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和众神之王宙斯生下了9位缪斯，分别掌管音乐、舞蹈、历史、天文等领域，给人类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悠远的人类文明中，记忆关乎历史，关乎社会认同，关乎人生意义，“记忆是表明和使我们自身存在得以永恒延续的力量……记忆是我们在宇宙和理解之间建立联系的工具”。[2]记忆不仅是过去留在人们心中的图像，它还会转化为活的文化基因，渗透和融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永远伴随人类社会的延续。因此，“记忆是意义的渊薮，是真善美的源泉”，“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论对个体还是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3]
然而，记忆从来就和遗忘相生相伴，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无论其存在于人脑或是人类创造的各种介质上，来自自然与人为因素的错综干扰，使得“每一天，记忆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都会永远地消失。”[4]集体记忆的缺失必然造成人类文化的裂痕和社会历史的空档，不仅使人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会影响人们理性判断到哪里去？正所谓“记忆的缺失不仅是过去的缺失，而且是未来的坍塌。”[5]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常常被人忽略的道理是，守护文明就要守护记忆，传承文明就要传承记忆。
一、档案记忆观
近代以来，档案工作与集体记忆的关系被不断强化、深化和认同。一方面，在广泛的社会实践和学者的认知中，“历史记忆是社会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6]，作为记录社会活动过程的档案与集体记忆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全世界的档案工作者逐渐把记忆观念纳入理论框架和实践范畴，越来越自觉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视为重要的职业责任。“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日益成为档案领域的“高频词”，受到档案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一些社会学家明确认定档案在集体记忆中的功能，如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记忆的恢复借助了外来原始资料。”[7]美国地理学家肯尼斯·富特更直接地指出，“档案可以被视为一种延展人类交流时空范围的重要手段，与其他交流手段(如口头表达和传统仪式)一起，帮助信息传统，从而维持记忆的世代相传。”[8]档案学界对于档案记忆更是多有论述，基本的共识是，档案和档案馆是集体记忆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早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国际档案事理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夏尔·布莱邦就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省、行政机关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9]这个经典的表述成为全世界档案工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信奉与遵从。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为主题，引发了与会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2011年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中国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深刻阐述了档案记忆思想，他把西方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变化归结为四个范式：证据、记忆、认同和社会/社区，其中第一次范式演进就是从“证据”到“记忆”，表现为档案工作从被动地守护“自然”的档案遗存证据转向“积极的档案塑造者”，“有意识地构建公共记忆”。这个转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一直贯穿于档案工作的发展之中。从此“证据”和“记忆”就成了“档案行业最核心的对抗性二分法”，成了“档案这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之间充满张力，尽管对档案事业而言是一对矛盾体，但缺少了一方另一方也失去价值”。库克强烈反对忽略记忆的证据观，认为“没有背景丰富、上下文清晰的可靠证据，记忆不免虚假，失真，成为随意之念或无端的想象、虚构、空论。没有记忆的影响和需要，证据既无用亦无关。”[10]此后的范式演进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概念对立统一关系基础上的。
库克的论述颇有哲学意味和职业纵深感，他所言“范式”是指“思考档案的框架、档案心态或想象档案和管理档案的方法”，之所以界定于西方，是因为他“不得不局限于”他所熟悉的英文档案著述。[11]在我们看来，这四个范式也基本符合中国档案工作的发展进路。近年来，我国档案界逐渐增强了“记忆自觉”，档案工作者以维护和传承社会记忆为己任，并将此宗旨贯穿于馆藏建设、档案鉴定、利用服务等管理实务中，据不完全统计，已有50多家档案馆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挽回了一段段濒临消失的城市历史。[12]一些档案学者专注于档案记忆理论研究，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探究档案在集体记忆建构与传承中的功能与实现机理，丰富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思想。[13]
目前我们可以归纳出档案记忆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档案工作者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于集体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从这些观点出发，需要厘清、深化、转化的问题不胜枚举。
二、档案资源观
档案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信息资源，它所承载的国家、民族、社群、个体的过往历程正是集体记忆所要留存、追溯的对象。2008年初国家档案局提出了加强两个体系建设的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可见对于资源建设的关注与重视。
档案资源体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文件、档案的形成者、管理者有目的有意识地构建起来的。文件的创建及归档，档案鉴定、组织、保管及利用服务等管理活动，决定了哪些记录可以长久留存，哪些记录将随日月逝去，哪些记录可以开放性地融入活的集体记忆，哪些记录尚需在库房中等待。档案工作者的资源理念、管理规则和据此作出的判断对于国家档案资源构成具有决定意义。
在改革开放、信息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档案资源建设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拓展态势，与世界档案资源构成变化的方向相吻合，在一些方面进展更为显著。目前我国的档案资源从来源看，兼有政府、企事
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的档案；从种类看，兼有党政档案、业务档案、公众记录等；从内容看，兼有关于党务政务、经济、文化、科技、个人权益、民俗等方面的记录；从载体及形态看，兼有平面档案、多媒体、多图层等类型记录，诸如音频、视频、数据库、网页等，正在从“官方记录”为主型向多元丰富的社会资源体系发展，我国简约地述之为“大档案观”。
这种拓展和改变的目标，是使档案这种具有证据和记忆功能的特殊文献成为社会历史面貌的映射，在建构集体记忆中提供全方位的丰富的文献支撑，而不只是某个部分、某个断面、某个阶段的素材。在人类文明史中，“档案的空缺”酿就了许多抹不掉的遗憾，这种空缺可能源自统治者和档案工作者的故意，也可能是由于档案管理者在狭隘资源观引导下的某种无意，不管怎样，档案空缺“可能使完全倚重文件的历史研究失去效力，”因此，美国档案学者布劳因倡导“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建构过去转向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14]可以说中外档案工作者对当代档案资源建设的定向是一致的。
当今时代档案资源建设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数字档案资源的崛起，它在档案资源观中增添了重要的新视角和新元素。在茫茫数字海洋中，如何识别、认知具有档案特质的文件信息，如何判断电子文件、档案的效力和价值，如何搭建数字资源与实体资源的关系都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明晰。现实的情况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大部分实体档案是资源存量，增量部分日益转向数字资源，而且实体资源的数字化在广为推进中，这种趋势必然并已经波及档案馆的资源状况。这样推算，在档案资源结构中，数字资源的比重和效益一定会不断加大，成为不可无视和忽略的组成部分。而时至今日，由于观念、规则、惯性等原因，一些档案工作者尚未将数字资源纳入“档案资源”概念之中，这种认识在档案实践中也多有反映。
“档案资源”的含义大于“档案馆藏”，除了收藏进馆的一次文献外，也包括经加工获得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等开发产品，因此，档案资源建设更加具有可扩展性和创造性。对传统的档案文献，我们有了比较丰富的开发经验，而数字资源的可开发性极为广阔，前景极为可观，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想象力、能力和努力都还有很远的距离。
当今档案资源观的主流思想逐渐形成、清晰起来：档案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和社会资源；档案资源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面貌，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领域拓展；档案资源建设应该注重满足公众的需求和可获取性；数字档案已成为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收藏和开发是构建档案资源的重要途径；档案工作者是档案资源的积极建设者，对于资源质量、价值和易用性承担重要责任。这些观点的其中和其外，档案资源建设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三、“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构想
上述档案记忆观和资源观有着多方面的“交集”。集体记忆和档案资源都是“建构”的结果，建构主体的立场、观念、知识、情感都会投射到“建构物”的内涵与结构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主体和影响要素很多，它的可塑性相当程度取决于参与者当前的关注和理解。而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档案资源是一种经过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要素，它给关注者提供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通过这种方式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劳因认为：“档案正在成为理解、恢复和表达社会记忆这一挑战的中心问题。”[15]
在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档案观念的接壤处，孕育着档案工作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件十分值得去做的事情就是有计划地进行档案数字资源的开发性建设，构建数字资源库，为“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撑。
2010年11月18日，笔者在“2010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记忆’与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讲演，阐述了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课题组的有关认识和设想，此后又多次就这一主题发表讲演。我们倡议全国档案机构开展大型数字资源建设工程——“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即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记录反映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提供全民便捷利用的数字资源库。各地区、各行业可分别以本地区、行业记忆命名建设子库，经日积月累，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的数字资源体系。
这个资源库将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它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记述以时间为经，事件(专题)为纬加以系统整理和展示，相当于数字版的中华文化全书，对于建构和保存中华民族完整、真实的集体记忆，普及和传承中华文化，增强国民归属感、荣誉感意义重大。
这个资源库将具有非常好的传播效能。“集体记忆”理论奠基人哈布瓦赫认为，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16]“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就是这样的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数字资源的共享性和关联性，网络平台的可互动性，使之可以最大限度地方便用户查询和交流，成为人们寻找“文字记载的历史”，唤醒“事件与感觉的记忆”，参与建构“随时间更新的鲜活的历史”[17]的重要媒介和依据。
这个资源库具有非常广的拓展可能，基于内容丰富的多媒体数字资源体系，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再开发，形成多种多样的衍生产品，获得包括文化、教育、艺术、商业等方面的扩展价值。海内外优质的数字资源库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和经验。
档案机构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有充分的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两个方面是我们拥有丰富的档案资源和开发经验。“档案收藏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回忆的结构和能力。”[18]我国各级各类档案机构拥有覆盖不同历史时期各地区、各民族、各类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这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是建构社会记忆大厦最可靠、最合用的砖石。近年来全国档案机构大力开展档案数字化，积累了可观的数字文献资源可供建库。专题数字资源
库的资源组织与传统档案编研选题、加工、编排等业务多有相近。有不少经验可移植应用，在此基础上加强规划设计和技术攻关，循序渐进，积小成大，完全可以逐步建成一个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大型数字资源库。
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对于文明延续、文化传承具有重大深远的多重价值，中国档案事业也会从中多有受益：
首先，可以有效地改善档案资源结构，扩大资源范畴。资源是档案机构最重要的本钱，在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共同支撑档案资源大厦的时代，数字资源的匮乏无疑是档案资源结构的重大缺陷。泛在、实时的数字资源是巨大的信息源，舍弃这部分资源必然造成当代社会活动记录的残缺不全。传统档案资源的积累途径主要在于收藏，而数字资源则需要收藏和信息组织并重。将网络环境中真伪难辨、背景不清、冗余繁多的信息加以鉴别、整合、描述，使之体系化、结构化和信息单元固化，达到可查、可考、可证、可信，这些数字信息的资源价值才能充分实现。此外，根据现行规则，每一个档案机构实体资源收藏范围是基本确定的，而数字资源则没有明确的边界，很大程度上是谁建设谁拥有。以政府网站资源为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国会图书馆实施了网页归档计划，而英国国家档案馆也实施了政府网页档案馆(UK Government Web Archive)项目。无论是谁牵头建设的数字资源库，范围都可能涵盖档案、图书和其他资料，如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牵头建设的“美国记忆”，由图书馆与档案馆联合牵头的蒙大拿州记忆工程、亚利桑那州记忆工程，由档案部门牵头的纽约皇后区记忆工程同样都包括大量政府文件、历史档案、口述历史、照片、地图、剪报等多种资源。如果档案部门能够以“中国记忆”以及各地区、各专业系统记忆工程为题建设大型数字资源库，必将使可供利用的资源得到极大地丰富与拓展。
第二，可以明显增强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资源对于国家利益、社会发展和公民需求的价值与效果。长期以来，我国档案馆除了提供原件利用之外，还采用展览、编研、拍摄影视片等专题化、系列化方式扩大档案利用，对维护国家主权，还原事实真相、传播历史文化、建构集体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鞠德源先生潜心十余载，查阅数以吨计的历史文献，出版了100多万字的巨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以大量翔实的、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自十四世纪起钓鱼列屿就是中国的领土。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领衔主编的总计55册，2800多万字的大型史料汇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详尽全面地记录了日本在南京的残酷暴行，对于厘清南京大屠杀真相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史料明证。与这些传统的档案资源编研成果相比，档案网络资源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西藏“3. 14”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档案馆以视频形式在国家档案局网站公布了5个专题的西藏历史档案，有力地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国内外300多家中英文网站转载[19]。2008年，中央档案馆选取194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档案，以“共和国的脚步——1949年档案”为总题目，分52个专题做成系列网络视频陆续播出，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网络上引起了转载和评论的热潮。中央人民政府网、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腾讯网、中华网、中国新闻网等大型门户网站纷纷设立专题栏目，并多次在首页特别推荐，点击总量超过2亿人次，各地档案网站以及博客、论坛的转载更是难以数计，数字档案资源的社会影响力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工作者将以更广泛和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你环顾知识社会的其他群体，你将发现许多团体都在以各种方式展示他们的存在。有一种说法：‘存在即被感知——只有你看到才是存在的，而你看不到的就不存在’”[20]。如果档案部门能够以内容丰富的“中国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库服务社会，必然获得更多公众的“感知”，显示自身存在的重要价值，产生巨大的社会吸引力，对于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入人心的影响。
第三，可以大幅提升档案馆的公众满意度。档案馆对于公众最直接的意义在于获取档案资源，在“数字阅读”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档案馆必须有能力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数字资源，否则可能使原本就不甚熟知档案馆的利用者更加渐行渐远。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13亿，可见，以丰富的数字资源满足公众需要，是当今时代提高档案馆公众知晓度和满意度的特效途径。
现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马丁·博伦就职演说的结束语是：“一个档案工作者应是首先想到未来的人”[25]，特里·库克在以“铭记未来”为题的讲演中也指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和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26]。我们开展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视线从昨天连接到明天，“中国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库将为未来世界留下中华民族可资考证的生命图谱，后人将徜徉在这片“奇异的疆域”[27]中持续地建构和传承这个伟大民族的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