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观诗的创作在元祐时期从内容上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最突出的一点即是其进取与畏祸的矛盾，既有表现其淑世热情、经世之心的诗作，又有表现其林泉之思、归隐之念的诗作。这种矛盾反应了秦观在元祐时期身为一个旧党文人的无奈与挣扎，是当时党争的环境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个人性格思想所影响而成。
关键词：秦观；党争；进取；畏祸
根据徐培均先生在《淮海集笺注·前言》中的观点，秦诗创作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i即早期为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中期为元丰八年考中进士至绍圣元年，后期从绍圣元年到元符三年卒。这三个时期主要根据秦观一生所政治历程而分，其中中期大致在整个元祐时期，秦观在此时期既有两次被荐而不成功的政治打击，又经历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元祐时期的诗歌便有了一定的复杂性、双重性，而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则是最明显的特点。
一、诗歌内容上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
元祐时期秦观的诗歌创作中，很大一部分仍旧是寄赠之作，但比之未中进士前多了曲折反应政治环境、反应党争的诗作。诗人在这种环境中一面热心未减地进取，努力完成儒家士人淑世的理想，一方面又在政治失意中困顿、畏祸，一心寻求林泉之思，在对道家式的退隐的想往中抚慰着自己的心灵。
1、反映当时政治环境和自己政治经历的诗作
随着当时旧党的上台，北宋党争的性质已由熙宁时期的政见之争转为意气之争，不仅在新旧党内部党争激烈，即使在各党内部也交恶严重，秦观此时的诗中即有反映当时政治环境和自己遭遇的诗作。
《李端叔见寄次韵》中“求仙未若醉中真，蚁斗蛾飞愁杀人。清都梦断理归棹，回首一树琼枝新。”ii这种比喻正是诗人在元祐三年被苏轼等所荐而受诬的反映，正是在那种“蚁斗蛾飞”的环境中，在洛党与蜀党交恶相互攻讦的环境中才有如此形容。类似的有《次韵莘老》：“恶草空摇毒，群蜗谩污涎。”iii一个在熙宁、元丰时期把笔端倾注于诸如“月没参横书角哀，暗香销尽令人老。”iv、“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v的秦观，在元祐时期的诗中有了如此“群蜗”、“恶草”的意象，由闲居之乐转向了一种生命压力下的煎熬，这无疑是由内心深刻的矛盾纠结而成。
在表现政治环境的同时，也有曲折反映自身政治遭遇的诗作。元祐期间秦观曾被两次举荐而均遭到了打击，这使得他对自身遭遇颇为感伤。“聊移小榻就风廊，卧久衣巾带佛香。白发道人还省否？前年引去病贤良。”vi其中“前年引去病贤良”即指元祐被苏轼等推荐于朝，因洛党攻讦，少游郁然引疾回蔡州之事。《漫郎》一诗亦是慨叹党争激烈、自身的无奈与不幸的诗作。
2、反映进取之心的诗作
尽管秦观诗中已有当时紧张政治环境的缩影，但正值元祐更化、旧党执政时期，虽旧党内部亦有蜀、洛之间的攻讦，但相比之后的“绍述”，秦观等文人在政治上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有仕进契机的。因此秦观虽也遭到政治上打击，但进取之心是仍然存在的。
在政治上，秦观也认识到了元祐对于旧党的意义，元祐初他对于政治命运还是乐观的。在这种乐观中，秦观青年时就具有的报国之心、进取之意也在此时期表现了出来。如《寄李端叔编修》中那“马革裹尸心未艾、金龟换酒气为震”vii的豪气，《寄题传钦之草堂》中劝傅钦之出仕的诚恳，“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viii，甚至是在初入仕途时对政治充满的文人式的天真：《拟郡学试东风解冻》：“宝历开新岁，春回斗柄东。漪生天际水，冻解日边风……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ix《晚出左掖》又增一份得意之情：“出门尘障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x
3、表现其归隐之念的诗作
但随着经世之心的难以实现，一直沉位下僚的秦观，加之自身性格的软弱，转而求取存身之念。一方面既厌恶官场黑暗、有消极畏祸的心理、生活困苦，渴望归隐林泉，但一方面又始终放官场不下，对仕途眷恋。
秦观已不如元祐初对仕途充满了天真，诗中开始表现出一种厌倦，开始转向对归隐山林之思的描写：《答曾存之》中已开始感叹“故人休说封侯事，归钓江天有旧台。”xi《秋夜病起怀端叔作诗寄之》中“夫子淮海英，树大难为用”的怀才不遇之叹，“阴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的险恶环境，“强颜入规模，垂耳受羁鞚”xii的束缚之感，于是产生了“行谋买竿栧，名理就折衷”的归隐之思。在心理突围不得之时，倾向于把矛盾折中的想法。如《漫郎》中“无时有禄亦可隐，何必龛岩远遁逃。”xiii这种“吏隐”是秦观思量过后最好也是最无奈的状态，同时也是其内心进取与退隐矛盾冲突最强烈的表现。
二、产生进取与退隐矛盾的原因
1、党争环境与畏祸心理
秦观的这种矛盾心理并不简单等同于历史上一般文人怀才不遇或仕途不顺之后产生的归隐之思，而是但是特殊的党争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畏祸心理。
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掌朝政，起用元祐党人，他们并未客观地看待救弊与新法，而是极力划清“君子”“小人”，彻底废除新法，并转向意气之争。他们一面以“以母改子”为政治思想基础，一面又惧怕新党会有朝一日颠覆政治命运。《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条云：“光当国，悉改熙宁、元丰旧事。或谓光曰：‘旧臣如吕惠卿辈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xiv毕竟在以儒家为思想根基的传统社会中，“以母改子”无法与“三年无改父之道”相抗衡。“以母改子”的理论是不大被当时人所接受的，在党争中极易授人以把柄，成为后来对方攻讦的直接源头。
因此元祐党人虽在朝执政，但心存不安和忧虑。秦观虽然不是党争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他的命运完全与整个旧党的命运相关联。他在元祐三年进的策论的首篇《国论》中即阐述了旧党人所谓的“以母改子”的理论。晁说之有云：“元祐末，纯夫数上疏论时事，其言尤激切，无所顾避。文潜、少游恳劝，以谓不可，公意竞不回。”xv此时诗人心中，政治环境中的畏祸心理已经替代了熙丰时期的豪气。
2、自我遭遇与佛道儒兼容的思想
秦观即使在旧党执掌政权的元祐期，也是一位典型的怀才不遇的文人。他自身政治经历颇为坎坷，元祐三年苏轼等推荐他，被斥回蔡州。元祐六年由校对黄本书籍迁为正字，因受洛党弹劾而罢。这种坎坷逐渐消磨了他在少年时期的强烈的经世之心，而取之以命运的感伤和思想对归隐的追寻。
而秦观自身又是佛道儒兼容的文人，他青年时就多与僧道交游。这无疑是诗人在官场困顿之时有了精神的依靠。于是道家式的归隐便成了精神安慰的避难所。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撰 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周义敢 程自信 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周义敢 周雷编.秦观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徐培钧.秦少游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