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这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在宗法等级破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正名”思想。思想，其生命力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其内在的理性和意义，决不能以其时代局限性的结论扼杀其存在的合理性。孔子的“正名”思想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由无序重新走向有序，核心是维护君权和父权，启示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按自己的“名位”、“名分”去思想、去行动，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启示
学术界曾对孔子的一生做过评价，认为孔子毕生成就，泰半在教育方面，然其理想，却在做一旋乾转坤之政治家，其后，虽因大道难容，未能在政治事业上获得成功，但在从事政治以及理论建设方面，则有不可磨灭的贡献[1]。笔者以为孔子的“正名”思想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对于当时其他的诸侯国也具有普遍适用性，甚至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下就孔子“正名”思想的起源、目的、启示谈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正名”之起源
“正名”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二年》，晋师服曾言：“夫名以制义，义已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名原本是表达某个事物的含义的，正名则是端正该事物的含义，使名合乎该事物的本质。师服之言，其实已经揭示出制约义的乃是“名”，即等级名分。孔子的“正名”见于《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如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对于治理卫国的措施，第一步就是要“正名”，其实这是针对卫国来说的。众所周知，卫国的政局向来不稳定，既有犯上的武庚之乱，兄弟争位相残，也有臣弑君，甚至还有国君夺太子之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各人对于自己的地位和职位都置之不顾，混乱不堪。只有明确君臣父子的各自地位之后，才能使各人各守其位而不僭越，类似卫国的这些纷乱行为才不会发生，才能形成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良好社会局面，进而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子针对卫国的这一议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能不能推广到其他的诸侯国中？笔者认为是可行的。因为，礼乐征伐表明礼乐制度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说春秋时期，礼乐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开始崩溃，而战国时期，礼乐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已经崩溃。当时的周王朝威望无存，无力统治治下的各个诸侯国，反而成为称霸的诸侯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原有的周朝礼乐制度不再受到尊敬，僭越礼乐制度的做法时常有发生，体现在器物中的如鲁国新兴的封建贵族违背周礼擅做礼器，改变了觚（一种酒器，据周礼规定外观的形状是上圆下方，寓意做人要做到智欲圆而行欲方。）的形状，沉湎于酒水的人，豪饮而不加节制，一醉方休、烂醉如泥的人随处可见。[2]因此，对于当时社会状况整体的描述应该是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趋于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标准体系未能建立，故而使“民无所措手足”。[3]根据孔子的逻辑可以推测，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名不符实，必须将之复归于名如其实，把正名不仅仅作为卫国行政的第一步，也可以将之普遍化，适用在各个诸侯国中。因为与周室的共主地位逐渐丧失相仿佛，诸侯国内，政权也在逐渐下移，如晋国自献公取消公族制度，而破坏宗法分封制，卿大夫与国君不再是大宗、小宗的关系，礼制更难以推行；鲁国也是隐公“僭礼乐灭极”而卿大夫专政。[2]因此，孔子对正名的看法在当时应当具有普遍适用性。
二、“正名”之目的
《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正名的主旨所在。所谓“君君”，指为君之人必须符合为君之道，即处在君这个地位上的人应具备君所应具备的品行，得到君所应得到的权力。名既正，则要求君因名求实，修养自身，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名”的要求；要求君“爱人”，要推行仁政。对百姓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要“养民为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要“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所谓“臣臣”，就是指为臣之人必须符合“臣”之名规定的道义规范，要求做大臣的对下要爱民，对上要忠君。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孔子他自己就是一位“不可则止”的大臣，决不肯丧失原则以屈从于君主，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甚至打算投奔“以中牟畔”的肸肹（《论语·阳货》）。[4]从历史的角度看，孔子的“君君臣臣”思想是符合封建社会繁冗复杂的等级制度统治下权威君主的需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其积极作用的存在是合理的。“父父、子子”思想是要提倡父子相亲、家庭和睦，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一直是起着积极作用的。笔者认为孔子的“正名”思想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恢复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稳定；二是为了改善与民众的。对于前者，可结合前面提到的“正名”的具体语境加以证明。在孔子看来，到卫国从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确君、臣、父、子的名分，扭转卫国这种混乱的局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也已经证明：凡是君臣能像孔子说的那样各尽其职、各行其道，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客观的稳定就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就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因此，从政治作用的角度看，不管是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孔子的“正名”思想符合新建立的封建制度的需要，对保证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安定和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百姓，也可以在开头与子路的对话中得以证明。在一个包括军事混乱和制度混乱的社会里，受害最深的是百姓，统治阶级可以不必依据任何法规而任意地对百姓使用刑罚进行盘剥以至于难得民心。孔子“正名”思想不在于制造社会等级，不在于为少数统治者谋取集权利益，而是通
过“正名”让社会上的一切事情各行其道、井井有条，刑罚制度各得其中，国家的事情办好了，大局稳定了，这对于百姓来说，客观上是有利的，虽然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百姓被压迫的地位，但相对于毫无限制的剥削屠杀来说，总是要好一些。
三、“正名”之启示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孟子自许其学术之使命，乃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讵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孟子·滕文公下》）他对杨墨之言及类似之所谓淫辞邪说的批判不遗余力。他许仁义安置于内在心性，发挥“士志于道”的精神并将其提升为“至大至刚”的理想人格。[3]这都是以“心”为基础，可谓是“正人心”。另外，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农民种地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违农时去耕作收获，这本身就是“正名”。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可以说，荀子所处的时代环境比孔子更为严峻。因此荀子深感社会的混乱以及正名的重要性，从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学说。其目的也在于“正道而辨奸”，使“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室”。由此，则“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名”，百姓的言行就会“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君王就可以“率民而焉”，从而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毛主席曾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5]从毛主席话语中可以看出，其实“正名”主张是要求我们重视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要求我们用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实践。如今，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学习生活中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正名”，只有“名”正了，人们的思想才能够进行交流，各种事务才得以顺利完成。
实际上，孔子所说的“正名”，即使“实”如其名。在现实层面，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旧的社会结构及其角色要求受到根本冲击，新的社会结构及其角色要求尚未真正确立，处于一个由于社会转型而引起的暂时社会角色及其要求缺失的时期”，[5]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渗入到人们的意识中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价值取向。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1 正身。儒学强调“上行下效”。要求做人特别是管理者要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自觉修养，以身作则，先正其名于己身，然后带动自己辖制范围内的人民各自“正名”： 孔子认为，人的真正快乐是由内而发，所作的一切都是满足自己内心的基本要求，能够肯定、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得以落实，这是对自身心灵最好的正名。孔子感悟到社会的危机，强调欲将人类社会外在规范的基础放到人的内心里，才能维系社会的和谐。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自身自觉遵循道德规范来推动整个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振兴。以公益广告为例：公交车上是否给老太太让座？我们知道，人是自由的，我们可以不让座，更何况买了车票，有座位座也合法合理。但为什么见到颤巍巍的老太太你会不安、不忍、不舒服，把头转向窗外，或闭上眼睛甚至坐过了站？细想一下，究竟谁的损失大呢？当时也许坐的舒服，但作为一个人，受到伤害的不是站得难受的人而是坐得舒服的人。如果偶然在车上碰见自己的祖母，你还会坐得那么姿势坦然吗？
2 正职。作为民，也有个“正名”问题。如今社会提倡的“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其实就是对职位的一种正名。我们不能盲目攀比，要完成、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人不管职位高低，只要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能奉公守法，这就实践了职位的名分。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位置，是干什么的，应尽什么义务，要想做得更好，还应再怎么做。上海的徐虎、北京的李素莉即是。她们通过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自己应尽的本职工作带动大家共同为社会负责任，谋福利。如果我们能通过她们良好的“榜样作用”使自己的内心受到教化，有所反思，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各尽心力于其事，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安定和谐、良性发展。
3 正位。在不同的社会交往中，每个人总会处于一定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作用。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各有其名，名下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有其相应的责任和要求。如在学校有师生、单位有上下级和同事的关系，在家有长幼夫妇亲子的关系，外出有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今，对于社会中出现的所谓“外国流行艾滋病，中国流行爱子病”的口头禅，那些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过分溺爱的在家中称王称霸的“小公主小皇帝们”，我们必须端正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和改善教育方式，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能力，才不至于后患无穷；对于那些以权谋私的社会现象，必须把被剥夺和侵占的权力争取回来，不再丧失，让其回归人民执掌的“本位”，这样才能保障人民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对于那些存在于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假冒伪劣”的东西，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认清那些隐藏在新出现的“名”后面的“实”。总之，在不同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自己的言行举止来确定自己在不同的关系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正当权力，在不妨碍别人正当利益下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谋求自己的正当利益，将自己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做好，不仅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邱京辉.论语思想体系[M].台湾：文津出版社，2001
[2]蒋沛昌.论语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3
[3]张立文，陆玉林.中国学术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张松辉.孔子的正名思想应予肯定[J].湖南社科学报，1991(2)
[5]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高兆明.对个体社会角色的诘问[J].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1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