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当现代文明把掠夺和征服自然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科技进步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本文对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科学的伦理审视，从而得出结论；科技与伦理道德虽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但科技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进步在总体上又是相互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伦理道德带来了新的理论方向，伦理道德的完善也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此种观点认为，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非但不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正比，相反会使人们的道德越来越堕落。这种思想最早的代表为老庄学派。“只有无知无识的婴儿才保持着高尚的道德品质”老聃如是说。在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家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的道德越来越趋于沦丧的地步。卢梭认为：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发展，是社会一切恶习产生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道德败坏的诱因。“科学和文艺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愈来愈坏了”，“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这些思想，把科学技术看成人类道德堕落的原因，以致最终走上主张人类应当回复到无文化、无科学、无法律的自然社会的道路。虽然这种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科学技术而不重视道德品质的批判，但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日益堕落的控诉。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会使人们的道德水平自然而然的提高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认为，道德和幸福的客观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谓道德是使自己和别人都有幸福生活的行为。他们一致认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利益和需要，这也是人类道德努力的准确尺度。人们的道德情感、道德观念的前提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同时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观念也会依据社会的和个人的现实利益而变化。”同时，他们也都认为科技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就越能使个人得到幸福，越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最终意义上说，必将有利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才是决定道德这一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这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推动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推动着人类道德进步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样，科学技术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必须被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辨证地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在客观上务必将比已往任何历史条件下更有利于人们道德水平和道德觉悟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不能决定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不能成为判断社会道德水平的直接依据和标准，虽然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的道德状况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判断一个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应该主要以居于这个社会的主导地位的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为依据。无论哪个社会的道德体系，都主要以它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来为这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相应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判断社会道德水平进步与否，是不能只参考科技的发展的。
20世纪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灿烂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能动性，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类要改造自然又受自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为依赖和适应；人类是自然的奴隶，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特别在中国人们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以道德修养为本，经济上以农立国，轻视商业和工业，当然蔑视科技，认为科技发明是奇技淫巧，列为禁令。
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如古代部分文明的衰落如美索不达米亚、古罗马、古希腊、古丝绸之路的消亡。但是农业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客体，它的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科技飞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又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想，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由于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前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亚干旱草原地区大面积开垦草原种粮食，曾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好景不长，开垦草原的结果终于招致1963年哈萨克斯坦草原垦区发生强大的黑风暴，横扫了哈萨克斯坦新垦区，使垦区80％的耕地（约2000万公顷）遭受惨重损失，不得不闭耕。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断得到回应和报复。科技发展给人来的利益，只是暂时的，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工业化后期全球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许多全球环境问题在20世纪初还未能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和关注，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问题开始凸现。人类已经对气候变化、臭氧层减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荒漠化等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特别提到的是，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于2005年2月生效，截至2009年12月，已有184个《公约》缔约方签署。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严酷的现实要求人们冷静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传统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寻求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
三、如何认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生态与环境伦理观
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不论是忽视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人类的长远价值的“人类中心论”，还是过分强调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人类中心论”都已逐渐失去社会思维主体地位。淡化人类价值主体地位，过于激进的“生物中心论”，虽有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内容也难以让人接受。因此，构建适合当今时代的可持续的环境伦理体系是很必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为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首先必须对环境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自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革命创造了人类引以自豪的工业文明，但在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不仅将人类引入“唯物主义”歧途，导致人性扭曲和社会变态，而且引发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生态、经济和社会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从地域上看，已带有全球性的特点，从时间上看，是长期的、不可逆的；从形成机理上看，已不仅仅是孤立的生态环境，或经济环境，或社会环境问题，而是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特点。可持续发展环境观的建立应立足于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两者之问的关系，着力于解决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以提高环境的纳污能力、自净能力、生产潜力和可持续能力为中心，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伦理
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日益萎缩，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应当给予科技理性以必要的“生态”补充，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使“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人的发展中、在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以及在真、善、美的生态伦理实践中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在走向自由存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每前进一步都彰显着人类本质的进一步完善。传统的科技理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仅仅体现出利己而不关心“它”的层次，这与人本质上应具备的道德层次是不相称的。生态伦理就是要彰显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既应利己，也应利它，从而更好地实现主体目的性的美德，是对原有道德伦理的超越，是道德进化的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看，由科技理性到生态伦理不是自然的选择，而是人类在自主道德的进程中的一种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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