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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输入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原因探析

2016-03-16 12:4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自1631年李之藻译出《名理探》,国人始知有“络日伽”(Logic),但产生的影响并不大;1896年英国人艾约瑟译出《辨学启蒙》,人们才较系统的知道了西方逻辑学;自严复译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后,逻辑学方在中国产生影响:“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治学方法”111。尔后方为众多国人所重视和宣扬。逻辑学的命运之所以如此,这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背景有关。鸦片战争带来的深重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仁人志士向西方探索救国真理的要求。同时中国闭关锁国状态的冲破,使西方近代文化有了进入中国的可能。这种需要与可能正是包括逻辑学在内的西学对中国的输入的社会背景。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背景下,一些先进学人对逻辑学的引入和研究,使逻辑学东渐由可能变为现实。

  

  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对逻辑学的需求

  

  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总是社会提出需求与提供可能的结果;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效应与影响则与社会提供的条件有关。“科学史与科学观念的生长,与社会需要的历史,是密切结合起来的。科学是迅速地前进,还是被阻滞,要看怎样把科学为这个目的而自觉地加以组织”1I中国近代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挽救民族危机的文化,这种需要虽然不可能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社会的危机即旧社会结构解体时给各种新思潮传播造成有利时机;而中国需要的正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前者为体现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逻辑学的输入提供可能,后者又为逻辑学的输入提供需要。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一向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一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131。为了解除社会危机,爱国志士掀起了为了“制夷”而学“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变革活动。随着变革的深入,一些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已经把逻辑学作为使西方富强并能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内容而加以推崇。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王国维、孙中山等人无不认识到逻辑学的社会功能。例如,梁启超认为:凡一切政治法律生机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141严复认为学习西方的‘汽机兵械之伦”及学习西方的“天算格致”都不是学习西方的“命脉”,西方的“命脉”是“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I他把逻辑学看作‘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逻辑学的重视程度。总之,中国的富强、独立,在旧有的体制下已不可能实现,必须学习西方。一旦众人认识到逻辑学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时,也就开始引入逻辑学。

  

  二、逻辑学东渐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文化的交流一般是不同的文化自由结合,通过彼此的碰撞与冲突,最后促成他们的融合,文化的融合是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有机统一。因此,我们在吸取外来文化时,理应吸取其基本精神,这样才能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才能使异质文化在本土上得以很好的发展。但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如此,就西方文化输入而言,它是借西方军事侵略来实现的;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拒斥的,它是在肩负救国和启蒙的重任下,被迫地一步一步地接受西方文化——由器物到制度到观念,进而,中国文化也由器物至制度至观念嬗变。洋务派是在“对西洋文化认识不清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亦无法得到正确的了解和评价”161的状况下进行文化引入的,他们主张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的对原有制度的变革和辛亥革命对旧有制度的否定,完成了制度文化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变革中国人的观念,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等,这时要求学习的科学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逻辑学也只有当被派出的留学生对其有很好地了解,只有当人们认识到逻辑学为“学者之始基也7。“凡涉猎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云|行]为之门径也”18|。人们才开始学习、传播、研究和应用逻辑学。也正是在允许开设新式学校、允许学生留学、允许翻译西学的情况下,逻辑学才有可能广泛传播;也正是人们有了正确的逻辑观,才会应用逻辑学,所以说逻辑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国前这一时期,近代学人产生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法,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除了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把逻辑学当成形而上学来批判,尽管有些学人对逻辑学认识的不准确,但当时大多数学人没有否定逻辑学。

  

  一些学者把逻辑学作为变革中国学术的工具而引入和应用。王国维认识到逻辑学的重要,他便于1903年、1904年分别在南通师范学校、苏州师范学校讲授逻辑学;于1908年翻译著彳作《辨学》问世;他把文学科分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五科,其中每一科都设有逻辑学课;而且他借逻辑学方法等科学方法建立新史学。严复把逻辑学等西学作为“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梁启超称‘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深了”1 胡适认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冯友兰认为“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手指头°。虞愚认为‘以科学典籍皆从逻辑法则而成,不通逻辑,几如良将徤卒乏戈甲胄以为之籍,以攻不克,以守不克成。事实证明,他们借助这一“手指头”,金岳霖写出《论道》《知识论》,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贺麟成就了“新心学,等。

  

  一些唯科学主义者尽管存在着过分夸大科学方法的社会价值,而忽视对科学方法自身的研究,但是,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宣传和推动逻辑学传播的作用。例如,丁文江认为科学的万能和普遍在于它的方法(胡适等人也持此说)并认为在知识界里科学无所不包。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凡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以认为科学。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的普遍的原贝IJ,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的。

  

  一些学者用传统逻辑的框架来研究墨家辩学,这对逻辑学的传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1897年孙诒让受逻辑学和因明学的启发,首先关注“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墨经》“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此后,始有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学”和‘中国逻辑学史”的系统研究。1904年梁启超著成《墨子之论理学》,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了墨家逻辑。1917年胡适完成了《先秦名学史》,从而有了第一部中国逻辑史专著。撇开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不说,这些研究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积极意义表现于:一方面,就研究者而言,他们必须明白逻辑学,这样他们才能进行这种研究;另一方面,“这种借助《墨辩》以介绍逻辑学的做法,可以结,从而顺应了人们的接受心理”114。当时翻译逻辑学著作的许多学者也是如此,他们将“L^gic”翻译成“名学”“辩学”。这样给人一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后来中绝而未能发展而已的安慰,起到了借一些学者的国学情剌激其对逻辑学的兴趣的效果。

  

  三、逻辑学家对逻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的贡献

  

  严复、罗素、金岳霖等逻辑学家翻译、宣传、讲授和研究逻辑学的工作,使得逻辑学成为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1.严复

  

  严复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翻译逻辑学著作、宣传逻辑学的价值和他的示范作用等几个方面。

  

  有深厚国学功底、本是被派出学习西方军事的严复,有着与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151一样的抱负,以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为己任,肩负起传播西学的任务。他把逻辑学作为翻译的重要内容,先后于1905年、1908年译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他说:“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116由此看出他翻译的苦心。

  

  严复积极宣扬逻辑学的价值,唤醒国民的逻辑学意识。“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他认为中国旧学因缺乏逻辑而错误百出,“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诫妄乎?此学术之所以之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1181。中国旧学“若以名学法例,绳吾国九流之学,则十八九皆丐问眢词“无论哲俗诸家,犯者尤重而西方文化的先进,其中培根的归纳逻辑起了首要作用,他在《原强》—文里这样说: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培根——引者注)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自古学术不同,而大经不出此二者(归纳和演绎——引者注他在《救亡决论》里说逻辑学‘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练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之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诫者不能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洞|恫|疑虚喝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他还把逻辑学分为内籀(归纳)和外籀(演绎)两部分: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谘其术而已矣。也正是他对逻辑学的大加称颂,当时社会才出现‘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的现象。

  

  严复对逻辑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正如英国学者伍德所说,“中国人对著名学者的高度尊敬犹如对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的崇拜。中国人确实有尊重名学者的习惯。像严复这样的著名学者,他译出《天演论》后10年里,出版30多种版本,许多人都为《天演论》所吸引,鲁迅“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像这样有影响的文化界社会界名人,其翻译宣传逻辑学,达到了名人效应的目的,起到了示范作用。自此逻辑学开始在

  

  著作开始被大量地翻译,出现国内学者的逻辑学著作教材,有的学者把逻辑学作为工具应用于国学研究。所以,章士钊称‘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者,侯官严氏允称巨子。本篇译泰半宗之,译文间亦有取,用示景仰前贤之意。严复对逻辑学传播的贡献,有的学者是这样评议的:“吾国逻辑之学,素不发达,思想笼统,成为心习。先生首先翻译西洋逻辑名著,提倡慎思明辩之风,其功实伟。

  

  2. 罗素

  

  世界著名的逻辑学家罗素(BertarnlRu^ell)对逻辑学的直接贡献在于其来华讲演数理逻辑。1920年罗素应邀来华讲演,数理逻辑是其讲演的内容之一,虽然他介绍的是数理逻辑的基础知识,但是他开了数理逻辑输入我国的先河。引起了知识界众多学者的兴趣。张申府在罗素来华之前,就开始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发表《罗素》一文,称赞罗素对数理逻辑的贡献,之后,他又翻译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1921年7月惟一日报发行《罗素及勃拉克讲演集》,其中包括数理逻辑内容;1922年8月共学社出版了傅钟孙、张邦铭的翻译著作(罗素算理哲学》等等。

  

  自此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如金岳霖、汪奠基开始从事数理逻辑的宣传、教学、研究工作。罗素影响了一些中国数理逻辑学家。金岳霖就深受其影响,他说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部是罗素的《PrincipleofMathemtics»,一部是休谟的《Treatise》由此他“在思想上慢慢地与Green分家”,开始“着重分析’。

  

  3. 金岳霖

  

  由‘我觉得它很好玩”1266的兴趣到成为一位著名的逻辑学家的金岳霖对逻辑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介绍和研究数理逻辑、培养逻辑学人才、组织逻辑学学会等方面。金岳霖著成《逻辑》一书,发表大量的逻辑学论文,对传统逻辑、数理逻辑、逻辑哲学等逻辑学领域都有所研究。他于1927年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数理逻辑,培养出如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王浩、殷海光等逻辑学家。并于20世纪30年代与沈有鼎、张东荪、张申府、汪奠基等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曾组织逻辑学学会,讨论研究逻辑学问题。这些工作对于逻辑学的输入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也正是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特殊背景下,逻辑学输入中国,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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