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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管窥孔子的君子人格管理的发展策略

2015-08-18 09:0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君子一词,在孔子之前的先秦典籍中已广泛使用,如《诗经》(182次)、《尚书》(8次)、《易经》(20次),主要是指为政管理者,常与小人即被管理者对称。在《尚书》和《易经》中,君子已被赋予了“有德者”的意义。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易经》)孔子站在人性哲学高度,将周代以来的“尚德、德治”思想注入君子位格中,大大丰富了君子人格的内涵,使君子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君子文化是孔子忧患现实和期待理想的表达,体现了孔子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1]。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高(107次),仅次于“仁”(110次)。
  一、《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定位
  孔子身处春秋末期,周王失威,诸侯争霸,家臣专权,可谓“礼崩乐坏”,孔子对此非常悲愤,怀揣“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精六艺之学,通古今之变,成为当时社会的全才。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摄相事,使鲁国获得大治,后因“三桓”排挤离开鲁国,但他并未气馁,而是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以实现其远大的政治理想。
  孔子认识到,要实现其政治理想,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放眼当时的君子阶层又大失所望,因为正是这些在位君子的无能与僭越,才致王纲失序,备位君子由于世袭制的惰性,也不能担起“克己复礼”的重任,于是孔子一边讲学一边关注时局,“有教无类”,期望通过教育,使“有其德者有其位”,“有其位者有其德”。[2]“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对“先进于礼乐”的在野“小人”更加钟情,已然透视出其“德位一体、德先德本”的君子人格管理理念。
  孔子“有教无类”的做法,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非凡,而且在管理实践中打破了传统的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使原本永为小人的被管理者有了成为君子的机会,为平民君子的出现与崛起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管理的设计
  在《论语》中,孔子所设计的君子管理人格是德才兼备的,但更强调君子的德性管理素质。孔子的德治观明显继承了周代以来的管理思想。
  在《尚书·蔡仲之命》中,周成王在给蔡仲的诰命时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里的德就是“敬天保民”,而“敬天”又重在保民惠民,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3]
  孔子充分发挥这一思想,将德治置于管理的优先地位,认为“为政以德”,就能达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理想管理状态。孔子还从管理者君子与被管理者小人的对比中,突出君子之德的重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德治的根本在于君子的人格修养。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礼记·中庸》)笔者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之“德”的核心是“仁”,“仁”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德”,涉及君子对人生、对民众、对家庭关系、对社会关系、对义利之辨及管理方法等诸方面,是包括气质、能力、价值观、道德品质等的总括。
  “仁”是《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关于“仁”,在《论语》中孔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孔子对弟子的不同回答具有因材施教的特点。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最具概括性:“爱人”。所谓“爱人”,是指人(包括君子)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善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出发点和标准。但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的这一回答与解释,与作为管理者的君子之德、君子之仁最相契合。我们视其为君子的五种人格管理要素。
  1.恭。恭是指人体态样貌的端肃。《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君子有九思”,其一是“貌思恭”。《周礼·曲礼》曰:“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5]恭的样貌是礼的象征,目的是以礼治国,明礼以治天下,而“克己复礼”正是孔子一生的理想。恭是对人的尊重,“恭则不侮”,尊重人者必得人尊重,而只有得人尊重,君子的管理才会有效。孔子认为,舜能无为而治,就在于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体态样貌的恭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敬。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是对待人事的态度。修己以致敬,敬者能“安人”,敬者能“安百姓”。(《论语·宪问》)敬不只针对人,而是针对一切的。《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6]孔子将其运用于管理,就是“九思”中的“事思敬”。“事思敬”是指对待管理和行为的一种心态。子张问行事时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我们现在常说的“敬事、敬业”即源于此。
  总而言之,在貌为恭,在心为敬。敬是一种对待人事管理的诚敬、敬畏、认真的心态,恭是一种合乎礼仪的谦卑、包容的体态,恭敬则是心态与体态的合一。
  2.宽。君子人格之“宽”,是指君子心胸的度量,能包容他人的过失或缺点,温良以待。《易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有融含宇宙之德,才能生发万物,承 载万物。子张深领“宽”的意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君子的宽德,一是“尊贤、嘉善”,而不是嫉贤妒能,自狭心量,二是包容普通人,怜恤无能者,并教育以提升之。
 孔子主张君子之“宽”的另一含义是管理制度的弹性,反对过于严苛的法制。在孔子看来,对民的管理有两种状态: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民免而无耻”;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就会“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显然欣赏以德诱导、以礼为范的宽容的、教育式管理,认为这种方法超越以政、刑为手段的管理。孔子不反对政、刑式管理,在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先有司”,即建立制度,明确权责,但制度不能过于严苛,要“赦小过”,(《论语·子路篇》)对人的小过失要宽容,给人以改正机会。孔子反对四种恶政行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只有宽以管理,才能达到得众、服众的效果。
  孔子的宽政思想与《尚书》是一致的。在《尚书·大禹谟》中,皋陶赞美帝舜时说:“御众以宽、罚弗及嗣、克宽克仁、抚民以宽。”[7]
  3.信。孔子认为,信是人立世的关键,“人而无信”就像“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一样无法行走。(《论语·为政》)
  信为会意字,许慎解释:“信,诚也”,“诚者,实也。”(《说文解字》)诚信原意是指言辞符合实际、符合心想之真实状态。《论语》中孔子言信,主要指言行一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讨厌巧言令色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即是言不符实,孔子认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这里的德与仁就是指信,真正的君子必会“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君子人格之信德,是必有其信用的,“信则人任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就能被人任用,上能取信于君,下能取信于民。子夏对此深有体会:“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信是沟通上下、畅通管理的关键。君子人格之信德也是政府公信力的自然延伸。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时,孔子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且三个条件中信最重要,可以去兵、去食,但绝不可以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基于这样认识,孔子对君子的教育尤重忠信、诚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忠信”可分可合。忠即言出于心,忠实可信。“九思”中的“言思忠”,讲的是语言要发自内心,符合心之真实,与“诚”意相合,故称忠诚、忠信。忠(诚)多强调语言符合心的真实,具内向性,而“信”主要体现为语言与行为的一致性,具外向性特征。
  笔者认为,孔子所言之“信”,作为君子的品格,应该是内外兼具的:内忠(诚)于心,外信于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主要依靠物化的制度、技术手段以维系。若能以诚信管理,即管理者诚至于心、信用于外,定会大大降低社会的信用成本、管理成本。
  4.敏。君子人格五要素之“敏”,不是指才思敏捷、思维颖达,而是作为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行为品德。一是勤敏,即勤政敏政,不可懒政倦政,此可谓君子从政的基本素质。这一思想与《周礼》的“敏德”一脉相承,“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8]。国子即君子,国家的未来管理者。敏德即勤敏的行为品德。敏德乃行事、从政成功的根本。孔子说“敏则有功”与此意义一致。二是敏行,行事敏捷。《论语》中孔子谈“敏”常与“言”对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在言辞上要谨慎,以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但对政事、政行的反应要敏捷及时,才能有功。
  5.惠。“惠”的本意即“仁”,是仁爱的外化行为,即惠施或施惠。惠直接指向被管理者小人(民),所以惠又有恩惠的意思:由仁政的实施带来的利益。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怀刑”是指君子思考的是如何制定张弛有度的法律制度;“小人怀惠”则指被管理者期望君子给他们以施政上的利益。君子之施惠与小人怀惠相契合,说的是君子管理的目的是给民以利益。
  孔子认为,君子的“怀德”、“怀刑”,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就着人民得到利益的地方而利益之。以仁德施政、以上下有序的礼仪为教育、以恰切的法律制度为规范,人民就会获得利益,而且还能“惠而不费”,即管理者(政府)却不费钱费力。人民得到施政上的利益后,又会出现“惠则足以使人”的施政效果,人民就会主动服从管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所赋予的义务。
  总之,“恭、宽、信、敏、惠”五德要素是递递而进的,惠是君子管理的目标心态,是“五德”的核心与目标,是对“五德”要素的总括。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管理哲学,是对周代以来德政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与总结。他在礼的基础上,对君子自身的人格提出了系统的修养要求,期望以此达到“修己以敬,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效果。孔子的这一管理思路,经过子思孟学派的再发挥,定型为以“修齐治平”为内容、以“内圣外王”为特征的人格管理模式。这种以内求而外达的辩证管理,与西方基于“人性恶”而建立的主流管理模式,即以物化的法律制度为权威的刚性管理有方向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程碧英.《论语》“君子”文化新探[J].天府新论,2009(4).
  [2]黎红雷.孔子“君子学”发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7、30.
  [4][5][6]钱玄,徐克谦,张采民.礼记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1:718、3、1.
  [8]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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