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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人品与词风

2015-11-19 10:0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摘 要:苏轼是我国词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造诣。其词风多变, 婉约者动人清新而深沉,豪放处雄奇如天风海雨逼人。然而其人生道路是坎坷多舛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造就这位旷世奇才;其人生的指导思想也是复杂的,儒释道三者兼而有之。本文从其儒家思想与早期婉约词风;道释思想与后期豪放词风两方面的关系,论述苏轼人品与词风。提倡学习苏轼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苏轼;人品;词风;婉约;豪放;儒;释;道
“言为心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即是人类社会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结晶。读者不难发现,苏词在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词人的人生志趣,“流露出它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1】。因此,解读苏词必须同时解读其伟大的人生。本文试图从苏轼早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性格特点与其婉约词在词史上的创新的关系;苏轼参悟道释思想后,其思想、人生态度的改变对其词风转变的影响两大方面, 就苏轼人品与词风的关系而述其万一,聊抛引玉之砖。   
一、人生际遇
  欲为圣朝除弊事,身世浮沉雨打萍。 韩文公和文天祥的诗句就很好地概括苏轼的身世。苏轼,四川眉州人,字子瞻,初字和仲,自号东坡,谥号文忠,洵次子。青年得志,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二名,受欧阳修器重而入朝为官。为人忠直无私、敢于直谏,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意之事,便觉“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他满腹经纶,有超人的远见卓识。时遇王安石变法,他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见王氏变法的不可行性和危害性,于是给当朝宋神宗皇帝上万言书,建议实行仁政,具陈青苗贷款法的弊害,指出“因推行变法,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1】因此,他不可避免地遭到罢黜。由于生性使然,苏轼自此在宦途中屡谏屡贬、三起三落,一生过着流放的生活,最终客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苏轼的人生是多灾多难的,其人品也有多方面的表现。不同的人生追求受不同的思想取向的影响,决定其不同的创作风格。  
二、儒家思想对苏轼婉约词风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的。苏轼是个饱学之士,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主儒术而不迂腐,遵佛道而不自溺” 【2】,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条深深地影响着苏轼。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苏词首先反映了词人积极入世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在君国之忠、身世之感、师道之尊、夫妻之爱、以德为政等一系列题材的词作上。形成苏轼婉约词的自家面目——清新深沉的婉约词风。
(一)忠君爱国、忧国忧民  如39岁时作于海州至密州途中,思念子由的《沁园春·孤馆青灯》中,以陆机陆云兄弟比拟自己昆仲,抒发“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奋励当世志” 【3】的赤诚。
  又如《阳关曲·赠张继愿》中,通过汉唐盛事旧事的描写,反衬宋皇的治国无能,同时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时愤。
  以上两词抒发了词人强烈的爱国热情,而这种爱国热情就是希望自己能为君国效忠,自己的才华能为世所用,这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反映。
(二)咏物伤事、感怀身世 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和词与原词据刘崇德考证,应作于苏轼被贬黄州市的元丰四年(1081年)春天(《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八辑第166页)。张炎认为,词不宜强和人作(《词源》卷下之《杂论》),尤其是此《水龙吟》原词先用险韵,和之就更难。而苏轼和此词则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王国维认为和韵似原唱(《人间词话》);彭玉平认为和词“亦东坡亦杨花,将传统的赋物境界和人格境界打通为一”【2】;本人则赞同恩师彭玉平先生的说法,试想,“落红难缀,晓来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这不正是词人此时身世心境的写照么?通过杨花化萍的故事,抒写词人的身世感慨,愈是感时伤世,积极入世的思想越发强烈,这正是词人清新而深沉的抒情特色。蔡厚示认为,词人“自出机抒,压根儿超出原词樊篱之外,否则若亦步亦趋去写,则必然失去自家性情和自家面目。” 【3】苏轼是断然不会步人踵武的,因为这不是他的性格。
(三)以德为政、政绩斐然  尽管苏轼多次被贬,但他 “政虽无术,心则在民” (《东坡集》卷三十四《谢雨祝文》)。他身为地方官,时刻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书为民请命,赈灾济民,建议朝廷应体察民情。《望江南·超然台作》反映寒食节贫民烟火不举的凄清,自己身为地方官不能为民解忧,而把美好年华在诗酒中消磨,不觉叹息再三。实际上,他在地方为官的政绩是斐然的,他处处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抗洪治水,修堤赈灾,兴办救孤院和医院,为负债受审的小吏题画救难……一件件一桩桩足以证明他是百姓的好官。
  《浣溪沙·徐门石道潭谢雨道上作》:
  照日深红暖见鱼,  连溪绿暗晚藏乌。
  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
  猿猴闻鼓不须呼,  归家说与采桑姑。
  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初夏,词人时任徐州太守。这年春天,徐州发生严重旱灾,苏轼曾率众往石潭求雨,得雨后,便往石潭谢雨,谢雨道上作此词。词人写沿途所见所感,融情入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一个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官形象由此可略见一斑。
  苏轼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向宋神宗所提出的仁政思想。而仁政思想则是孟子思想的主旨。
(四)尊师重道、为人师表  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中对其恩师欧阳修始终怀着深挚的思念之情,着眼于当年景色,宛似当年在平山堂上倚枕所见,只是孤鸿远没,恩师仙逝,对岸山色似有若无,苏轼睹物怀人,更加景仰起欧阳修来,用平山堂比快哉亭,突出对欧阳修的无限崇敬之情,苏轼一生对师友谊,情重如山,堪称后世读书人风范【3】。
(五)忠于爱情、情真意切  又如发妻王弗去世后第十年作的《江城子·已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词人被贬密州时(宋神宗熙宁八年)。不难看出,词中倾注了词人对亡妻的一往深情,也将政治上失意的失落感带入词中。“何处话凄凉,惟有泪千行。”妻子生前曾对他多有规 劝,此时词人忠而被贬,飘零无依,伊人已逝,更与何人说?因此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不免悲从中来,感情笃挚而又深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笔者怀疑革命志士林觉民《与妻书》是否化苏词手法而来。儒家的宗旨是“取义成仁”,而以上这两种在人间亲情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侧面的反映。
  从以上可看出,苏词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各异。这些正是他不拘泥于成法的个性的表现。“他总是要标新立异,充分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他正是以其超人的才思和画家的灵感从多视角多方位去抒写个性,以诗入词、以情事入词、以农事入词,大大的开拓了词的题材。“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苏轼的出现,使宋词耳目一新,对词的发展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苏轼的三百五十多首词大多属于婉约词。“人们往往只看到苏轼对豪放词形成的巨大作用,而忽视了他对婉约词发展的贡献”,“无论就苏轼婉约词的数量、质量,还是他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对婉约词发展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5】
  综上所述,苏轼的人品首先表现为积极入世、与人为善和重道义的因素,其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词人的内心世界有阴柔的一面,加上他喜创新的性格特点,其词风表现出婉约清新深沉的特色。  
三、佛道的出世无为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如果仅就此而对苏轼的人品词风下结论,则未免有失偏颇。相比较而言,更能体现苏轼特色的,还是在其人生态度的转变之后的人品与词风的表现。
  苏轼的人生是多灾多难的,命运总是揶揄着他。一次次的打击,使他的抱负不能实现,使他生活困顿、心力交瘁。因此,他参悟佛道,籍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苏轼的思想便由儒家的入世转向佛道的出世无为。因此,他宠辱皆忘、豁达乐观。不屈不挠的人格和艰苦卓绝的生活经历是其豪放词风的重要成因。不屈不挠的人格,超人的才思构成苏轼创作的激情,这种激情如潮涌,与其人生的坎坷相碰撞,回旋反复、激荡升腾而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可以说,苏轼人生的指导思想是儒道释三教的合流。这些思想贯穿于他的人生和词作之中,因而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
(一)英雄多故谋夫病、拣尽寒枝不肯栖  苏轼为人刚直不阿,嫉恶无如仇,至于自身的安危则置之度外。他多次上书直谏或作诗讽谏时政,这对于执掌当朝生杀余夺大权的统治者来说,简直是芒刺在背。因此,他们无不处心积虑地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多方捏造罪名,不择手段地大兴文字狱——“乌台诗案”;何况宋神宗是昏庸之辈,所以他自然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苏轼拘捕入狱。四个月的炼狱生活后,这位忠直之士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相当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受政治上接连的迫害,词人借词抒发自己寂寞无依的情绪和志向,作了《卜算子》词: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是否让人从中体会到词人既不合流俗,又极其失意,满怀忧的心境呢?“咏物词写到这样是又不是,入又可出的地步,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故其高。是黄庭坚称苏词‘语意高妙,是非食人间烟火,非胸中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尘气,孰能至此?’ ” 【5】。以苏轼的才气,只要他老老实实,对弊政置若罔闻,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然而,苏轼就是苏轼,狷介耿直的个性,铸就其伟大的人格!
  幽独孤洁只不过是苏轼人品的一小方面,令人叹服的是苏轼人品的另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面对现实、逆来顺受、履险如夷、淡泊自甘和悠然自得。
(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不平则鸣”。面对命运的不公,尽管苏轼在一些作品中也表现对人生有限性和虚幻性的感慨和哲理。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清凉?”《西江月》;“笑前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亦愁”(《南乡子》)【6】,这些词作格调未免有些凄婉。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沦,相反,他十分羡慕陶渊明的生活。此时他在黄州过着躬耕自足的生活,自号东坡,觉得“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这种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超度苦厄的无畏态度,正是佛道精神的反映。
  参透佛道之后,苏轼的思想逐渐豁然开朗,思想获得极大的升华,濡染着佛道的禅定和逍遥自在、随缘自适、超然逸世等思想。思想的转变,大大的促进其人生态度和词风的转变。正如词学大家吴梅所说,苏轼“天性豁达,襟抱开朗,虽境遇迍邅,而坦然处之,即去国离乡,初无迁客骚人之感,惟胸中坦荡,词亦超凡入圣。”【7】
(三)自古雄才多磨难、达观处世铸伟词  宠辱皆忘、豁达乐观,这是他再三遭受打击后的精神支柱,也是他被贬后词作的主旨。他因而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
   “在佛教,要求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摆脱个人的牵挂。”【4】他参悟禅理,“禅的本义就是沉思。它要求参禅者通过冥思苦想,直指本心,求得顿悟,以达到‘物我两忘’,虚明澄清之境。这种禅宗的教义恰恰符合苏轼此际的要求,禅宗这一由儒道合一发展起来的宗派,使本来就有儒道思想的苏轼对它产生了亲和感。思想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人生态度的改变” 【4】。 “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和谐,淳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1】。
  面对种种磨难,苏轼总是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这一点是许多人所不能比肩的,是难能可贵的。韩文公与苏轼有同样的人生际遇,都属蟹星座,皆因直谏而遭贬至广东,但这位韩文公却发出“知汝远来是有意,收吾白骨瘴江边”(《左迁至南关示侄孙湘》)的绝望的哀叫。苏轼却并没有一味沉溺于悲哀之中,而是力求超脱升华,创作出一系列清雄豪放的词作。
  如“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满庭芳》〕表达了他摆脱名利、蝇营狗苟的无为精神;“竹仗芒鞋轻胜马,何妨吟哨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也无晴”(《定风波》)表现了他面对困境,安之若素、履险为夷、宠辱不惊的旷达境界。【6】
  以下两词历来更被视为苏轼豪放词 的代表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年,因词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自请外任密州,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关注和期望重返汴京的复杂心情【2】,又充分体现了词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赤诚。这是宋往今来大家公认的中秋词的杰作。“发端自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是词中的《天问》之作,想象奇特,词境达到超越人间,天人合一的境界【6】。笔者真怀疑今天人类能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其灵感是否受苏轼启迪而来?我们不得不惊叹其远见卓识。然而此词打动人心的还不只于此,词人凭着其哲人的睿智审视人生,在探寻宇宙与人生的奥秘中,体悟到人生的短促而世界的无穷,认为人应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解脱出来,寄达祸福,尽量摆脱和化解痛苦悲哀,坚持对美好的追求,充分享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心境的完全自适与精神的极大自由,人的精神也就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有限的生命也就可以获得永恒【6】。表达了他穷通有定、委运随化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入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词人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 词通过描写赤壁矶的风景,睹物思人及己,“抒发人生感慨,领悟到人类的悲哀,但悲哀中蕴含超脱”【2】。 “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颂歌。既然人间世事仿佛一场梦,何妨将樽中的酒,洒落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造就无限,创造人与自然气化谐和的艺术之境。此词意境开阔博大,感慨幽约深沉,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千古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2】。陆务观云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
苏轼善于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人生的大背景下思索,所以他常常能在对自然、人物的描写中,创造出超脱的思想境界。刘熙载云:“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艺概·词曲概》)。王鹏运云:“苏轼豪放词风继承了屈原离骚和李白诗风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放射出令人神往的奇观异彩” (《半塘遗稿》)。
  以上两词都是大笔挥洒、逸兴遄飞、意境雄奇之作,为了创造雄奇之境,东坡更大胆驰骋奇谲、超越时空的想象和幻想【6】,成为千古绝唱。
  因此苏轼能在被认为“脱去香艳窠臼”,“指出向上一路”,在传统柔媚词风格和凡近意境之外开拓“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的新风格新意境,被视为豪放词派的代表【2】。
《忆坡翁》
大江歌罢忆坡翁,  素志高怀匡大宋。
寒枝不落坐乌台,  诗酒年华太白风。
  谁会想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命途却是如此多舛?我们不禁为之慨叹,同时也痛恨当朝统治者的昏聩与目不识丁。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不平凡的经历促进苏轼性格特点、人生态度的形成。“人的生活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俱来,在生活中遭遇而显示其形态”【1】。正是因为屡遭排挤流放,他才能了解各地的人文,苏轼的创作才有深厚的生活底蕴,经过这样的磨练,他的词风才能“波澜独老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太史公之言,可谓知人论世矣。
  综上所述,词人人品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桀骜不驯、刚直不阿、勇于面对现实、处变不惊、宠辱皆忘和豁达乐观。其思想根源是佛道思想。在创作上表现为开宋词史先河的豪放词风。 
  “人生如梦”,“何时忘却营营”?是的,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整天斤斤于蝇头小利,生活琐事,值吗?苏轼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文学,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文精神。
  天边的月牙儿犹如弥勒佛的大嘴巴。不,那是苏轼在天国会心的微笑。
(致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彭玉平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二〇一〇年秋夜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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