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这二十余年间，经济伦理学界就许多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展开过讨论，取得过一些重要的理论成就，也留下了一些尚未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其中一个对经济伦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问题是，到底应当从什么样的向度去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缘起于我国经济伦理学的问世之初，也就是将伦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之中。八十年代初，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迅猛提高，而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学界开始就社会道德水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出现了“滑坡论”与“爬坡论”的大讨论，争论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各执一词,但最后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大家都认为有必要将道德建设引人到经济生活中去,以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在如何将道德建设与经济生活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内引”说与“外灌”说。“内引”说与“外灌”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应当从何而来。“内引”说坚持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引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循的特殊道德准则，“外灌”说坚持将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直接灌人到经济生活之中。
由此向前再进一步内引”说之所以要求从经济生活中引出其独特的道德准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一个独立的生活领域，它已经具有独立的、意义明确的目的，所需要的只是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手段；“外灌”说之所以要求套用一般的社会准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仅仅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不应由自身确定，而应由它所从属的社会生活确定。从这个意义来说,“内引”说与“外灌”说之争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是应当从整个社会生活出发以为经济生活确定一定的目的，还是应当从经济发展自身的目的出发以提供一定的服务手段。这就是经济伦理学研究向度问题在我国的初次凸现。
一
进人九十年代以后，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经济伦理学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功能问题。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功能问题,在八十年代就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几乎所有的经济伦理学著作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但这些论述基本上大同小异，并未产生真正有冲击性的争论。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一位学者相继提出了“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概念。这两个新概念一经提出，立即贏得了一部分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这是在寻求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上走出了一条新路,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理清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
与此同时，又有一部分学者对这两个新观点提出了质疑，主要的质疑有两点:第一，有人认为道德不可能是“生产力”和“资本”，因为“道德”并不具备“生产力”和“资本”概念所要求的内涵;第二,有人认为,“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是伦理学向“经济主义”的一种屈服或者说是“迎合”。因为它暗含了一种思想:将道德视为手段，而将经济视为目的，只强调道德手段对于经济目的的服从，突出道德对经济生活的服务意义,忘却了道德对于经济的超越性，丢掉了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指导功能。
与“内引”说和“外灌”说之争相比，围绕“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所展开的争论更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功能。“生产力”也好，“资本”也好，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强调道德是生产力和资本，就意味着道德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功能。反对“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资本”，其实际意义在于认为道德不应该仅仅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它还应该为经济生活提供一定的指导，从而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功能。
至此，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已经完全提出来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到底是应该偏重于目的向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合理性目的，还是应该偏重于工具向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道德手段。应该说，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正是当前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边界、理论框架及其社会意义，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制约，有待于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
所谓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实现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更高的目的，以保证经济生活的合伦理性，使其不会越出应有的界线之外。
无论是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生活来说，经济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离开了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就无法进行。但是，无论经济活动的意义有多大，这个意义都不可能由经济活动自身提供，经济活动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确定意义，它的意义必须由经济活动之外的、比经济活动范围更广的、将经济活动纳人其中的、另外的某种东西提供。
这个为经济活动提供意义的东西，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人类的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人类要生活，就必须有经济活动，人类要过上优良的生活，就必须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物质财富也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的。经济活动和物质财富，仅仅只是提供满足人类全面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经济活动的意义，应当由人类的全面需要来提供。
从人类的全面需要来看待经济生活，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析:第一个问题，经济活动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什么。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就是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能够提供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64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多少人的多少需要。物质财富本身是死的，撇开与人的关系，其自身不具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只存在于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对于一定的经济活动来说，并不是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在数目上越多越好,在质量上越高越好，而是要看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是否真正满足了人们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真正满足人类的需要，或者是超出了人类需要的范围，那么再多再好的物质财富，也只能是垃圾一堆，没有任何意义。
古希腊德性论者认为，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与此相应，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财富本身也应该是有限的。这一点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人近代以来,物质财富有限论的思想被彻底抛弃了，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本身是无限的，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财富也是多多益善。沿着这条思路出发，近代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种“唯财富”论，认为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出最大量的物质财富，再向前走一步，他们甚至将这一目的扩大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目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成了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而近些年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财富增长不应该是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更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的内容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也应该包括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至此，重新确定经济生活的意义问题才再次摆在全世界的面前。
二
第二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所提供的物质财富应当接受合伦理性的检验，用来实现物质财富的手段同样应该接受合伦理性的检验。尽管人的全面需求能够赋予物质财富以一定的意义,从而使物质财富在这种意义上也成为一种目的，但这个目的的合伦理性并不能保证其实现手段的合伦理性。不能说物质财富是好的，因此所有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手段也就是好的。经济手段是否可取，也需要根据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衡量。
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它要求人类通过一定的劳动以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因此，在经济生活中，人首先是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的，作为劳动者，他必须付出一定的智力和体力。但别忘了，参加经济活动的人,除了是一个劳动者之外,还应该是一个人，还具有人所具有的各种需求，而不是仅仅知道劳动的机器或动物。但是，自从亚当•斯密把经济生活中的人抽象为‘‘经济人”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只把劳动者视为劳动的载体，认为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唯一意义就是提供活的劳动，除了提供劳动之外，人的其他一切需要都不在考虑之列。“人”完全变成了劳动者，人的健康需求、智力需求、精神需求就都被放在一边，都成了可以漠不关心的东西。劳动者就可以被要求在最恶劣的劳动环境下，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谴责的“异化”现象。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使人处于一种非人状态，这无疑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于是，人类历史上才开始出现一系列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等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将劳动者恢复到人的水平，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劳动者。保障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面权益，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一个目的性制约。
其次，在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创造工作不再单独地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完成，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全社会的劳动者通过合作的方式完成。通过合作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也必须由全社会的劳动者共同分享。如何分配共同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这也不应该完全由经济效率原则决定。一个社会的分配,除了考虑到效率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西方自重农学派起，就开始追求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长，功利主义学说的出现，更是为追求社会最大功利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学说只关心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认为分配政策应当只考虑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而不管物质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使很大一部分人陷人贫穷和苦难之中。毫无疑问，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伴随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不断恶化，这也不是一个合理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大量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推行高福利政策,也才有了围绕“正义”主题展开的、迄今仍在进行的思想大讨论。协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二个目的性制约。
第三，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最终都来自于自然界,来自于自然物质的形式转换。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莫不来自于自然界,整个劳动过程，也完全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更大范围的生态学角度看，整个大自然自成一个经济体系，人类出现以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以后，这个自然经济体系被迫进行了较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应该是无限制的,不应该改变到破坏自然经济体系自我调节的程度。一旦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整个自然界都将陷入灾难之中。不过，先是《圣经》赋予人类以管理大自然的无上权力，然后是培根的知识论，最后是大工业的实践活动,相继将大自然视为经济活动可以加以无限改造的对象，最终引发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无论是从整个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整个生态平衡的要求出发，经济发展都必须注意一个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三个制约。
所谓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积累物质财富这一经济目的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具有独立目的的领域,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伦理手段，以推进经济生活的顺利发展。在这一向度中，伦理学将不再以目的提供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手段提供者的身份出现，它不再凌驾于经济生活之上,指引经济生活发展的方向和目的,而是屈从于社会经济增长的目的之下，为这种目的提供伦理道德方面的必要手段和条件。
在社会生活的诸种意义中,经济活动以其提供的物质财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撇开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撇开社会生活所要求的最高目的，那么，积累物质财富也就成为经济活动自身所独有的目的。经济生活发展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就体现为它所积累的物质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生活就需要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在这些手段和力量之中，经济因素（如资本）当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同样具有意义，如知识方面的科技因素、政治方面的政策因素,还有文化方面的精神因素。可以说,伦理道德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
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工具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是经济运营过程中的润滑剂。经济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中的交易关系，一种是企业内的组织关系。这些关系在协调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阻力：一个是由个人知识有限性所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是个人在经济交往中的投机主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阻力，保证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社会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在其他因素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人们在交往中的基本道德信念，取决于人们关于交往行为的共同道德信念,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共同的交往道德信念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也就越低。著名社会学家福山曾指出：“一个社会能够开创什么样的工商,和他们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假如同一企业里的员工都因为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而对彼此发展出高度的,任，那么企业在此社会中经营的成本就比较低廉,这类社会比较能够井然有序的创新开发，因为高度信任感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UKP37>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以此视之,降低交易成本的道德就是缓解这种摩擦力的润滑剂，就是社会经济运营过程中的润滑剂。
第二，优秀的道德形象是企业贏得公众认可的重要资本。企业要贏利，除了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之外,至少还必须考虑三重关系:一是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企业要贏得消费者的认可,依靠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不过,在这种经济认可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可，这就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伦理认可。企业在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方面,一般会体现出一定的经营理念,消费者对企业的深层认可,就是对这种经营理念的伦理认可。这种伦理认可具有比经济认可更大的影响力。二是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任何企业都得建立在一定的社区之中,都会在其经营运行过程中，征用一定土地和人力，改变当地的空气、土壤、噪音状况，只有本着为社区服务的态度,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才能为社区所接受，才有立足之地。三是企业与雇员的关系，企业中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一个人能发挥多大的能量，除了他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意愿问题。企业的道德关怀在促进员工发挥更大的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管理从泰罗制科学管理模式走向行为主义管理模式,其实质就是不再将员工视为机器,而是把他们重新当人来看待，通过一些关心员工生活的道德措施，最终使员工产生更大的生产效率。二战以后西方企业界兴起的企业文化运动，其核心就是要营造一定的企业理念，发挥伦理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适宜的道德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社会经济的繁荣，企业经济的发展，最终都必须依靠个人。个人既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也是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者。他们的劳动观念、团队观念、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任何特定类型的经济，无论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庄园经济，还是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要求其社会成员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观念。只有在这些特定的道德观念之上，一定类型的经济才有可能出现和繁荣。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研究表明，只有在由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亚当•斯密从财富积累总量增长的角度出发，要求其成员在劳动过程中要勤劳，在消费过程中要节俭，这个思想已经表明，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素质已经与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一起，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与工向度都反对将经济领域视为一个“道德无涉”的领域,都要求将经济发展与伦理要求结合起来。但在结合的层面和方式上,二者是互不相同的：目的向度从外部为经济活动划出合伦理的边线，界定经济发展的伦理意义;工具向度则从内部为经济活动提供伦理性的动力，发掘经济发展的伦理要求。不过，这种不同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互为补充。
就研究方法来说，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更注重综合方法，它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一个有机体,而将经济生活还原为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部分存在的意义必然应当由整体来提供。因此，目的向度偏重于从人及其社会本身的意义出发,再由此扩及经济生活，确定经济生活存在的意义。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更注重抽象方法，它将经济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取出来,暂时撇开有机整体的意义以及它与这个有机整体的联系，从而使经济生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成意义的领域，道德与政治、法律等其他因素一起，构成这个独立王国发展的一个手段，它必须服务于这个独立王国的自身目的。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综合方法与抽象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综合方法可以从一个宏大的层面确定经济生活的地位和意义,抽象方法则可以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理解经济生活的道德需求。
就基本意义来说,经济伦理学的目的向度既然是通过整体来确定部分的意义，它所提供的目的，对于经济生活来说，就体现为一种外来的制约、责任和义务。这种外来的制约、责任和义务，有可能与经济生活自身的发展目的相冲突,这就需要经济生活通过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完成社会交给它的任务。因此，目的向度是在为经济生活划定一个合伦理性界线，以保障经济发展不偏失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个界线之内，经济生活就具有合伦理性，一旦越出了这个界线，经济生活就失去了其合伦理性。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首先承认经济发展的自身目的，它不会对这个目的本身加以限制，而是将这个目的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提出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不可能与经济生活发展的目的相冲突，而是经济生活自身提出的要求。因此,工具向度是在为经济生活提供一定的动力，以推动经济生活的顺利发展。有了这个动力，经济生活就能发展得更快，没有这个动力，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毫无疑问，道德对于经济,应该既具有目的性的制约功能,也具有工具性的推动功能。
就建设途径来说，既然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是为经济生活提供一种外来制约，它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他律”要求,他律的东西必然要求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方式进行,最终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如公众舆论、法律法规等，迫使经济生活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发掘的是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要求，它就表现为一种“自律”要求，自律的东西最终会被各种经济主体的自觉反省所发现,这就不需要由经济之外的强制力量来推行，而会体现为各种经济主体的自我建设。“自律”和“他律”，正是经济伦理学建设的双重途径。
在经济伦理学研究过程中，必须同时坚持这两大向度，恢复伦理道德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只坚持目的向度而否定工具向度，就有可能陷人伦理主义的误区,最终丟失甚至抹杀经济发展的本来意义;只坚持工具向度而否定目的向度，就有可能陷人经济主义的误区,最终丟失伦理道德的应有意义。一旦明确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双重向度之间的关系，此前的经济伦理争论也就可以澄清了。“内引”说与“外灌”说，“道德生产力”与“道德资本”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实际上各自坚持了一种研究向度：“内弓丨”说与“道德生产力”及“道德资本”的支持者坚持了工具向度，“外灌”说与“道德生产力”及“道德资本”的反对者坚持了目的向度。坚持某一种向度以展开经济伦理学研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坚持一种研究向度而否认另一种研究向度,这就有问题了。
坚持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双重向度,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将经济发展与伦理要求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真正建立和发展经济伦理学这门新兴学科。
[作者简介] 李志祥(1971一)，男，湖北罗田人，南京师范大学经济伦理学所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伦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