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和反思1949年后的美学研究，不能不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1956年第12期《文艺报》上，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自我清算文章，此文一经刊出，即获得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批评反应，由此引发了一场绵延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直到“文革”发生方告结束。这场大讨论起先围绕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评而展开，随后参与讨论的各家各派又展开了相互之间的辩难，到后期相当数量的批判火力又指向了周谷城。翻检十年美学大讨论中的诸多文章，尽管在热烈的讨论、辩难和批评、批判的众声喧哗之中，不乏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其学术含量以及所达到的学术水准都是不容忽视和小觑的。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这次美学大讨论，无论其历史贡献还是后续影响以及当代启示，均有其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的价值与意义。
一
美学大讨论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历史贡献，而这首先表现在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四派美学观点的形成。
作为学科形态的中国现代性美学是从20世纪初叶开始，经由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移植传播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通常概括称谓的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理论资源均是来自西方，而在哲学观念上，从早期的王国维、蔡元培到后来的吕荧、朱光潜等人，则大都属于哲学唯心主义。尽管自192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诸多相关思想观念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并对在学界占据显赫地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形成了挑战和冲击，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而建构起来的系统形态的美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并被学界广泛认可。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文本，但其主要的理论内容和影响还是限于文艺方面。蔡仪于1947年由群益出版社出版的《新美学》诚如其书名所标示的，是企图以唯物论哲学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美学理论体系以挑战和取代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旧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最初尝试，但是这种挑战没有经历理论界内部的相互争鸣和折冲，其影响也尚未形成，很快就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而成为被翻过去的一页。
1949年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美学家们也满怀新的理想和信念，试图创造一种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时代特点相应的美学理论体系，美学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在美学大讨论的展开过程中，从朱光潜先生的自我清算开始，到参与讨论的各位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观愿望，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和指导创造一种科学正确的美学理论，而当时大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首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或反映论。虽然有的学者如朱光潜、李泽厚等人也在某些论文和论题的展开中提出或是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却都还是将实践观点置于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和框架之中加以引用和论述。由于仅在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内思考问题，因而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关注的是美在哪里、什么是美、人的美感何以形成、美感的内容来自哪里等基本问题，由此还引申出美与物的关系、美与人的关系、自然美的根源、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关系、美与艺术的关系等其他相关理论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内容和方法论把握和理解上各有不同，因而在美学基本问题上便有了不同的认识思路和结论：有人认为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观评价，是人的一种观念，美在主观；有人认为美与主观评价无关，而与事物存在的客观属性和条件有关，美在客观；有人强调美既与客观存在条件有关，又跟人的主观心意状态有关，是主客观的统一；有人认为美既是客观的，又必须具有社会性，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吕荧、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分别是这四种基本观点的公认代表。由于这四种观点都各有其追随者，便历史地形成了后来人们经常所讲的四大美学学派。
美学四派围绕美学基本问题和相关派生问题，既畅言己论，又相互辩难，在同一个理论研究范式内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多家争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语境中，形成这一学术景观殊为不易，从中国美学学术史和中外美学关系史的角度看也分外令人瞩目。从中国现代性美学学术史角度来看，这场美学讨论既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主流美学形态、观念的超越和告别，又是对一个新的美学研究时代和主流观念的召唤和开启，从此之后，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虽然在学术研究和理论资源借鉴上还常回溯到现代时期，但在观念演进层面上却是以此一时期的讨论成果为实际起点了。进而言之，此前时期的美学研究所用的理论语汇，所谈论和阐发的美学观念都是来自西方，那时的所谓中国美学研究实际上不过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巡回演出，在观念层面上还少有属于自己的创造，更谈不上什么学派的创立了。而美学大讨论却突破了先前的状况和格局，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观念创造，而且在不同的观念创新基础上形成了立场相异、特色有别的美学派别，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美学关系，在观念层面上将中国美学研究置于和西方美学并行发展的世界性关联之中，在世界美学发展中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页，使中国美学由西方美学的小跟班变成为与西方美学同台演出的一个重要角色。换言之，就是在美学观念的演进中，将先前中外美学所具有的历时性从属关系或主从包含关系，变成为共时性并列关系或主体间性关系。美学大讨论的这样一个历史性贡献，是值得学术史的回眸多看几眼、多写几笔的。
与新的美学研究范式以及不同美学学派的形成紧密相连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美学大讨论汇聚和培养起了一支阵容壮大、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一支研究队伍来支撑，研究队伍的力量和水平决定了学科研究的水平和持续发展的潜力。美学大讨论中，在现代时期已然成名的诸多美学大家、名家和学界人物如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吕荧、洪毅然、贺麟、黄药眠、周谷城、王朝闻、王子野、冯契等人纷纷登场，而1949年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美学研究生力军也大量涌现，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的代表李泽厚和主观派两位代表人物之一的高尔泰，以及汝信、蒋孔阳
、敏泽、叶秀山、施昌东、陆梅林、程代熙、杨辛、甘霖、曹景元、刘纲纪、鲍昌、肖平、马奇、朱彤、胡经之、周来祥、庞安福、孙潜、吴汉亭、吴调公、佛雏、吴火、李醒尘、钱中文、吴元迈、陈辽、刘宁、王先霈，等等，都是在美学大讨论中走上学术舞台并逐渐成名成家的。老中青不同年代的学者在大致相同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之内，围绕基本相同的美学问题同场竞秀、各呈辩才，展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学术盛况。其参与人数之众多，讨论问题之深入，是此前的美学研究从未有过的，相比较而言，或许只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上半期的“美学热”时期，其学术热度和参与人数之多可以与美学大讨论相媲美，但是美学热时期的学术热点和理论参照相对较多，没有相同的问题阈限和范式规范，所积淀下来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像美学大讨论那样集中，也不具有美学大讨论那样的历史开启意义。能够整合起一支较为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是美学大讨论得以持续进行的基础，而讨论的持续进行又使得这支队伍得到锻炼和培养，进一步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后续发展储备了人才，这也应该视为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
从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角度来看，美学大讨论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后续影响也是应予认真考察和分析的。大致而言，其后续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与上述历史贡献相对应，美学大讨论对此后中国美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二：其一，美学大讨论所积聚和培养起来的学术队伍在新时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成为美学研究的主力军。这批主力军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他们为主体，在美学大讨论所积淀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与1980年代前半期再次掀起了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第二次浪潮即学界通常所谓的“美学热”，在“美学热”时期，他们一方面在拨乱反正中重新确立审美的社会和人生价值，继续思考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之类此前已经思考过的理论问题，进而又基于现实的历史需求和对西方美学新的发展态势、趋向的了解，顺应时势地提出了“共同美”、艺术审美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审美和艺术思维的特殊性、美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等等新的研究问题与课题，不仅为美学也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美学学人应有的理论贡献。在“美学热”之后的美学转型问题讨论时期，也就是1980年代后半期和1990年代初，他们又在与美学新生代的论战和应对中，或继续完善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二是这批美学研究的主力军成为更加年轻一代学子的美学导师和学术引路人，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学学人基本上是在读着他们的书，思考着他们思考过的问题，认同、继承或是反叛、超越他们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跨入美学研究大门的。试问当今活跃于美学论坛上的中青年一代，有哪位没有读过朱光潜、蔡仪、宗白华、李泽厚等人的论著？不仅仅是读过，这些人有的简直就是青年一代心中的理论偶像。如果说美学大讨论为此后的美学发展培养储备了人才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学大讨论所培养储备的人才又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半段，即19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及中国美学研究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培养储备了人才，就此意义而言，近30年来新生代美学群体的崛起同样是拜美学大讨论所赐。其二，在于当时所形成的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得以延续，迄今为止尚无另外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全取而代之，并得到这种范式在当时所得到的那种广泛认同。仅就现象形态而言，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延续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侧重于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研讨美与美感的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路，直到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学转型问题讨论之前仍然基本上是美学研究界自觉不自觉遵守的共同规范，就是在美学转型问题讨论之后直到今天，也还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遵循；二是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思路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在高校美学原理教材建设中得到了相对集中的体现。在美学大讨论的晚期，具体说是从1961年开始有关部门成立了《美学概论》教材编写组，该书作为周扬负责组织的高校文科教材编写项目之一，由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王朝闻任主编，先后有20余人参与写作，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迄今为止，该书仍然是许多高校美学原理课程的正选教材，也是研究生考试推荐的主要参考书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编写的美学理论教材大多也是以这本教材为蓝本编撰而成的。与此同时，同样组编于1960年代初期的两本文学理论教材即在北方由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在南方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基本的理论建构思路上也与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有着同构关系。而从深层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上来看，从美学大讨论时期开始到新时期各种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正统继承者和理论变体，均以哲学认识论或反映论为基础，在思维方式上以心与物的二元分离为特色，其间虽会在具体内容的组合、阐发上有诸多修修补补的更改变化，但基本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与研究范式的延续相联系，基于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所形成的诸派美学观点也都在此后的时期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发展。在新时期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历程中，客观派的代表蔡仪在修改并出版先前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文学概论》之后又主编了《美学原理》，两本教材是一脉相承的。其他三派的代表朱光潜、李泽厚、高尔泰以及参与过美学大讨论的其他尚健在的学者也都沿袭先前形成的研究思路，在新时期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取得了新的相关成果。这其中，蔡仪借对美的规律的研究进一步阐发了美在客观、美是典型的主张，具有最为鲜明的哲学反映论色彩；朱光潜虽然努力吸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来丰富、深化自己对于美学基本问题的看法，认识论的理论思路依然比较明显；高尔泰在新时期把美的哲学视为一种人的哲学，主张美是自由的象征，但他仍然坚持把美作为人的一种感受，还是带有反映论的印记；李泽厚虽然后来逐渐走向了实践本体论的美学研究之途，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开哲学认识论，其新时期的美学代表作《美的历程》和其著名的“积淀说”可以为证，而在李泽厚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时期实践美学学派，在总体上也是吸取并包容了认识论美学的合理内容于
自身的。此外，自1980年代后期美学转型问题的讨论开始之后，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成为新一代年轻美学研究者挑战和超越的对象，这也事实上使之在与生命美学、超越美学、否定美学等美学新潮的结构性对立中，被动地成为新时期美学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和动力。
当然，美学大讨论限于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语境，也有其历史局限和消极影响，这同样是学术史的反思所不容忽视的。其局限和消极影响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窄化为认识论或反映论一个方面，这就既排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多维的理论内容和方法的资源利用，又在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上设置了较为狭窄和封闭的问题框架，虽然在统一的研究范式和问题框架中对相关问题的争鸣十分热烈，讨论也相对深入，但视野受限，问题有限，学术空间局促，总不免给人在划定的圈子里跳舞的感觉；二是当时的美学大讨论带有较为明显的形而上特点，讨论的主要是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之类极为抽象的纯理论问题，而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以及艺术审美活动的实际结合不够，有脱离实践和实际而凌空蹈虚、自说自话的倾向，纯粹理性或知识理性有余，实践理性或价值理性不足。正如蒋孔阳指出的：“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同志都感到只是在概念中兜圈子不解决问题，于是要求联系实际来讨论。”①尽管有人呼吁改变这种状况，也有人在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中主张美学应当联系艺术的实际来进行研究，美学是关于艺术的科学，但总体上这种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倾向在新时期早期阶段依然存在，即以当时的实践派美学为例，该派美学其实并不特别关注生活现实中的具体审美实践现象和相关问题，而是把实践作为一个抽象范畴，作为说明审美发生学并解决审美主客体关系构成问题的一个中介。直到1980年代中期，在解决抽象的美学问题时，研究者一般并不特别地涉及艺术审美现象，即使涉及也只是用来作为说明理论问题的例子，而且涉及的艺术现象也仅限于著名作家和经典文本范围，不涉及更不是为了解决现实艺术审美实践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这种美学研究状况致使思想交流仅仅停留在美学研究队伍内部，而不能使美学研究真正走向社会和人生，从而也就大大地降低和弱化了美学研究可能具有的更大社会效应。应该说，新时期早期“美学热”时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与艺术审美和人生关系的讨论，中期美学研究转型时期关于审美与生命自由和生存超越关系的讨论，后期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展开的大众审美文化与当代人类生存关联问题的争鸣，都有以实践理性矫正以往过多偏重于知识理性之不足的用意。
三
美学大讨论的学术史意义还在于它能够给予当代的美学研究以启示，这种启示既来自于其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来自于其应予吸取的教训。
首先，学术的发展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环境，百家争鸣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美学大讨论发生之前，知识界面临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并不特别宽松：1951年、1952年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由《红楼梦》研究掀起了对胡适派唯心主义错误的批判运动，1955年1月起开展了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来这一批判升级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审判，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指示》。由于有这一系列运动，所以从1949年至1955年，尽管茅盾、蔡仪、吕荧、殷涵等人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美学研究文章，有的文章还带有批评和争鸣的性质，如吕荧在《文艺报》1953年第16期、17期上发表的《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一文即是如此，但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争鸣和讨论。而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先是1月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此后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接着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仅隔数日，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文艺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次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一次重要讲话中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②由这样一个背景情况来看，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发表于1956年6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上，而且随后引起了那么大的争鸣和讨论热度，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相互论争由朱光潜的自我批评、黄药眠与贺麟等对朱的批判以及蔡仪对黄药眠的批评为开端，随后的讨论和争鸣或是相互之间捉对厮杀，或是一人对多人、多人对一人地轮番寻找对手论战，你来我往地展开批评和反批评，看起来有些个人性、偶然性的因素和成分，但实际上与当时较为宽松的大背景是绝对分不开的。当时的美学争鸣和讨论文章不仅发在《文艺报》、《哲学研究》、《新建设》、《学术月刊》这样一些专业学术刊物上，而且也能在最高级别的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如贺麟批评朱光潜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蔡仪批评黄药眠的《评“论食利者的美学”》和对李泽厚的反批评《批评不要歪曲》，朱光潜批评蔡仪的《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李泽厚批评朱光潜和蔡仪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以及吕荧涉及批评蔡仪观点的《美是什么》等。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能够如此参与纯学术问题的讨论，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论及当时的主流媒体对这次大讨论的态度，《文艺报》在刊发《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所加的编者按语很有代表性，按语在肯定了朱光潜“抛弃旧观点，获取新观点的努力”和态度的诚恳之后写道：“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它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
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③美学大讨论的参与者敢于放言畅论，既自我批评，又相互驳难，与“双百方针”的推行和意识形态领导层的鼓励、宽容是分不开的。
其次，知识学人具有追求创新的自觉意识，敢于在观念上标新立异，并且具有捍卫真理的勇气和容忍批评的气度，是学术进步不可缺少的主体条件，也是美学大讨论留给当代学人的一个重要经验和启示。朱光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为著名学者，在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却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声誉，率先对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展开自我批判，而且态度十分真诚，反思极为认真，体现了知识学人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对自我的超越，他之所以在1949年之后能在美学研究中继续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这种真诚和追求是极有关系的。朱光潜在晚年为了给学界对艺术思维的研究提供思想资源，不辞劳苦坚持翻译了维柯的《新科学》，为了弄清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原意又亲自翻译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篇章，其执著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蔡仪不仅在大讨论中努力坚持唯物论的立场、内涵激情富于理性地与他人论辩并张扬己见，而且在新时期认真研读被李泽厚等实践美学学派奉为经典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的其他相关论著，在对美的规律的阐释方面表达了深入系统的独立见解，同时不顾年事已高，以常人少见的毅力主编《美学原理》，重新修改《新美学》。可以说，这些美学前辈以其令人敬佩的学者人格，为参与讨论的较为年轻的一代、更为后来人树立了如何做一个知识学人的榜样。另一方面，当时年轻一代的学人不惧权威，敢于观念创新，敢于标新立异，充满了学术探索的热情、激情和勇气，也是这场大讨论能够热闹起来并长期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特别是早期对于朱光潜和后期对于周谷城的批判，相当一批文章带有政治批判的味道，但从追求学术真理出发而坦诚地进行说理性批评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此外，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面对他人的批评虽不是都能接受，但大多还是具有容忍他人批评气度的，这也是讨论能够轮番展开的原因。像当时那样，不仅同辈学人之间相互论战不休，而且老一代学者与晚辈学人也能平等地你来我往相互争鸣，在当今时代已是很少见到的学术景观了，仅此就颇值得当代学人反躬自省，深加回味。
最后，美学大讨论所存在的局限和缺憾也给予我们以启示。由于美学大讨论中对哲学基础的选择过于狭窄，这就使得当时的讨论一方面论题集中、较为深入，另一方面与同一时期世界美学的发展状况相比又显得哲学资源相对贫困、理论内容比较单薄。新时期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多向探索和西方哲学资源的多方吸取正是对这一局限的一个合理而又有益的反拨。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面对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艺术生产和消费格局的变化，以及人民大众多方面审美需求的萌动，美学界先是发出了美学转型的吁求，后来又展开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理论研讨，这些新的理论动态的一个基本指向，就是要求美学研究面向艺术的当代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审美生活现实，在现实关怀中寻找美学的理论生长点，开拓美学研究的新天地。应该说当代美学研究中现实感的不断增强，也与对美学大讨论之形上倾向的反思和超越具有一定的关系，是从美学大讨论的负面问题中获得的一个重要学术启示。对此，笔者已有文章另加论析，这里就不赘述了。④
注释：
①蒋孔阳：《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
②《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③转引自《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④参见谭好哲：《从局部性理论替代到整体性范式转换——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困境与转型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转向现实关怀——新时期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近三十年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面向》，《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