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说话”伎艺由来已久。从现存史料来看，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俳优或士人中一直存在讲说故事的“杂戏”“杂说”“俳优小说”。唐代，开始出现独立的、职业化的“说话”伎艺。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说话”伎艺在瓦舍勾栏等市井娱乐场所获得巨大发展，一方面，影响力大增，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讲唱伎艺形式之一；另一方面，伎艺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致，出现了“四家数”之分，其体制和规范逐步成熟、定型。元代，又进一步得以发展。
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数量的激增，通俗的民间文学在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对于宋元话本的出现，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1]的确，宋代话本小说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以文言文为文学语言的统治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将民间的语言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此外，在人物塑造上，宋代话本小说不再以非凡人物为主，而是以平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亲民化的标志。另外，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模式后来成为了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虽然宋元话本小说就整体而言，本身的文学成就并不突出，但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却尤为显著，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由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的过渡与转折，对于之后明清小说的繁荣影响巨大。
宋朝统一中国以后，生产力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除农业外，手工业、商业也日益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促成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工人、独立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及军人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城市的繁荣使得此阶层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2]序里曾描绘了北宋末年东京汴梁的社会生活景象：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于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可见当时的一派繁华盛况。由此，适合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要求的种种伎艺也就相应地迅猛发展起来，“瓦舍伎艺”在此尤为丰富。东京汴梁的东南角，有桑家瓦子和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瓦舍伎艺更是种类繁多，说唱诸宫调、弄影戏、弄傀儡戏、演杂剧、唱小曲等等。说话也是其中重要的伎艺之一。
小说在宋元说话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话本几乎纯粹是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而存在，以生动形象的奇闻轶事来吸引听众。创作者以考虑市场的反应来确定其内容与形式，并不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只要是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话题都可成为其叙述的对象。因此，作品反映着市民阶层的经验、欲望和趣味，故事的价值在娱乐，而非道德上的劝惩。对于宋元说话来讲，经济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创作者不得不极尽可能地贴近受众的期待视野，迎合其欣赏趣味与水平。这种价值取向就决定了宋元话本小说在文体上的适俗性或市民性，创作者就必须在叙事中带有强烈的市井意识，在故事选材上尽可能贴近市民，以便易于市民阶层喜爱与接受。
参考《醉翁谈录》对“小说”的分类，宋元话本从题材上致可以划分为灵怪类，如《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皂角林大王假形》《夔关姚卞吊诸葛》《崔衙内白鹞招妖》《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烟粉类，如《崔待诏生死冤家》《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传奇类，如《风月瑞仙亭》《张生彩鸾灯传》，公案类，如《简帖和尚》《合同文学记》《曹明伯错勘赃记》《错认尸》《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神仙妖术类，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福禄寿三星度世》，朴刀杆棒类，如《杨温拦路虎传》《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发迹变泰，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其他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快嘴李翠莲记》等。这些题材类型都反应了宋元话本小说或奇异，或惊险，或香艳，或怪诞，迎合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满足市井民众的娱乐消遣需求，具在鲜明的商品性。
宋元小说家话本奠定了话本小说基本的文体形态。这些作品由口头文学的表演内容加工整理而来，所以其文体的主要特性实际上还是由口头文学确立的。当然，在其整理的过程中，既有形式上的案头处理，也存在局部的再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体形态的特性形成。总体来看，在口头文学伎艺向案头阅读话本的转化过程中，其文体形态逐步确立，特别将其鲜明的口头文学性、民间性以及浓厚的市井趣味带入其中。
话本小说一般由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六个部分组成。话本小说的叙述方式符合一般大众的欣赏习惯，即连贯叙述，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带有悬念和巧合。
题目和篇首比较容易理解，且不尽述。小说话本常在正文之前，先说一个故事以引起听众的兴趣。例如：《简帖和尚》的开头讲了一个宇文绶“错封书”的故事，引出下面洪和尚“错下书”的故事。这类的小故事即为“头回”。《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头说了洪迈作龙笛词的故事，接着说：“说话的，你因甚的头回说这《八难龙笛词》？”《错斩崔宁》开头说：“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刎颈鸳鸯会》在正文前讲了一步非烟的故事，说是“权做个笑耍头回”。还有些话本是用好多首诗词开头。这些诗词本来和正文故事未必有什么关联，说话人却总要想尽办法把它们接连起来。此外，有人认为话本前面的小故事和诗词都应该称为是“入话”，但现在于我们所见到的话本里，有些是前面标明“入话”两字的，且大多是只有一首诗，可见一首诗就要算作入话，而有些话本则先说一个小故事以引起正文，而头回却只有少
数几个话本才有。因此，头回和入话是有区别的。一部分话本中间往往会穿插一些诗词，有些是描摹景物或人物的，有的是作为引证的，还有些是作为故事中主人公自己创作的。例如：《西山一窟鬼》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都有一首咏风的诗：“无形无影透人怀，二月桃花被绰开。就地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此即为描摹景物的。此外，在《张子房慕道记》里，有二十几首诗，道是故事中人物张良所作，如此等等。小说话本的篇尾一般是用一首七言四句的绝句作为结束。但也有最后点明题目名字的，如“话名叫作《洛阳三怪记》”。还有用评论来收场的，如《碾玉观音》，还有些话本在最后有“话本说彻，权作散场”这样的文字。
综上所述，宋元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而产生的，以表现市井民众的社会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为主要内容的，是市民的文学。其文体形态同时是在繁荣经济下的市民阶层的影响下，不断推进演化、逐步发展的。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87页。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程毅中.宋元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M].武汉出版社，1994.
（任莹 天津外国语大学 300204；天津师范大学300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