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发展的重要性文献，对我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扬作为毛泽东的阐释者，在1962年提出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对“为工农兵服务”扩大性的阐释这一观点，更是触动了文艺政策的敏感神经，改变了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路线与方向。
关键词：《讲话》；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结合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创造性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成为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发展的指导性文献，深刻而明确地解决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给文艺工作者指出明确的方向，对中共当时的整风及执政后的意识形态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62—1966年间，我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对《讲话》的接收与传播，依然保持持久的强劲态势和许多鲜明的特征。基本上每隔十年，全国各大报刊都会刊载关于《讲话》的纪念性文章。在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正是这篇文章中国的文艺路线发生了改变，也正是这篇文章周扬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折。
196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文艺思想中一些“极左”思想，这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而这种“极左”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分别在1951年和1953年提出了“百花齐发”和“百家争鸣”，并在1956年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确实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但也只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以及1958年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大跃进”和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文艺界陷入了寒冷的“冬天”。从五四走过了一大批作家在这种形势下普遍“失语”，已经再也没有积极探索文艺的精神了。周扬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左翼运动历史上的对手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都挤压出去，在完全掌握了文艺界的领导大全之后也深深地感到其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文艺界纠左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经反复修改后又以《文艺八条》为正式文件下达落实。可以看做是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力图挽救已经被政治运动严重伤害了的文艺事业的努力。[2]因此在1962年《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撰写的社论中，公开提倡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求替换过去狭隘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概念。在此社论发表的两三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抓阶级斗争，接着在1962年9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尖锐地指出：“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就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学艺术工作便又开始紧张起来了。“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当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文化战线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就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几乎完全否定了周扬等人的工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周扬认为，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文学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者，随着各种运动的发展，他发现“为工农兵服务”在理解上会比较狭隘和片面，他总是力图结合着变化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势来扩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周扬是毛泽东的追随者，一直执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但在五十年代后期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开始产生了距离，在文艺形势的预测中也存在差异。周扬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在这件事上出现了偏差，一厢情愿地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替换了“为工农兵服务”。在《讲话》中，毛泽东也提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领导革命的阶级，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是革命战争的主力，是革命的同盟者。而周扬认为“今天”已经不同了，就把人民群众扩大了一点“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只是将同盟者的范畴扩大了一点，这就背离了毛泽东的原意。毛泽东不满周扬这一“篡改”，在之后的会议上主张抓阶级斗争，周扬被冷落也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在姚文元等“新秀”的冲击下，在毛泽东对他的不满中，被打入大牢。这段时间，周扬的人生从最高点跌落到最低谷，这也促使他对自己对整个中国文艺界进行了深刻反思。1963、1964年周扬和他领导的文艺、宣传等部们的工作不断地受到了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至文革的前夜，周扬作为“文艺黑线”的领导者和“反革命两面派”彻底被打倒。
尽管多年来，周扬紧紧追随毛泽东的步伐，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被“五四”文化精神熏陶出来的新文艺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掌握政治大权，一方面又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在他的“双重身份”之间徘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革命政治家在看待文艺功能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异。周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或者说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执行工具，面对文艺界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各种文艺观点，周扬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也正是他没有一味的“追随”毛泽东后来“偏激”的文艺政策，才使他逐渐失势。周扬、邵荃麟等意识到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而建立一种与人类精神遗产（尤其是他们所熟悉的欧洲、俄国文学遗产）牢固继承联系
的，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精神魅力的文学，这一理想，使他们无法将文学当做一种工具性的手段看待。[5]因此，作为文人与官员的周扬，在“道”与“势”的挣扎中所显示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品性与操守，还深深地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难以割舍的关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出当时中国整个文艺界或者说整个文学所具有的某些特征。[6]历史证明，文艺与政治一直处于暧昧的关系，当一个国家越是统一，文学越是难放光彩，鉴于1949年刚刚建国，无产阶级文艺观念中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毛泽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特殊观念，十七年政治思想和文艺创作过程中，必然要趋于文学思想的统一化运动。《讲话》中毛泽东重要的文艺思想观点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周扬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将“工农兵”这一无产阶级群体夸大到包括其他成分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去，为之后的“全民文艺”批判运动留下不可磨灭的把柄。这种极左的思想干扰了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也是十七年文学成果极少的原因，再加上姚文元等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错误的利用，将《讲话》作为文艺文化路线的“照妖镜”，终导致了日后长达十年的文化灾难。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辩证客观地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被“四人帮”等人利用成为阶级斗争的批判工具，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却在中国的文艺事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与马克思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推动了特定时代下的文艺发展，为文艺者指明了方向，即使在今天依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文中相关引用全部出于此，不一一赘述.
[2]陈思和，刘志荣，关于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重新思考[J]，文艺理论研究1999（5）.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144-145.
[4]《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大革命》，解放日报[N] ，1966年4月19日，第1版.
[5]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4）：135.
[6]臧晓冉，1949-1966年周扬研究[J]，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作者简介：马涵一（1987--），女，辽宁本溪人，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耿鹏（1986--），男，河南安阳人，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