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理论文字进行综合、系统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小说理论以“人”为中心，并由此辐射到“人性”、“生命”、“神性”、“自然”、“民族”、时代乃至整个宇宙的方方面面，他在创作中坚持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诗性”的追求，对生活“深度”的倾心，对小说“真善美”的永恒守护，其小说理论不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吸收了现代主义，这些特点与经验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因此可见，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于繁荣二十一世纪小说理论无疑将具有珍贵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
传统观念是轻视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读书人心目中，只有诗、文、词才是正经的“文学艺术”。虽然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说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才得以确立。“五四”时期，沈从文和胡适一样，都是将小说视为文学的正宗的，不仅在理论上予以重视，而且用自己的创作来确立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他后来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1]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在变幻莫测的小说理论世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艺术应该为人生、应该拥抱人生的宗旨。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鲁迅重视用小说来改造国民精神不同的是，沈从文企图通过对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神性”的探求，来获得“生命的明悟”，以缓解现实的痛苦，从而达到社会重造与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把“人性表达”看得超越于时代，却不脱离现实生活，避开阶级、政治、商业角度单纯刻画人性，这成为沈从文小说人性观的独特之处。
沈从文是个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这一体式，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还表示，“将文学限于一种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说，叫做散文，叫做诗歌”，这样的习惯观念会束缚住“自己一支笔，无从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不敢用笔，即用笔，写出来和习惯不大相合，也不成功！”短篇创作应当是“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自成一个新的型式”。[2]沈从文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废名开创的诗化小说的传统，并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达到大成。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汪曾祺，而汪曾祺的小说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废名始，这些作家的作品显示了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进程。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现实作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作出判断和思考。”他提出了“情绪的体操”与“抽象的抒情”的创作方法，这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生命的诗性关照。
二、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大大推进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既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某些观念和观点，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开拓，沈从文虽然没有正式进入大学学过西方文学理论，但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的大量经验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已使他的理论触及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的某些实质问题，这集中的体现在他声称所受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但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认识和成果，而是“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6]却又依据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审美趣味，取其精华，然后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两位作家对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对沈从文的理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沈从文主张“表现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要求小说积极反映社会下层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无疑代表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觉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通俗、平易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及“社会文学”等观念的先声。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叙事方法对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不过沈从文在此基础上作了更深的探索和发掘，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理论。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这种浪漫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对现实极端不满，在藐视中自觉地疏离现实，而他的小说不仅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情调，或呈现出诗意的风格，更是充满忧伤和艰辛的人生图景。另一方面，西方浪漫主义秉承希伯来文化的神秘、怪诞
传统，拒绝理性、平凡，强调“真正的诗所唯一承认的东西，是令人惊叹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神秘的东西。”[7]而沈从文所向往和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与“人性”关联的其人其事其情并不荒诞也不神秘，都真真切切地来自现实生活，给人们一种亲切感。
三、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小说理论的视野来看，沈从文小说理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沈从文在小说题材上主张“乡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结合，着重表现中国乡村恬静和谐的生活与淳朴率真的人性，既反映出东方文化的博大、淡远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又具有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反思，从而扩展了鲁迅以来乡土小说追求“乡土批判”的内涵。他主张的“乡土”一方面要表现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观念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这对后来的许多作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韩少功、贾平凹为代表的寻根作家都“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这种风格的营造不难看出沈从文界定的小说即“人事现象和梦的现象”的混合影子。
沈从文对当代乡土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善于运用非常个性化的方言、土语，精心建造一个神秘莫测的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等方面取得了自己独特的成就。他对乡村现实的想象没有流于一般的革命模式，更富有抒情诗意味的地域小说比起吴祖缃、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后来年轻一代作家带来了特别大的鼓舞。此后的很多作家诸如萧红等就受他抒情诗手法的影响，其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在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在建国后的寻根文学中得以继承。金介甫曾在《羊城晚报》的访谈录中指出，沈从文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很大，包括台湾在内，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像何立伟、古华、韩少功、孙建中、贾平凹、阿城，还有他40年代的学生汪曾祺，直接继承了他的田园牧歌风格。另外，寻根文学在审美上突出“善”和“美”，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其对文化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的自觉追求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审美特征受到了沈从文小说理论和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14.
[2] 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57.
[3]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158.
[4]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5] （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7]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0.
【作者简介】
苏卫平，吉首大学宣传部助理研究员，文艺学硕士.
张夫生，湘西自治州政府督查室副主任，历史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