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对伦理学的强烈需求
全球意见领袖研究《2011年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TrustBarometer)在全球五大洲23个国家前25%最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中，抽样选取了5075例样本开展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广泛认为需要在经济学中注入更多的伦理要素。调查问题之一为“除了为股东赢利，即使在损害自身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应该为社会创造价值吗？”绝大部分样本均选择了“是”。样本按照国别分则是：德国（91%)、英国(89%)、中国（89%)、美国（85%)、墨西哥（85%)、加拿大（82%)、荷兰(81%)、瑞典(81%)、印度(74%)、法国（72%)和西班牙(71%)。
在《2012年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中，87%的全球消费者认为企业界人士应把社会利益与商业利润至少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仅仅只有28%的人表示企业界在关注社会利益方面“表现尚可”。
由上述两项调查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精英阶层和消费者坚定地赞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但与此同时，这一需求非常紧迫。些许的改进无法保证进步。21世纪需要一个全新的企业角色,其中“公益”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附加项或者远离经济活动。
全球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于2011年分别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停止宠爱超级富豪》和《富裕阶层的最低税负》两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指出：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做出贡献。大多数美国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这样的富豪却仍在享受特别减税优惠。这番话一语道破了超级富豪的聚财秘密：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资本在分配中所得过多，而劳动在分配中所得过少。巴菲特提出了“共同牺牲”的概念,认为他这样的富豪阶层应提高税负。他以自己为例,2010年他交纳的税额只占他收入的17.4%,而他办公室的20名普通中产阶级职员交纳的税额从33%到41%，平均为36%。巴菲特反对增税会影响投资的看法,他认为“我在投资业从业超过了60年,还从未见过任何人因为税负重而不再投资。人们投资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避税。”他以纯粹伦理学的语言结尾：“美国国会对我们这些亿万富翁们太宠爱了，美国政府应该把‘共同牺牲’纳入议事日程”。
巴菲特的呼吁,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有识之士和富裕阶层中也应者云集，他们同样意识到了应该直面潜藏的伦理难题。德国成立了一个叫做“富人多缴税”(therichforahigherratefortheric-hest)组织。该组织领导人连库尔（DieterLehmku-hl)说：“我们不需要用全部的钱来维持生活。我们想要树立一个榜样,为了渡过经济和金融危机，有钱人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更多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家同样认为伦理学与经济学不能再彼此割裂，而应紧密联系。
2010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就针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社会项目的链式反应做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十年前，我们很少听见‘社会创业’①这个词,而现在从英国到尼日利亚，社会创业蔚然成风。在知名大学的商学院里，关于社会创业的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经济伦理学的关注始于两个源头，一是因缺乏伦理价值观而引发、并由华尔街蔓延至全球的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另一源头则是当今时代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2009年，罗马天主教教皇发布通谕《在真理中的爱德》（Caritasinveri-tate),对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全球财富的绝对数量在增长，但人与人的不平等也在拉大。发达国家的社会类别中出现了新的贫困类型，贫困地区有一些人群却沉溺于奢靡浪费,人性迷失的悲剧在对比之下显得如此不可接受。”
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当下1%的世界人口拥有世界上43%的资产，最富有的10%拥有其中的83%;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仅拥有2%的资产。罗马教皇称其为“残酷贫富差距的丑陋面”（thescandalofthedamagingdispari¬ties)。
巨大的贫富差距除了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还直接阻碍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伦理表现。
2010年，威尔金森（Wilkinson)和皮克特(Picket)在他们的文章《精神层面》中用详细的统计资料做实证研究后发现：一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犯罪率、婴儿死亡率、肥胖率、青少年未婚先孕率均更高,性别歧视程度更严重，平均寿命也更低。
世界经济对伦理学的需求正在增长。人们对政治家和政府有着伦理上的期待,对企业家和企业也有此要求。这一需求的形成意蕴非同一般。
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认为，一般的讨论仅限于“手段”,如技术和资金,但是,关于这些手段应被用于何种终极目标的问题则往往被忽略。这些终极目标一生命的意义、一个社会的最终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的孔夫子也曾广泛地讨论过这些终极目标。
伦理缺失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2007-2008年起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继之以2010年至今的欧债危机,使得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显著下降了2.6%,世界贸易的利润也大幅下降了11.1%。最新的数据显示未来经济复苏趋势仍不确定。
美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预测数据,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3%,欧元区为-0.4%。2012年欧元区的公开失业率高达11.7%,比上年上升了2.5%,失业率在欧元区许多国家的年轻人群中超过了25%,在希腊和西班牙则超过50%。
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伦理缺失”通过影响关键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这是有证可循的，其来源包括：美国国会对危机的质询和由国会设立委员会调查并出具的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分析以及众多的调查。
对危机有所影响的主要伦理问题大致是：
•公司治理失败
2009年，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AngelGurria)对危机做出了如下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令全球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和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形成了巨大打击,让我们在减少全球贫困上作出的努力付诸东流。它是由一系列严重过失带来的最终结果。企业伦理沦丧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OECD公司治理小组的一份研究报告（Kirk¬patrick,2009)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公司治理的失败。OECD小组研究发现,伦理缺失导致了“激励机制扭曲”。这意味着,工商企业的高管薪酬往往与其企业短期盈利状况密切相关。这种机制就剌激了他们在没有实际资产作为坚实基础的情况下，为了追逐企业短期利益,就将企业资产转换为“次级抵押贷款”和金融产品。OECD小组还指出，董事会对这些高管的监督实则无效。
•投机行为日益普遍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提到金融危机发生原因时,经常强调“肆无忌惮的贪婪”诱发了金融危机。
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最大化，操作者在短期交易中以陷入困境的银行股票为目标，蓄意制造损失。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现今的食品市场也存在类似投机做法。这些做法加深了危机。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09年曾出台了一项史上空前的措施：在限制时期内禁止卖空800种股票。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Cox)认为，这项措施是必要的。“这是为了防止暗箱操作、赤裸裸的非法卖空(其中有些股份甚至没有交付）和非法的商业手段主导市场行为并削弱信心。”在最近的欧债危机中，这项措施又被欧洲多个国家复制。
忽视对企业管理层的伦理教育
不止一次,美国社会曾发出这样的自我质询：
“为什么那些毕业于最好的商学院、拥有MBA学位的企业高管们，其经济行为却如此有失伦理?”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名誉教授阿米泰•伊兹欧尼（AmitaiEtzioni)曾在《华盛顿邮报》(2002)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国会将商学院院长们请进国会质询“以便向公众解释,他们治下的商学院如何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
国际知名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Institute)评估结果显示，商学院提供的职业道德教育极其贫乏。他们教授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却不开设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课程。
2010年《华尔街日报》由Canales、Massey和Wrzesniewski合著的一篇文章指出，当那些知名商学院的学生被问及什么是一个成功的经理人必备的素质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而诚信和责任却迟迟未被提及。文章总结说：“一些专家认为，学校应只限于教授学生商业策略,如谈判，激励等，无需操心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同意这一观点。”
哈佛大学一位致力于加强MBA伦理教育的倡导者派珀（Piper)说：“如今管理课程的重点在于量化、形式化的模型和公式,而良好的判断力和关于价值观的辩论则不被注意，……学生们认为这些并不重要。”
2010年哈佛商学院前教师玛丽•金泰尔(Gentile)在《金融时报》上指出，这种氛围塑造了一种信念，使学生们认为，为了要显示自己的聪明,就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摒弃个人品德。
针对伦理缺失在危机中的影响，已经有人采取了令人敬佩的应对。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打破了商学院院长为经济学或金融学教授的传统,任命教授领导力和伦理学的NithinNhoria教授为新一任院长。院长强调“金融危机已经深深地破坏了社会对于企业、对于管理教育的信心”。
•片面地看待经济
金融危机展现出这样一种理论依据：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所以政府应该完全解除对市场的管制。这一观点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提出的，当时监管立法极度松懈。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基本监管法规的放松鼓励了“不正当动机”的涌现，出现了像麦道夫基金①这样的巨大骗局。这就证明了市场监管部门时有失效。
2009年，当美国国会质询艾伦•格林斯潘(AllanGreenspan)金融危机何以发生时,这位担任了20年美联储主席和放松管制机构主席的人如此回答“我完全傻眼了我们坚信金融机构能够自我规范并保护其股东的利益，但显然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构建的整个金融理论大厦崩塌了。”
这些认知上的片面，加上对保护整体利益伦理认知的严重不足，意味着经济行为的各方都只能从自身或者部门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而无法做到从维护整体利益格局的高度去行事。
除此而外,公司治理在伦理方面的忽视、系统性的投机行为、对企业管理层薄弱的伦理培训、以及公共政策在关键问题上对保护整体利益的忽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是导致当前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场金融危机提醒全世界，失却伦理内涵的经济增长将会滑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早在250年前便已料到今日危险局面的产生。他在1759年时指出，市场应受某些道德价值观的约束和支配，否则将会有严重的危险。他强调了其中的几种具体品质是“审慎、人性、正义、慷慨和公共利益精神”。
世界经济发展的伦理议程呼之欲出
科技革命正在多个不同领域同时发生着，生物技术、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通信、材料科学、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和其他许多不同领域中都在进行着革命。这些革命使人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因而极大提高。然而，人类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却因为如“贫富差距”这类因素而未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提高。这些因素是真实的“伦理的丑陋面”。贫困国家女性平均寿命只有45岁,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寿命则超过了80岁。由于技术飞速进步,地球将能养活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但全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即大约有10.2亿人仍将挨饿。
21世纪的今天,全球仍有14亿人生活在无电状态中。生活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8亿人每年消耗的电量，只相当于纽约1900万人每年消耗的电量。气候变化影响着所有的人类，但它的影响却是极其不平等的。当发达国家有1人遭受恶劣气候的影响时,发展中国家却有80人深受其苦。每年都有81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而仅需要花25美分,就能为一个极度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一天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
为了对抗这些伦理上不可调和的矛盾，避免社会凝聚力遭到破坏,世界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增加伦理议程。而一些综合性的主题必须被包括在其核心理念中。
首先是全新的发展观
2009年，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联合担任主席的萨科齐委员会指出：广义的发展观必须有所侧重,经济增长只是其中之一而绝不是唯一目标;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社会包容、平等、获得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尊重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存也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公共政策的社会责任
政府应在各主要领域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营养、健康、教育、建立和发展家庭，以及就业。早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已肯定所有世界公民都拥有“发展进步的权利”，政府应以实践这一任务为主要责任。
伦理与社会责任是政府职责和职能的一部分。政府应彻底根除腐败与官僚主义，以实际行动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健康与教育的权利。
社会责任必须纳入政府预算。1997年,Bidani和Ravallion对3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后证实公共卫生支出和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之间具有极强相关性。1999年Grupta、Verho-even和Tiongson的研究证实，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与基层医疗支出上升有关。
Musgrave(1996)也从其他同类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国家干预格外适用于卫生领域，但这一领域市场失灵的后果比一国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市场失灵后果更加糟糕。”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等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于2002年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英国和法国改善营养的举措对于提高其国家总体生产力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育方面的情况类似。提高高等学校的女生入学率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死亡率。不幸的是，一些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却极其微薄，公共政策并未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缺乏资源只是表面理由，内情并非如此。
全球范围中，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最少的国家是赤道几内亚（仅占GDP的2.1%,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要求为6%)。在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每诞生1000名新生儿就有9.1名儿童死亡。名列政府公共卫生投资最少名单的产油国还有科威特(2.2%)、阿曼（2.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7%)、沙特阿拉伯（3.4%)和巴林(3.7%)。
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巨大。1949年中国平均寿命只有32岁，现在女性平均寿命已达到76岁。在北京、上海、苏州这些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公共卫生典范的城市，这一数字已经达到82岁,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几个地区之一。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中国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样巨大。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为85%,现在是6%。
第三是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正与日俱增。受华尔街的不负责任和其他事件的牵连，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遭到了严重损害，他们开始更加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有责任感的消费者也越发倾向于使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产品。总而言之，整个社会都开始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201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和马克•克莱默（MarkKramer)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在过去的几年中，企业越来越被认为是引起社会、环境和经济等问题的源头。许多人认为，企业的发达是以牺牲社区和谐为代价的。”他们强调：“当前企业的合理性已降低至历史最低。”他们要求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在更高的层次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二次共同发展”。
他们传播这样一个理念,企业必须具有“共享价值”。这一说法的明确表达是：“企业的目标必须被重新定义在创造共享价值，而不仅仅是获取收益……学习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将是我们将商业重新合法化的最好机会。”
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捐赠物品或捐款。所有企业的战略与政策中都必须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所有企业在各领域的活动都必须为当地社区贡献社会价值。
2011年由99个国家共同起草的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0)突出了其公平性，它将不会对这些国家不利。相反地,大量研究表明，最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能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好竞争力,也能得到资本市场更高认可，更受消费者青睐,并更能吸引高层次人才。
在那些创造共享价值的例子中，国际水健康公司（WaterHealthInternational)采用创新技术进行水的净化,它为生活在印度、加纳和菲律宾地区的100万人提供最低价格的饮用水；水关注公司(WasteConcern)每天处理来自孟加拉国贫民区的700吨垃圾,并将它们转化为肥料。
由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赞助的社会企业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位穷人银行的创始人与国际乳品业领军企业法国达能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为婴幼儿营养不良症寻求解决之道。他质疑该公司生产的一种非常便宜的酸奶是否包括一个儿童所有必需的微量营养素。孟加拉乡村-达能公司已经取得了一些主要成就。与此同时，他还与阿迪达斯公司签订了另一项协议，为世界上许多赤脚的小孩生产非常便宜的鞋，因为赤脚走路会产生严重的、无法治愈的健康问题。
随着企业正在适应并努力满足更高的伦理标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经济学人》杂志如此断言“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在概念战争中胜出”，并将成为“在21世纪做生意的唯一方式”。
2010年，许多知名跨国公司都在联合国全球契约（UNGlobalCompact)年度审查会议中签署了《纽约宣言》。它的内容如下“我们向联合国全球契约承诺,我们的企业战略、运营和企业文化将遵循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等领域的10个基本原则,并采取行动支持联合国的长期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11年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了社会呼吁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力度。在询问受访者“政府是否应监管企业活动，以确保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大多数人持赞成态度。各国的比例分别是：英国(82%)，加拿大(74%)，瑞典(66%),中国(62%),美国(61%)，印度（61%)和巴西(53%)。
第四是志愿者精神强化
更为开放的伦理议程包括加深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解决“伦理缺失”问题，促使社会各个层面的公共政策构成战略联盟,并且不断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世界非政府组织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据200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非政府组织正构成全球经济生产总值的第八支柱。根据2011年联合国世界志愿工作报告的估计,全球现在有10亿志愿者，其中许多志愿者在非营利性部门工作，当然也有来自于政府、企业、高校的志愿者们。在许多国家，非营利性部门是发展最快的就业部门。
在全世界最杰出、最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有许多人选择去非营利部门工作，而不是从事政府和企业工作。这是因为年轻人一代是伴随互联网长大的,所接触的社会空间具有分散式、协作式的特点,而这恰恰与非营利部门的特点相似,所以非营利部门对他们更具吸引力。由于创造社会资本依赖于人类互动，而创造市场资本越来越依赖于智能技术,所以到本世纪中叶，非营利部门可能会发展为和企业一样重要的就业来源。同时，非营利部门日益增长的就业岗位会促进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在这样一个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全球经济中购买产品和服务。
志愿者们每天都在做出贡献，为数以百万计的流浪家庭提供直接的温暖和庇护。这使他们在许多国家获得极大的信赖。除了其直接影响，他们还是年轻人的伦理行动楷模，被青年人广为接受。在许多国家中，他们在缺乏当地政府支持、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他们在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环境中用自己无私奉献的行为树立起伦理标杆，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做出了直接贡献。
总之，我们的时代需要经济与伦理在各个具体领域和谐共存。将之付诸实践的工作议程应至少包括上面提到的四个要点。
全文总结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世界经济发展对伦理的强烈需求，第二部分阐明了伦理缺失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第三部分阐明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伦理议程主要框架和要点。
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中的主流思想与伦理学的主流思想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主流经济学思维认为，经济问题可以纯粹用数理模型来研究解答,而伦理学则是宗教或哲学的边缘性话题。
这并不是经济学之父们想看到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把经济学看作一个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学科,并十分关注经济政策和经济主体行为中蕴含的伦理问题。
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写道，经济学发展至今与其最初理念越来越背道而驰,这就“使得经济学的活力严重枯竭”。伦理缺失已经在当前困扰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变得非常显著。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越成功的国家,往往在诸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这样的指标中越是名列前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均遵循严谨的伦理准则。
是时候来再次协调伦理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了。经济发展必须讲求效率，但效率仅仅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智慧驱使下的一种手段，而手段绝不能等同于目的本身。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用以实现那些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伦理目标。
这些伦理目标有:妈妈可以安全分娩，出生的孩子可以健康成长；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能繁荣发展;年轻人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就业；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和其他所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歧视;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等等。这也正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一文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同时,经济中的所有个体都必须承担他/她的道德责任,他/她的处世方法必须遵循伦理。我们已经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讨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矛盾,并将伦理学边缘化。只有将经济学与伦理学重新密切联系,人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