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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与正义主题的凸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就呼吁，要关注正义与权利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学者对西方正义理论、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研究曰益深入，我国伦理学界对权利与正义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全面和准确，并发表了大量探讨权利和正义的学术论文和学术着作。
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个人的独立与自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把每一位公民的自主意志、权利和利益看得同等重要。但是，平等的公民之间相互竞争的权利和利益难免会发生冲突。因此，在公民社会，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如何确保每一位公民的正当权利与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尤其是如何通过正义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公民的权利与利益。
权利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拥有某物或做某事的资格；一种有效的要求权；约束他人行为的道德界限。权利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为权,拥有者提供某种保护性的道德屏障，这种屏障使得其他人不能自由地伤害权利拥有者的身体或生命，不能随意干涉权利拥有者的自由选择；第二，权利具有“压倒一切”的“王牌”功能，我们不能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或追求最大社会功利而侵犯或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权利包括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道德权利是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基础。
权利与正义密不可分。正义的一般含义是“应得”，但是，什么是一个人“应得或不应得的”，这却是由更为根本的一组道德原则来确定的。由于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有差异，因而，正义的内涵也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现代公民社会，正义观念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的价值诉求：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从制度上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能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权利与平等是正义的两个基石。
我国传统伦理学（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只注意和倡导义务与奉献,而忽视和认识不到权利与正义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准确地把握了公民社会突显权利与正义的结构性特征，适时地实现了从义务与奉献视角向权利与正义视角的转型。
2.从个人美德到制度伦理的视角转换
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伦理（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即制度本身蕴含着的伦理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伦理表现为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伦理表现为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制度伦理关注的是制度安排的道德性、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不是个人行为的合理性。制度的首要美德是正义。
计划经济时代的伦理学的一个思维定势就是，道德的主体是个人。因此，它所理解的道德主要是个人美德。在这种伦理学看来，社会道德风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高低；制度层面的问题出在个人道德品质败坏，只能依靠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来解决。传统伦理学意识不到，制度（或组织）也是伦理行为的主体。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性行为的力量和影响是更为强大和深远的。与制度之善相比，个人之善恰似沧海之一粟；在制度之恶面前，个人之恶亦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仅靠个人的德性，很难抵抗制度的罪恶。与个人的理性和美德相比，制度的理性和美德是更为稳定和可靠的。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给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要实现伦理之善，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美德，更要依靠制度的美德。
缺乏制度伦理视角是计划经济伦理学难以发挥其制度批判功能的重要理论原因。计划经济伦理学只把道德理解为约束个人行为的视范，认识不到组织也是伦理行为的主体，组织行为也需要遵守普遍合理的伦理原则。对于制度层面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农民所遭受的制度性歧视等等与现代伦理精神相悖的现象，它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三缄其口。制度伦理视角的缺失使得计划经济伦理学缺乏从价值取向上引导和推动制度变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丧?失了伦理学应有的制度批判和制度建构功能。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的缺失给人们的道德生活所带来的致命冲击，使我国的伦理学学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制度伦理之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及时地把制度伦理的研究提上了议事曰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探讨制度伦理的论文和论着，使对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3.对阶级道德视角的超越
20世纪50、60年代，当我国的伦理学学者思考如何重建社会规范的问题时，他们遇到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遗产的问题。那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对于传统道德，除了其中一部分可以继承外，从总体上必须加以批判和抛弃。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主流伦理学仍然把道德理解为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认为道德应当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揭示和说明一定时期的道德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偏袒性，这只是理解和认识道德现象的“社会学视角”，而不是论证和确立某种伦理原则的“伦理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视角，伦理学视角则是一种建构性的规范视角。伦理学的观点应当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应当平等地关心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只关心社会中的某个特定阶级或阶层。从其主观追求上说，伦理学应当自觉地寻找那些能够被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能认可并接受的普遍价值。把道德归结为某个特定阶级的伪装了的利益，必然使伦理学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如果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是道德原则之合理性的最终依据，那么，道德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相互认同的基础，也会丧失其调节人们相互冲突之利益的功能。因此，伦理原则要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具有普遍性。普遍化原理是判断一项道德原则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最重要的标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巳经认识到了从阶级道德视角转向普遍伦理视角的必要性，曾经风风烈烈的关于“道德阶级性的讨论”逐渐退出了我国伦理学的舞台，认为“道德应当是统治阶级意志之体现”的观点也风光不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如何在全球层面达成伦理共识的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受这股学术热潮的影响，我国伦理学界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研讨普遍伦理问题，把普遍伦理视角的应用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
4.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兴起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是那些充满争议、带有强烈规范色彩、与道德实践紧密相关、与制度安排和法律建构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伦理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对这些社会伦理问题有过零星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基本上仍处于自说自话的“摸索”状态。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应用伦理学作为一股新趋势才在我国伦理学研究领域迅速掘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伦理学界的一门“显学”。它不仅为我国的伦理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还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繁荣发展的背景主要有三个，即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趋势、我国主流伦理学理论发展的相对滞后及社会现实的呼唤。
(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