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日本学者在伦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论在伦理学理论和应用伦理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译介西方伦理学和解读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方面，都有新成果不断问世。对日本伦理学界代表性著作进行概述研究，虽不能反映日本伦理学界研究的全貌，但这些成果和研究思路，会对丰富和发展中国伦理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对伦理学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是日本伦理学界的一贯做法，日本学者对伦理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关注伦理学的理论前提、基本问题，也重视对伦理学领域基本范畴的探讨。
新名隆志通过对伦理学范畴的探讨来说明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其分别就家庭、劳动、正义、差別、宗教等主题和范畴，通俗易懂地解说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从对残疾人关照的必要、积极的行动是否具有正当化、重要的平等是否是机会的平等等问题出发，分析了制度的机会平等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通过这些方面的问题说明了“差別”的社会存在问题。从死亡问题和伦理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知情同意与死亡、科学证实的事实与我们选择的规范、事实和伦理等关系问题，说明了“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从家庭问题的解决出路、护理的法律依据、死亡的法律依据的角度，说明新型家庭关系中如何在法律的介人中保持自由。从“我们能超越悲痛吗”的问题，切人到情感的伦理学问题，认为对感情的抑制不是软弱，感情中也存在正义的问题。从“我们为什么要劳动”的问题，说明我们必须劳动不仅是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更是为了发挥自己的能力，使自己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确认。关于民主主义，新名隆志认为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地方的事情地方决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民主。关于是否有正义的暴力的问题，新名隆志认为国家暴力不能侵犯人权，暴力控制权不能高于人权，反对武力介人，主张和平建设。新名隆志对宗教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认为真正的宗教不应该是恐怖的，宗教与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指出尽管围绕着宗教是否具有真理性还存有争议，但宗教对于共同体的共生作用还是要肯定的。日本学者对伦理学命题的关注，多来自于社会生活，这是对社会生活出现的伦理问题的解读和解析。
安彦一恵提出了道德是追求“自己的善”还是“世界的善”的问题。从康德等的道德学说的分析中，对“利己”、“功利主义”等思想作出了新的阐释，并质疑了义务论与结果主义的对立。安彦一恵分析了黑尔等的“元伦理学”中“正当”和“善”的概念，认为追求道德的“正当化”是哈贝马斯等的一贯主张，进而探讨了康德等关于“利己的”分析，指出道德不应该是“义务论与结果主义•功利主义”的对立，道德应该是“自己善的伦理”和“善的世界的伦理”的统一。日本学者对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是值得学习的，他们在反思和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性观点。
南直哉从佛教角度对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善”进行解读。“为什么不能杀人？”这个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到了现在必须说明理由的时代。当今时代是一个常识被消解、一切根据被丢失了的时代，在对“善行”完全失去了信任的时代，必须要思考一下“善”是什么，其根据是什么。思考一下作为人在有限的存在内，追求“善”即真正意义上的“伦理”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南直哉从佛教的立场，对现代伦理难题作出了积极的回答，认为根据在于不毛的时代，如关于善恶报应说，善恶的区別就在于人如何做。佛教对善的解读、善恶报应观念的宣扬，虽然带有神秘色彩，但对于人们的善恶选择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佐伯启思对“自由”范畴进行了追问，指出在一个对“自由疲倦”的时代，我们要重塑我们的“自由”。他围绕自我责任、援助交际和杀人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切人“自由”的问题，并寻找克服现代“社会自由”陷人思想困境和现实窘境的方法。佐伯启思认为“个人的自由”不是人的本质问题，个人自由与责任密切相连。在绝对自由的幌子下，现代社会患病巳久，如伊拉克问题和经济改革问题，还有酒鬼蔷薇事件①等。酒鬼蔷薇事件的结果冲击了整个日本社会，2000年日本国会因为这次事件，将犯罪刑事责任的最低适用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因此“个人自由”必须是有限度的、有责任的。
宇佐美诚在研究欧美先进著述的基础上，从全球化的视角对“正义”的范畴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如全球化的生存权、网络、社会契约、义务论、移民、国际贸易、食品和跨国企业等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在分析全球化的生存权时，提出了谁的生存权、生存权有哪些权利、谁来承担义务、义务有哪些等问题；在分析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时，说明了信息网络的构造、技能以及如何建立网络正义的正当化问题；在分析社会契约问题时，介绍了从罗尔斯到阿马蒂亚•森的契约理论，剖析了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社会福利模型的批判、罗尔斯本人的原初状态模型以及阿马蒂亚•森的全球化正义构想；在分析地球的正义时，指出了人类对地球的正义有自然的义务和消极的义务，存在正义的义务和人道的义务的区别；在分析移民政策的正当性问题时，指出了移民的自由权、民主主义与社会的一体性、经济的发展程度、分配的正义和社会平等之间存在矛盾，但不能因此就设立本国国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双重标准；在分析全球化不正义中的南北不平衡问题时，宇佐美诚认为是因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权，造成了南北之间的榨取关系；在分析全球化正义中的“食品”问题时，宇佐美诚指出全球化的食品体系的主动权仍在发达国家手中，必须超越零和博弈来构建新的食品体系；在分析合资企业的政治责任问题时，他汲取了罗尔斯等的理论，主张通过社会契约说来建立全球化的正义。
日本学者对伦理学理论问题的解读渐渐走向生活、走向具体，其解读不仅是对生活的指导也是对实践的总结，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应用伦理学的研究
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包括伦理学本身的理论前提、基本问题，也包含对新兴应用伦理学领域的探讨。日本伦理学界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研究领域也涉及多个方面，这些成果对中国伦理学应用研究的深人具有借鉴意义。
应用伦理学的总体研究，是日本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浅见升吾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现状，涉及到了许多应用伦理学的重要的问题，对信息伦理、生命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都有涉猎。在对各个领域的重要概念作出解释的同时，也对应用伦理的各个领域的问题点和议论点作了明示。
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也是日本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专长。竹内靖雄从《伊索寓言》中寻找经济伦理学的智慧，认为《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等故事，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故事，也给我们提供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的智慧。蛇的邪恶、驴子的愚蠢、狐狸的狡猾聪明和猴子的智慧——动物们的各种性格，在寓言中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表现出来。在寓言里描绘的是聪明战胜愚蠢的彻底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人的善意、恶行变好的“幻想”全部被排除了。竹内靖雄认为仅停留在感情水平理解《伊索寓言》是不行的，要从“经济伦理学”的立场来解读。人是感性的动物，为追求利益而避开不利、为追求正义而避开非义来行动，但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和他人竞争，《伊索寓言》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智慧。《伊索寓言》描绘的竞争原理，也是现代的智慧，是我们坚强地生活下去的智慧样本。在《蚂蚁和蝈蝈》寓言中蝈蝈一天到晚地唱歌而没有像蚂蚁那样贮藏粮食，竹内靖雄认为如果在现代社会就可以利用蝈蝈唱歌特技开演唱会，蚂蚁作为消费者来听音乐，蝈蝈也就有吃的了，这个道理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寓言的世界就是聪明战胜愚蠢的世界，并用彻底的竞争原理解读了一个“自作自受”的世界。竹内靖雄的观点遭到日本学者的质疑，指出寓言里主要人物的性格都是一成不变的，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寓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行为模式和思考方式的反映，显示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如果只是从市场原理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讲解，也就消解了寓言本来的价值。比如《蚂蚁和蝈蝈》中对蚂蚁勤劳的肯定，也是值得今天经济伦理学借鉴的。
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也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吉永明弘对城市的环境问题进行了伦理学的探讨，围绕环境伦理学和城市研究，对都市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都市自然环境和都市宜居环境的维持三个主题作了环境伦理学的分析。吉永明弘从介绍美国的环境伦理学人手，认为美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以“自然的价值”为中心的，是依据美国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产生的，并不完全适用于日本，所以日本要建立自己的环境伦理学。他认为日本的环境伦理学不能像美国的环境伦理学那样，只重视“自然的环境”，不重视“城市的环境”，因此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需要提倡“本土的环境伦理学”，于是在日本就出现了“都市的环境伦理”思想。吉永明弘认为“环境”有“自然的环境”，也有“社会的环境”，环境问题关系着人的问题，人在环境中获取经验，形成自己的风土人情。那么谁应该成为倡导“都市环境伦理”的旗手呢？吉永明弘认为城市的环境伦理的旗手不仅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还包括生物学家、土木工程专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也包括城市的设计者和市民。为了都市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维护都市的自然环境和都市的宜居环境，不仅要考虑城市传统的建筑、街道和“故事”，也要考虑城市的未来。城市要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作出贡献，必要时还必须要调整能源政策，同时要保证城市的宜居也必须规划建筑物。本土的环境意识也是全球化的环境意识的一部分，建立都市的环境伦理学是具有国际眼光的开端。
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受到相当的重视。金子章道等面向将来要成为理疗师、护师、护工以及教师和从事与生命相关工作的学生，引导其从生殖医疗、基因操作和儿童虐待等现代社会生命伦理问题中思考生命的尊严。他介绍了生命伦理、生命、人的社会、护理的生命伦理、协作医疗、保健医疗福利协作和护工的伦理等基本知识，并指出在学校教育中要涉及生命伦理的教育，在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要加人对生命尊重的新的育成内容。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中等各个阶段的学生，都要在学校的教育中学会对生命的尊重。他介绍了生命的伦理、生殖的伦理、出生诊断、代理母亲、克隆技术、再生医学、基因伦理、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知识，如知情同意、知情同意的历史、知情同意的临床应用、救急医疗等。还有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如器官移植和脑死亡判定以及高龄者医疗中伦理的课题和关于死亡的生命伦理、临终关怀、尊严死和安乐死、死亡权利、自己决定、伦理审查等问题。另外，对脑科学的生命伦理、神经伦理学、动物实验的生命伦理、宠物的伦理、辅助犬的饲育问题、野生动物和展示动物的伦理、科学家的伦理、发展障碍者的生命伦理、被害儿童的保护问题等作了通俗易懂的讲解。
临终关怀、养老问题和护理问题也是日本应用伦理学的课题。池上哲司从看护照顾老人的视角，对生命伦理学的分支——看护伦理学——进行了探讨。临近死亡的老人体验的是衰退和丧失、不安和无奈，经历漫长岁月最后自我形象变更，我们不禁要问：老年的价值在哪里？护工在老人的旁边，与老人共同拥有一段时光，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的存在、互相的肯定交织在一起。通过对生命、自我、自由和死亡的理解，思考生命的意义、老年的生活方式，池上哲司建立了老年伦理学和看护伦理学。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废核问题成为日本应用伦理学的重要反思对象。古贺茂明主张废除核电站，其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倡导“零核电站”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主张“废止核电站是伦理问题”的观点是一样。废除核电站开启了整个日本和“核电站官僚”斗争的序幕。在日本，如果提出核电在“伦理上”是不被允许的观点，就会被贴上那是“感情”或“主观”言论的标签。有人认为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能接受，伦理学上为什么不能接受。古贺茂明认为伦理的问题也是经济和技术领域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和细川护熙都说过分期废除核电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古贺茂明对小泉纯一郎和细川护熙的期待是建立更好的哲学，即建立“摆脱核电站的伦理观”，向国民宣讲并在国民中掀起大讨论。古贺茂明认为讨论的结果会树立大多数日本国民新的生活方式，开发摆脱核电站的可再生能源，建设自然共生的国家，如果这个共同目标可以达到的话，那么到时候摆脱核电站就会成为可能。古贺茂明针对东京电力公司核电危机处理以及大核电站再启动等现实问题，提出要从根本上批判原子力规制委员会的行为、批判核电站推进派的荒诞无稽的言行，正视福岛的现状，反对核电站。
女性主义伦理学在日本伦理学界也如火如荼兴起。金井淑子从性的少数派的声音出发，从伦理学和女权主义角度解析后构造主义性别论及同性恋理论的问题意识，架起伦理学和女权主义的桥梁，开拓女性的临床哲学和女性主义伦理学。自由主义和家长制作风是性问题解决的两极，金井淑子从性、爱的讲义中论述摆脱性别、性是虚假的、性工作者在理性和情感中的游离、性行为的伦理和文学批评、现代人是由性而自由还是为了性而自由、两性伦理的目光要投向状况不断的女性的内在矛盾、性的问题是听从家长作风还是自己决定、女性气质向母性气质的领域发展等，引出性别伦理研究的问题。金井淑子从身体的差异、同感是来自社会的构造主义和性别政治的问题出发，反对性别政治化。如德国的希特勒就是在生殖的欲望和政治之间，建立了对身体的新的政治统治和对优生的政治选择。金井淑子指出关于性别、性别差异的本质论问题，是还原主义批判的难题，也是女权主义的困惑和伦理学的困难。“男女有别”的性别等级制度是女权主义在“性别”上的发现，现代、后现代的女权主义的性别论就是要反对性别等级制度。在金井淑子看来，性有三层即“性、性别、性行为”（Sex•Gender•Sexuality)。后现代女权主义关心的是性别问题，包括与欲望、性行为有关的问题。金井淑子认为性别概念是生成的、扩张的，所以要破除性別二元制的思维方式，如TS(变性）和TG(跨性别）②的出现，改变了男女二元性别结构。这些都向女权主义和伦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性的后天性”假说还是女权主义的盲点，女权主义必须要涉及变性、性别、性的问题和欲望的问题等。女权主义有着内在的恐惧症，如自我性行为、性满足问题，还有对制度暴力的恐惧症，女权主义的目光不能仅仅以身体和欲望为中心，女权主义还要关注他者，包括外部的他者和内部的他者；要关注少数群体的女性，如关注性体验与常人不同的少数他者的现象和恐惧症；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作为他者的表象，建立起女性哲学。女权主义还要在全球化中寻求日本伦理学的位置，研究日本社会和临床哲学、研究东亚女性的历史和过去所遭受的迫害，从女权主义方法角度设定研究问题。从小的方面说，可以研究护理关系中的劳动压抑问题、研究暴力和创伤的排除方法，把“他者”内在化为“我”，这是女性的哲学旨归。
根村直美通过对现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重要概念“自己决定”和“性别”的考察发现，在现代社会，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尖锐的伦理问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根村直美认为对“自己决定”和“性别”两个概念批判的目的，不是要放弃这两个概念，而是为了实现相互尊重，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再造，使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具体思维方式。根村直美首先分析了“自己决定”的概念，她认为道德哲学意义上的“自己决定”是指在所有选择项中没有一个选择项是受他人强迫而作出的选择的意思，因此，“社会的自由”是“自己决定权”的基础。关于“性别”的概念，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別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別，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性别”，不是要拒绝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而是希望不要用固定的内容和固定的标准来看待“性别”。“自己决定”的概念和“性别”的概念也有交叉点，如对健康概念的哲学考察、生育技术的伦理学考察、婴儿出生前的诊断和妊娠中止等，都有自我决定和性别意识的考量。
日本伦理学界对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多领域、多角度和多范围的，不仅有理论的建构，也有概念的澄清，还有方法的创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三、西方伦理学的研究
对西方伦理学学术经典的学习和译介是日本学术界的传统，淡野安太郎在《社会伦理思想史》中不仅有对西方伦理学的介绍，而且还有对东方伦理学的介绍。淡野安太郎认为要正确理解身边的社会，必须要理解相互依存的不同社会生活的状态，不仅要理解眼前的现实，还要理解人类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社会伦理思想。于是淡野安太郎从原始社会的伦理介绍出发，对西方社会伦理中的希腊的社会伦理、罗马的社会伦理、伊斯兰教的社会伦理、日耳曼的社会伦理、市民社会的伦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伦理和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伦理等思想进行了梳理，还阐述了东方社会伦理中的印度的社会伦理、中国的社会伦理和日本的社会伦理等。他希望通过社会伦理思想史的学习，为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对西方伦理学家思想的解读，也是日本学者的兴趣点。奥野满里子通过对亨利•西季威克伦理思想的解读，提出在今天人们为什么有了烦恼而求助于伦理学的人并不多，伦理学似乎巳经没有了信用，但实际上依个人的决断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社会中受他人的影响也会带来烦恼，所以作为整合的合理的解决方法，伦理学还是会有作用的。奥野满里子从亨利•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中寻找功利主义的位置，亨利•西季威克在书中阐明了不同原则的伦理学方法主要有三种：利己主义、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奥野满里子对亨利•西季威克关于“常识”、“常识的道德”、“理性”、“应当”、“正确”和“善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并说明“正确”、“应当”和“好”之间的关系以及“善”和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关于“自明意义的命题”的基本条件，亨利•西季威克举出了四个条件：①命题的术语必须是明晰准确的；②命题的自明性必须是经缜密反思确认的[16]54;③被视为自明的命题必须是不自相矛盾的；④既然真理的概念本身意味着真理对所有心灵都大致是同样的，另一个人对一个我所肯定的命题的否定就会伤害我对它的效准的信心[16]57。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命题不能同语反复，它与常识的道德、哲学的直观主义有密切联系。奥野满里子分析了三个基本原理的含义、共同性和相异性以及同语反复的条件和四个条件的妥当性、三个原理和伦理学三个方法之间的关系，也分析了功利主义的基础，结果主义和最大化原理、快乐说，认为“每个人幸福总和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成立，可以在常识中得到支持，并与利己主义有不同，同时还分析了不诉诸于直觉主义方法的黑尔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即自爱、博爱的原理。黑尔的新功利主义认为“道德原则的作用就是指导行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这是一种选择充足说。黑尔的选择充足说的功利主义说明了快乐说的功利主义并非全部正确，因为选择强度的个人差异和効用总和的最大化之间，存在否定强度测定和个体差异的可能性的悖论。
山内友三郎从黑尔的道德哲学出发，对权利、医疗和教育等实践问题进行伦理学的探讨。从柏拉图和黑尔思想的比较出发，认为给予的道德和自己决定的道德是不同的，黑尔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是客观的价值，柏拉图和黑尔的区别可以说是理想与利益之别。黑尔的命令主义肯定道德判断的作用，肯定原则决定的作用，“当我们学习去做某事时，我们所学的也总是一种原则”,“因为作出价值判断也即作出原则决定”。因此，道德的推论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注意调停利益和理想之间、自由主义和空想家之间的矛盾。山内友三郎指出黑尔关于道德语言的理论特质是指向性和普遍化的统一。作为一种新功利主义，黑尔的功利主义是从幸福走向选择，是站在普遍的立场，作为理想的观察者来实现公平的仁爱，可以说是康德说和功利主义的综合。山内友三郎对“他者的痛苦”进行了道德的思考，要了解他者的痛苦，就要明白人格自我同一性和“我”的意义，尊重未来的自己的选择和他人的选择，做到选择功利主义和幸福功利主义的统一。以此，山内友三郎开始着手解决实践问题，如权利和效用问题，要努力作到全体幸福和少数者权利的平衡、个人的非代替性和道德普遍性的一致，如医学伦理问题：安乐死、妊娠中止、人格的无可替代问题、人是什么等问题，需要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寻找出路；如平等问题：经济平等、教育平等、动物平等、利益均等主义和环境伦理问题，要在事实平等和规则平等之间博弈；如道德教育问题，需要一般性的原则和个性形成、道德语言的指向性和普遍化可能性、自由主义的教育观和权威主义之间进行调和。山内友三郎提出“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告诉人们如何在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在良心和义务之间进行选择，认为黑尔的哲学巳经告诉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站在世界的视角去思考。
日本伦理学在伦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成果、在应用伦理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西方伦理学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可谓成绩斐然，虽然也存在片面性和不足之处，但其合理成份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希望中国的伦理学界能在广泛吸取其营养的基础上也获得长足的发展。
作者简介：倪愫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省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伦理学和比较德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