要介入到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介入剑艺术的发展之中，介入到城市、乡村的再造和环境的保护之中。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要从这里做起”。其次，要面对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中国美学不仅需要反思和清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传统，更需要在面对生动而真实的艺术世界与审美现实中展现自身的理论特色，在结合中国美学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拓展当代美学格局，“美学要经过而不是拒绝文化研究。这种美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化，同时也为审美经验重新回到人们关注的中心位置提供了条件。”再次，需要分析文化多样性背后的美学依据，在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探寻中国美学的建构的理论路径和方式。高建平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任何外来的影响，都必须具有一个相当长的与中国的情况结合、在中国语境中发展的过程。有时，一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在西方完全不同。一个在西方相当古典的思想，在中国却具有现代的意义;相反，一个在西方相当现代的思想，在中国却起着保守的作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著作，我们也要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特别注重在一个当代的世界美学的背景中研究，从而将中国传统引入到当代世界美学的对话之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中国美学的发展与西方美学显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境遇，消化、吸收西方美学资源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创造与革新，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思考“为地方的地方”与“为全球的地方”的不同表达形式及其美学意义，很显然，在这方面，高建平的美学思考已经走在前面。第四，通过世界美学交流与对话，走出“美学在中国”、建立“中国美”的意识。这方面也是高建平近年来主要从事的美学工作之一。他不仅从学理层面上积极探索如何在世界美学的对话中建构中国美学的学理内容，同时更以实际的美学交流工作寻求发展中国美学的契机。在他看来，“通过美学上的国际对话，我们一方面可能了解当代国际美学的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建设我们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这种建设，对于国际美学的发展，也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他说：“我们也可以建立一种普世性。相对于过去西方人建立的普世性，这是另一种普世性。普世性也可以是复数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最终会由于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普遍，越来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成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高建平的美学研究正行进在这样一种建设的路途上，他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超出了学理建构的意义，而真正地融入到了那种“介入”的美学之中了。最后，他强调发展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重视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遗产，并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与立场呼应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从而展现出了深刻的当代立场。在他看来，19世纪中期和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许多论述和通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当代美学走出康德，与杜威和其他一些当代西方美学对话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价值。艺术要批评生活，揭示历史规律，塑造理想，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商品拜物教的洪流中注入反异化的力量，这些思想尽管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但仍使我们感到亲切和富有启发，成为当代美学建构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他进而认为：
“无论是消费社会和媒介科幻主义，都是发展中迷航的表现。对此，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思路：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之直接对应;但是，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整、制约和平衡。
艺术应该成为生活的解毒剂而不是迷幻药。当日常生活中到处都美之时，艺术所提供的，应该是力量和警示;当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媒介即艺术”的幻象时，还是要坚持文学是人学，艺术是人的艺术这些古老的观点;当消费驱动下的奢华之风不止之时，艺术要展示，那不是品位!
这是一种介入的美学。美学家不能扮演书报检察官的角色，对艺术横加干预，而应该通过对话的方式对艺术评述;美学可以通过阐释艺术本质和定义的方式，给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在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同时，也需要过上有品位的生活。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这也是艺术的使命。”
与那些更具学院派特征的美学理论研究相比，高建平的美学研究更重视艺术实践的现实研究与问题意识，他坚持：“只有接触到问题，抓住问题不放，解决问题或使问题在通向其解决的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才更有意义，才能形成理论的生长点。”中国美学的当代立场，或者，正如他所说，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我们的美学立场不该再将美学上的一种普遍真理与一国之具体文化特点相结合，而应该寻找被西方的美学实践所掩盖的另一种普遍真理。我们不能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明确的方向和途径，但这种理论探索与艺术实践无疑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语境中中国美学应该采取的立场，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庆贺美学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来临。
作者：段吉方 来源：文艺争鸣 2015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