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威廉·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南方，被誉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其家族小说的创作首先扎根于养育他的南方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其次也自然地受到了包括南方家庭文化、区域意识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正是在其众多的家族小说中，福克纳身上所具有的旧南方情结得到了最为充分和生动的体现。
关键词：福克纳；旧南方情结；家庭文化；妇道观念；宗教文化
一、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坛的奇才。“福克纳的创作生涯持续近四十年，总共写有长篇小说十九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以及诗歌、杂著数种”。[1]179在他创作的19部长篇小说中，几乎三分之二是家族小说。美国南方浓厚的家庭文化使得家族小说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深厚的传统，而福克纳的思想和创作也深深地扎根于养育他的南方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帕里尼曾指出，“地域感对于福克纳来说，意味着一切。……在福克纳的笔下，地域超越了纯粹的空间概念，成为了作家精神的落脚点。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进程的参与者，他在历史中穿行，同时，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2]3福克纳的主要作品《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没有被征服的》和《去吧，摩西》等都是家族母题小说。在这些小说里，福克纳孜孜不倦地描写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塌法县的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和他们的心路历程。可以说，福克纳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南方家族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这一过程使得他身上的旧南方情结在其家族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和充分的体现。
二、南方家庭文化
美国南方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庄园经济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是家族在南方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许多研究美国南方社会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豪威尔曾指出，“家族势力”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74泰特也认为“南方的中心是家族”。[4]588可见家族观念在南方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家庭的价值在南方比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更得到珍视。而作为庄园主的父亲又自然是家族的首脑，是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他们凭借旧家族制度和传统观念所赋予的权力，像君主一样统治着自己的家族。福克纳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自然有着普通南方人所共有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而他本人特殊的家庭背景更在这方面为他打下了更为深刻的烙印。“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具有强烈的南方意识，并对自己的家族史感到骄傲”。[5]2然而后来家道中落，传至福克纳父亲默里手上时已大不如前了。福克纳对家庭从盛极走向衰落过程中的那些故事非常熟悉，正如他自己所说，“老一辈的故事经过祖父、姑婆、黑佣人以及相邻一遍又一遍的叙述，已变得像陈酒那样又醇又香了”。[1]4
论到福克纳的家庭小说，不得不提及其中的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沙多里斯》，一部则是《喧哗与骚动》。前者是关于南方庄园贵族世家沙多里斯家族衰败的故事，它是福克纳所创作的几部南方大家族没落史的第一部，现已广为人知。后者是以康普生家的孩子们为中心，关于这个家族没落的故事。该部作品最终使他在欧洲乃至世界获得他所渴望的名声，并且同他随后创作的其它重要著作一道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沙多里斯》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福克纳家族的历史和传说为素材创作的。他曾说过，他曾祖父“是约翰·沙多里斯的原型”。[6]211福克纳的研究者们已在沙多里斯家族史中发现了许多同福克纳家族的历史和传说相似的地方，特别是沙多里斯家的“老上校”和“小上校”与福克纳家的“老上校”和“小上校”无论是在经历和性格方面，还是在所作所为上都极为相似。由于福克纳在童年时代听了大量关于他曾祖父的故事，并为其才干、魅力和创业精神所倾倒，所以，他塑造的约翰·沙多里斯也为他的后代白亚德及小白亚德树立了一个高大形象。
福克纳的另一部家庭小说《喧哗与骚动》则生动再现了他父亲默里的形象。正如帕里尼所指出的，福克纳的祖辈和父辈“栖息在他的皮肤上，徜徉于他的梦境里，贯穿于他的小说中。自始至终，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是他作品的核心问题”。[2]7福克纳的父亲默里与他煊赫的祖父“老上校”相比，显得黯然无光。他与福克纳的母亲莫德并不相配，婚后两人的关系经常很紧张。与丈夫的软弱无能和无所作为相反，莫德是一个很有主见、个性极强的女人。正因为如此，“福克纳家所有的男孩全是母亲的孩子”。[7]12正是由于福克纳与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在《喧哗与骚动》中似乎以他父亲作为他所塑造的康普生先生的原型。在康普生这个南方种植园世家中，康普生先生对家族的最终毁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既没有担负起父亲的责任，也没有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既没有给予孩子们正确的精神引导，也没有树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的价值观。相反，他却整天酒醉醺醺，唠唠叨叨地发表着一些毫无用处的愤世嫉俗的空论。如此一来，福克纳父亲默里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像便生动地跃然纸上了，而且“福克纳将对父亲的这种敌意持续地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直到在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中才做出让步”。[2]15
三、南方妇道观念
除了南方社会传统的家族文化对福克纳家族小说的影响外，南方社会特定的妇道观也对福克纳的家族小说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在福克纳的家族小说中，除了男性形象外，妇女形象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如同在塑造男性形象时一样，福克纳对南方社会的怀旧情结和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南方女性的典型形象是淑女形象，这是在两百多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而美国内战宣告了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结束，也否定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传统和价值观念。福克纳就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他在家族小说中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南方女性，但这些女性大都被描写为一种模式——被摧残的女性。她们中要么性格扭曲，要么疯疯癫癫，要么自甘堕落，要么行为费解，要么就与世隔绝。这与战败的美国南方人的畸形心态有关，与福克纳生活的20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关，更与福克纳的个人成长历程及由此而形成的不易被人察觉的心理状态有关。
美国南方社会是清教思想占统治地
位的区域，而清教主义的妇道思想又完全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自《圣经》以来，妇女就是罪恶的代名词。正是因为夏娃经不起魔鬼的诱惑，人类才失去了伊甸园，陷入无穷的苦难之中。在《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先生就说，妇女“对罪恶自有一种亲和力，罪恶短缺什么，她们就提供什么，她们本能地把罪恶往自己身上拉，就像你睡熟时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拉一样”。[8]108这种对妇女的偏见在福克纳所处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如此。南方在当时主要作家的笔下，俨然已经成为了男性化的世界，妇女则仅仅属于边缘人物，这恰恰符合当时南方生活的现实情况。正如理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南方妇女“是一个影子人物，总是在那里，总是必要，但很少以一个重要角色出现”。[9]35福克纳最为出众的家族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就是这样一种“影子人物”的典型代表。尽管许多评论家把凯蒂看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福克纳自己也一再强调“这是两个迷途彷徨的妇女——凯蒂母女俩的悲剧”，[10]12但她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出现过，而是仅仅存在于她的兄弟们的回忆中。她在作品里的塑造象征性地代表了南方妇女的基本状况：没有本体，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福克纳之所以通过她三个兄弟的意识之流，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表现凯蒂，跟福克纳创作的心理动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要借三兄弟之口诉说自己对女人的看法，因为福克纳刻画的是男人的内心世界和男人眼中的世界。
除了传统的南方妇道观对福克纳的女性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外，对凯蒂的塑造也同福克纳的个人成长历程和心态有关。他自幼与少年时的恋人埃斯特尔青梅竹马，并“真诚地详细他与埃斯特尔会成为永久的伴侣，他们总有一天会结婚、生儿育女”。[2]26然而，埃斯特尔最终却嫁给了别人，这对福克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戴维·敏特就曾指出，“福克纳在创作时总是设法控制自己的不满，那种对社会、对男人、特别是集中表现出的对女人的不满”。[11]94-95就在他写《喧哗与骚动》的前夕，埃斯特尔与丈夫离婚了，正要同福克纳结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部小说里回顾了他跟女人的关系，抒发了他对女人的爱慕与猜疑，也表达了他对是否应该同埃斯特尔结婚的矛盾心理。
四、南方宗教文化
美国南方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地方，福克纳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中受教育，长大成人。他的家庭就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属于美以美教会，他母亲是浸礼教徒。福克纳和弟弟们从小就上美以美教会的主日学校”。[5]116家庭环境的熏陶对福克纳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正如艾略特所说，“文化传播的基本渠道是家庭，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完全逃出其从儿时环境中获得的那种文化，或完全超越这一文化层次”。[12]117福克纳对《圣经》也极感兴趣，对源自人类早期的原罪说、耶稣通过代人受难而达到拯救世人的说法和人来到世上就是受苦和赎罪的说法都十分熟稔。“他多次提到《圣经》，特别是旧约，是他最喜欢并反复阅读的书籍之一”，“所以，毫不奇怪，他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基督教的传说故事和《圣经》典故，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层次，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加深了它们的意义”。[5]117因此，在福克纳众多的家族小说中，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象征可谓无处不在。
福克纳运用最多的基督教原型是耶稣基督。他著名的家族小说《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和耶稣的相似之处主要是他的名字的首字母和基督相同，而他姓Christmas，即圣诞日。福克纳在“手稿上注明过克里斯默斯活到三十三岁，这也和基督相同”。[1]59作家显然是想用乔来比附和影射基督。乔既是一个杀人犯又是南方狂热的清教社会和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从幼年时就开始受到清教思想和种族主义的双重毒害与折磨，因而一直在社会上流浪，漂泊不定，白人和黑人都不接受他。他找不到容身之地，无法确定自己的归属。福克纳曾说，乔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辈子也无法弄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可能发现自己陷入的最悲哀境遇——不知道自己是谁却只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明白”。[14]118社会的歧视培养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他不爱任何人，也拒绝别人的爱；他竭力和命运抗争，却又毫无实际的目标；他最终成为了社会的弃儿，同时也摈弃了这个社会。
在福克纳最偏爱的家族巨著《喧哗与骚动》中，故事的结构又是以基督受难事件为原型安排的。小说主要围绕凯蒂的三兄弟对她的态度展开心理叙述，通过几个视角展现康普生家族堕落衰败的历史，透视南方人在此变化过程中的特定心态。当中的“四章标题分别为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1928年4月8日，分别与复活节前夕、圣体节、耶稣受难日、复活节的时间相吻合”。[15]73简单地说，对比所强调的是康普生家族的悲剧根源于缺乏爱，基督临死时给他的门徒第十一戒——‘你们得彼此相爱’——然后便死了。基督相信他的爱，他曾拯救他的门徒。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基督遗爱人间的动人日子与康普生家人所遇的苦难日子讽刺的对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生活悲剧在美学上的认识”。[16]368
小说中凯蒂的堕落标志着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破产。康普生家族的几个孩子都扮演了基督的角色，企图为凯蒂的堕落赎罪。耶稣在33岁那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凯蒂的小弟弟，白痴班吉在33岁那年被阉割。耶稣的死对人类而言是伟大的牺牲；而班吉则只是动物似的大声吼叫，徒劳地想借此阻止凯蒂的堕落。昆丁企图借助乱伦来逃避妹妹凯蒂的堕落这一事实，当一切都挫败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想通过死亡，为妹妹犯下的罪求赎，把无意义的堕落变成有价值的毁灭。通过死亡，他就能和凯蒂的灵魂一起逃离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地狱的烈火也会烧尽世界上的罪恶和他们所蒙上的耻辱。
除了凯蒂三个兄弟的回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外，最后一部分福克纳借迪尔西之口展开叙述，其视野达到了最开阔的境界。在复活节的礼拜日早上，迪尔西带班吉去黑人教堂，牧师在讲羔羊被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受难场面。福克纳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迪尔西和班吉在听道时的反应：“迪尔西背脊挺得笔直地坐着，一只手按在班的膝盖上。两颗泪珠顺着凹陷的脸颊往下流，在牺牲、克己和时光所造成的千百个反光的皱折里进进出出”，[
8]311而“班坐着，心醉神迷地瞪大着他那双温柔的蓝眼睛。迪尔西在他旁边坐得笔直，呆呆地安静地哭泣着，心里还在为人们记忆中的羔羊的受难与鲜血难过”。. 叶舒宪, 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