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但极具个人特色，他总是用独特的构思，方言叙事方式表达对乡土社会的一种关注与思考，因此被誉为“地域文化小说”代表。论文着重分析了杨争光小说中的暴力美学及其展现，阐述了杨争光所描述的人性阴暗的黑风景，深层次的探究了这些黑风景源于对生的渴求，引人深思。
杨争光是文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方式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农民生存的故事，是对人性的揭示，是对生存意识的表达，是不折不扣的“地域文化小说”代表作家[1]。同时，杨争光也是一个将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的作家，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血腥、暴力、死亡与黑暗。
一、黄土地上的黑风景——人性阴暗
杨争光热衷于用文字语言描绘黄土高原农民的生活风景，揭示了在恶劣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压制下，黄土地上农民的人性的阴暗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黑风景。纵观杨争光的小说，不难发现其小说的基调大多是荒凉、阴沉、冷峻的，就连小说中的人物也更多地体现出沉闷、压抑。
杨争光从独特的视角，运用方言叙述，穿越人们心中的黑暗性，用荒诞可笑的酷语轮廓展现人的贪婪、报复、仇恨与嫉妒。他更善于揭示人性阴暗面，因此带给读者的震撼感也更加强烈。
无论是《干沟》还是《蛾变》，或是《板兰她爸罗莫的最后一天》、《棺材铺》杨争光都用其精致的构思，与独特的方言叙事方式，展现出欲望就是人心的黑洞，食与性、利益、欲望等都充斥在人性中。例如：在小说《蛾变》中，杨争光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裴一十五的形象，他对粮食的渴望已经达到了一种变态的境界，看到粮食眼睛就发蓝，不顾一切的寻找粮食，要把粮食锁到自己的孔窑去。这就是对“食物”的一种欲望。而《棺材铺》中的杨明远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为了看到人躺进他做好的棺材里。甚至弄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这就是人性中隐秘的、黑暗的贪欲表现[2]。
生活中最下层的人们，仇恨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根性。杨争光用个人的才会，文字魅力，将仇恨这一暴力叙事推进了。例如：在《老旦是一棵树》小说叙事中，杨争光用一幕幕愚昧琐碎的画面，讲述了老旦的复仇之路。首先是从一场邻里间的通奸开始，接着一步步开启了复仇游戏，捉奸、打架、杀对方的狗，甚至刨挖祖坟[3]。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性资源、经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它极大程度的把握着人心中的一个天平，一旦失衡，仇恨心理由此开始。但故事的结局却出乎意料：老旦站在赵镇的粪堆上，扬言要在上面扎根，“长成一棵树”。
这种古怪的复仇方式，其实就是对邻里暴力传统的一种讽刺，暴力是人性深处的一种基本属性。像杨争光小说这种正面的酷语以及暴力叙事，直面揭示了人性的阴暗，让读者在感受这些黑暗面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系列的血腥、暴力、黑暗以及死亡?
二、赌徒式的生活是对生的执着与追问
杨争光作为地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在为广大读者揭露黑风景时，更深层次的是对这些阴暗面的一种谴责与拷问，展现出阴暗劣根下人们对生的一种执着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困惑、理解及认同。
在小说《从两个蛋开始》中，揭露的都是公公同媳妇间的不伦，但魁义秀云、段先生小芹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其中被发现之后，段先生自宫，在儿女对小芹的不断责问中，最终“羞死了”;而魁义与秀云尽管两个都老了，但他们还活着[4]。而对于这两对的不同结局，符驼村的人们看法也各不一样，更多的人认为“凡事不必认真，千好万好，活着就好”。本来对于这种公公与媳妇乱伦的事，从道德角度而言，是不被允许与原谅的，但在小说中的符驼村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对生的执着向往，是对生的一种眷恋，它甚至早已超越了道德的高墙，只为生。
《赌徒》这一小说中更加直白的揭露了人对生的执念，小说中的甘草说过，“人活着就图有个想头”，因此小说中的人物无不为着自己的“想头”，做着一件件“疯狂”事。骆驼可以为了自己的想头，养活甘草、甘草的私生子、情人，甚至原意为了甘草放弃生命;八墩可以因为自己的想头，丢掉骆驼的命，丢掉自己的幸福……在小说中无论是甘草，还是骆驼、八墩都为了自己的想头，努力地活着，但最终所有的想头还是落空了，唯一不变的就是戈壁滩[5]。这样的构思，这样的方言叙事，无不是在拷问着生的意义，体现了杨争光对人们的悲悯与同情，就连小说中的暴力场景也逐渐消淡在了这一个个对生的追问与反思中。
三、结语
“暴力美学”这一概念，源于文学作品中暴力与美学的完美结合，有的作者喜欢大篇的描绘血腥暴力场景，有的则擅长淡化血腥暴力，更多的对生命、美好、贺平等作衬托，以便引起读者的思考，达到惊醒世人的目的。
杨争光的小说中也充斥了一些血腥暴力，如：《谢尔盖的遗憾》中希尔盖因为对妻子的仇恨，将三寸长的铁钉砸进了儿子的脑顶;《干沟》中哥哥用针头捂死了妹妹……但在对生执着追问反思中也逐渐被淡化了，反而达到引人思考的目的。这就是暴力美学的一种体现。
作者简介：张伟(1978.4-)，女，贵州遵义人，仡佬族，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