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是我国词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造诣。其词风多变， 婉约者动人清新而深沉，豪放处雄奇如天风海雨逼人。然而其人生道路是坎坷多舛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造就这位旷世奇才；其人生的指导思想也是复杂的，儒释道三者兼而有之。本文从其儒家思想与早期婉约词风；道释思想与后期豪放词风两方面的关系，论述苏轼人品与词风。提倡学习苏轼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苏轼；人品；词风；婉约；豪放；儒；释；道
“言为心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即是人类社会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结晶。读者不难发现，苏词在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词人的人生志趣，“流露出它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1】。因此，解读苏词必须同时解读其伟大的人生。本文试图从苏轼早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性格特点与其婉约词在词史上的创新的关系；苏轼参悟道释思想后，其思想、人生态度的改变对其词风转变的影响两大方面， 就苏轼人品与词风的关系而述其万一，聊抛引玉之砖。
一、人生际遇
欲为圣朝除弊事，身世浮沉雨打萍。 韩文公和文天祥的诗句就很好地概括苏轼的身世。苏轼，四川眉州人，字子瞻，初字和仲，自号东坡，谥号文忠，洵次子。青年得志，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二名，受欧阳修器重而入朝为官。为人忠直无私、敢于直谏，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意之事，便觉“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他满腹经纶，有超人的远见卓识。时遇王安石变法，他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见王氏变法的不可行性和危害性，于是给当朝宋神宗皇帝上万言书，建议实行仁政，具陈青苗贷款法的弊害，指出“因推行变法，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1】因此，他不可避免地遭到罢黜。由于生性使然，苏轼自此在宦途中屡谏屡贬、三起三落，一生过着流放的生活，最终客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苏轼的人生是多灾多难的，其人品也有多方面的表现。不同的人生追求受不同的思想取向的影响，决定其不同的创作风格。
二、儒家思想对苏轼婉约词风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的。苏轼是个饱学之士，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主儒术而不迂腐，遵佛道而不自溺” 【2】，儒家的“三纲五常”，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条深深地影响着苏轼。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苏词首先反映了词人积极入世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在君国之忠、身世之感、师道之尊、夫妻之爱、以德为政等一系列题材的词作上。形成苏轼婉约词的自家面目——清新深沉的婉约词风。
（一）忠君爱国、忧国忧民 如39岁时作于海州至密州途中，思念子由的《沁园春·孤馆青灯》中，以陆机陆云兄弟比拟自己昆仲，抒发“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奋励当世志” 【3】的赤诚。
又如《阳关曲·赠张继愿》中，通过汉唐盛事旧事的描写，反衬宋皇的治国无能，同时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时愤。
以上两词抒发了词人强烈的爱国热情，而这种爱国热情就是希望自己能为君国效忠，自己的才华能为世所用，这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反映。
（二）咏物伤事、感怀身世 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和词与原词据刘崇德考证，应作于苏轼被贬黄州市的元丰四年（1081年）春天（《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八辑第166页）。张炎认为，词不宜强和人作（《词源》卷下之《杂论》），尤其是此《水龙吟》原词先用险韵，和之就更难。而苏轼和此词则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王国维认为和韵似原唱（《人间词话》）；彭玉平认为和词“亦东坡亦杨花，将传统的赋物境界和人格境界打通为一”【2】；本人则赞同恩师彭玉平先生的说法，试想,“落红难缀，晓来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这不正是词人此时身世心境的写照么？通过杨花化萍的故事，抒写词人的身世感慨，愈是感时伤世，积极入世的思想越发强烈，这正是词人清新而深沉的抒情特色。蔡厚示认为，词人“自出机抒，压根儿超出原词樊篱之外，否则若亦步亦趋去写，则必然失去自家性情和自家面目。” 【3】苏轼是断然不会步人踵武的，因为这不是他的性格。
（三）以德为政、政绩斐然 尽管苏轼多次被贬,但他 “政虽无术，心则在民” （《东坡集》卷三十四《谢雨祝文》）。他身为地方官，时刻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书为民请命，赈灾济民，建议朝廷应体察民情。《望江南·超然台作》反映寒食节贫民烟火不举的凄清，自己身为地方官不能为民解忧，而把美好年华在诗酒中消磨，不觉叹息再三。实际上，他在地方为官的政绩是斐然的，他处处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抗洪治水，修堤赈灾，兴办救孤院和医院，为负债受审的小吏题画救难……一件件一桩桩足以证明他是百姓的好官。
《浣溪沙·徐门石道潭谢雨道上作》：
照日深红暖见鱼， 连溪绿暗晚藏乌。
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
猿猴闻鼓不须呼， 归家说与采桑姑。
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初夏，词人时任徐州太守。这年春天，徐州发生严重旱灾，苏轼曾率众往石潭求雨，得雨后，便往石潭谢雨，谢雨道上作此词。词人写沿途所见所感，融情入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一个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官形象由此可略见一斑。
苏轼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向宋神宗所提出的仁政思想。而仁政思想则是孟子思想的主旨。
（四）尊师重道、为人师表 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中对其恩师欧阳修始终怀着深挚的思念之情，着眼于当年景色，宛似当年在平山堂上倚枕所见，只是孤鸿远没，恩师仙逝，对岸山色似有若无，苏轼睹物怀人，更加景仰起欧阳修来，用平山堂比快哉亭，突出对欧阳修的无限崇敬之情，苏轼一生对师友谊，情重如山，堪称后世读书人风范【3】。
（五）忠于爱情、情真意切 又如发妻王弗去世后第十年作的《江城子·已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词人被贬密州时（宋神宗熙宁八年）。不难看出，词中倾注了词人对亡妻的一往深情，也将政治上失意的失落感带入词中。“何处话凄凉，惟有泪千行。”妻子生前曾对他多有规
劝，此时词人忠而被贬，飘零无依，伊人已逝，更与何人说？因此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不免悲从中来，感情笃挚而又深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笔者怀疑革命志士林觉民《与妻书》是否化苏词手法而来。儒家的宗旨是“取义成仁”，而以上这两种在人间亲情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侧面的反映。
从以上可看出，苏词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各异。这些正是他不拘泥于成法的个性的表现。“他总是要标新立异，充分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他正是以其超人的才思和画家的灵感从多视角多方位去抒写个性，以诗入词、以情事入词、以农事入词，大大的开拓了词的题材。“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苏轼的出现，使宋词耳目一新，对词的发展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苏轼的三百五十多首词大多属于婉约词。“人们往往只看到苏轼对豪放词形成的巨大作用，而忽视了他对婉约词发展的贡献”，“无论就苏轼婉约词的数量、质量，还是他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对婉约词发展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5】
综上所述，苏轼的人品首先表现为积极入世、与人为善和重道义的因素，其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词人的内心世界有阴柔的一面，加上他喜创新的性格特点，其词风表现出婉约清新深沉的特色。
三、佛道的出世无为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如果仅就此而对苏轼的人品词风下结论，则未免有失偏颇。相比较而言，更能体现苏轼特色的，还是在其人生态度的转变之后的人品与词风的表现。
苏轼的人生是多灾多难的，命运总是揶揄着他。一次次的打击，使他的抱负不能实现，使他生活困顿、心力交瘁。因此，他参悟佛道，籍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苏轼的思想便由儒家的入世转向佛道的出世无为。因此，他宠辱皆忘、豁达乐观。不屈不挠的人格和艰苦卓绝的生活经历是其豪放词风的重要成因。不屈不挠的人格，超人的才思构成苏轼创作的激情，这种激情如潮涌，与其人生的坎坷相碰撞，回旋反复、激荡升腾而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可以说，苏轼人生的指导思想是儒道释三教的合流。这些思想贯穿于他的人生和词作之中，因而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
(一)英雄多故谋夫病、拣尽寒枝不肯栖 苏轼为人刚直不阿，嫉恶无如仇，至于自身的安危则置之度外。他多次上书直谏或作诗讽谏时政，这对于执掌当朝生杀余夺大权的统治者来说，简直是芒刺在背。因此，他们无不处心积虑地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多方捏造罪名，不择手段地大兴文字狱——“乌台诗案”；何况宋神宗是昏庸之辈，所以他自然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苏轼拘捕入狱。四个月的炼狱生活后，这位忠直之士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相当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受政治上接连的迫害，词人借词抒发自己寂寞无依的情绪和志向，作了《卜算子》词：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是否让人从中体会到词人既不合流俗，又极其失意，满怀忧的心境呢？“咏物词写到这样是又不是，入又可出的地步，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故其高。是黄庭坚称苏词‘语意高妙，是非食人间烟火，非胸中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尘气，孰能至此？’ ” 【5】。以苏轼的才气，只要他老老实实，对弊政置若罔闻，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然而，苏轼就是苏轼，狷介耿直的个性，铸就其伟大的人格！
幽独孤洁只不过是苏轼人品的一小方面，令人叹服的是苏轼人品的另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面对现实、逆来顺受、履险如夷、淡泊自甘和悠然自得。
（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不平则鸣”。面对命运的不公，尽管苏轼在一些作品中也表现对人生有限性和虚幻性的感慨和哲理。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清凉？”《西江月》；“笑前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亦愁”（《南乡子》）【6】，这些词作格调未免有些凄婉。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沦，相反，他十分羡慕陶渊明的生活。此时他在黄州过着躬耕自足的生活，自号东坡，觉得“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这种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超度苦厄的无畏态度，正是佛道精神的反映。
参透佛道之后，苏轼的思想逐渐豁然开朗，思想获得极大的升华，濡染着佛道的禅定和逍遥自在、随缘自适、超然逸世等思想。思想的转变，大大的促进其人生态度和词风的转变。正如词学大家吴梅所说，苏轼“天性豁达，襟抱开朗，虽境遇迍邅，而坦然处之，即去国离乡，初无迁客骚人之感，惟胸中坦荡，词亦超凡入圣。”【7】
（三）自古雄才多磨难、达观处世铸伟词 宠辱皆忘、豁达乐观，这是他再三遭受打击后的精神支柱，也是他被贬后词作的主旨。他因而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
“在佛教，要求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摆脱个人的牵挂。”【4】他参悟禅理，“禅的本义就是沉思。它要求参禅者通过冥思苦想，直指本心，求得顿悟，以达到‘物我两忘’，虚明澄清之境。这种禅宗的教义恰恰符合苏轼此际的要求，禅宗这一由儒道合一发展起来的宗派，使本来就有儒道思想的苏轼对它产生了亲和感。思想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人生态度的改变” 【4】。 “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和谐，淳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1】。
面对种种磨难，苏轼总是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这一点是许多人所不能比肩的，是难能可贵的。韩文公与苏轼有同样的人生际遇，都属蟹星座，皆因直谏而遭贬至广东，但这位韩文公却发出“知汝远来是有意，收吾白骨瘴江边”（《左迁至南关示侄孙湘》）的绝望的哀叫。苏轼却并没有一味沉溺于悲哀之中，而是力求超脱升华，创作出一系列清雄豪放的词作。
如“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满庭芳》〕表达了他摆脱名利、蝇营狗苟的无为精神；“竹仗芒鞋轻胜马，何妨吟哨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也无晴”（《定风波》）表现了他面对困境，安之若素、履险为夷、宠辱不惊的旷达境界。【6】
以下两词历来更被视为苏轼豪放词
的代表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年，因词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自请外任密州，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关注和期望重返汴京的复杂心情【2】，又充分体现了词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赤诚。这是宋往今来大家公认的中秋词的杰作。“发端自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是词中的《天问》之作，想象奇特，词境达到超越人间，天人合一的境界【6】。笔者真怀疑今天人类能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其灵感是否受苏轼启迪而来？我们不得不惊叹其远见卓识。然而此词打动人心的还不只于此，词人凭着其哲人的睿智审视人生，在探寻宇宙与人生的奥秘中，体悟到人生的短促而世界的无穷，认为人应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解脱出来，寄达祸福，尽量摆脱和化解痛苦悲哀，坚持对美好的追求，充分享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心境的完全自适与精神的极大自由，人的精神也就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有限的生命也就可以获得永恒【6】。表达了他穷通有定、委运随化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入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词人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 词通过描写赤壁矶的风景，睹物思人及己，“抒发人生感慨，领悟到人类的悲哀，但悲哀中蕴含超脱”【2】。 “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颂歌。既然人间世事仿佛一场梦，何妨将樽中的酒，洒落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造就无限，创造人与自然气化谐和的艺术之境。此词意境开阔博大，感慨幽约深沉，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千古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2】。陆务观云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
苏轼善于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人生的大背景下思索，所以他常常能在对自然、人物的描写中，创造出超脱的思想境界。刘熙载云：“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艺概·词曲概》）。王鹏运云：“苏轼豪放词风继承了屈原离骚和李白诗风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在宋词坛上独劈新境，放射出令人神往的奇观异彩” （《半塘遗稿》）。
以上两词都是大笔挥洒、逸兴遄飞、意境雄奇之作，为了创造雄奇之境，东坡更大胆驰骋奇谲、超越时空的想象和幻想【6】，成为千古绝唱。
因此苏轼能在被认为“脱去香艳窠臼”，“指出向上一路”，在传统柔媚词风格和凡近意境之外开拓“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的新风格新意境，被视为豪放词派的代表【2】。
《忆坡翁》
大江歌罢忆坡翁， 素志高怀匡大宋。
寒枝不落坐乌台， 诗酒年华太白风。
谁会想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命途却是如此多舛？我们不禁为之慨叹，同时也痛恨当朝统治者的昏聩与目不识丁。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不平凡的经历促进苏轼性格特点、人生态度的形成。“人的生活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俱来，在生活中遭遇而显示其形态”【1】。正是因为屡遭排挤流放，他才能了解各地的人文，苏轼的创作才有深厚的生活底蕴，经过这样的磨练，他的词风才能“波澜独老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太史公之言，可谓知人论世矣。
综上所述，词人人品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桀骜不驯、刚直不阿、勇于面对现实、处变不惊、宠辱皆忘和豁达乐观。其思想根源是佛道思想。在创作上表现为开宋词史先河的豪放词风。
“人生如梦”，“何时忘却营营”？是的，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整天斤斤于蝇头小利，生活琐事，值吗？苏轼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文学，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文精神。
天边的月牙儿犹如弥勒佛的大嘴巴。不，那是苏轼在天国会心的微笑。
（致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彭玉平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二〇一〇年秋夜于广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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